利息税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利息税（Interest Tax）

　　利息税是“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简称，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人民币、外币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始于1950年，当年颁布的《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存款利息征收10%（后降为5%）的所得税，1959年利息税停征，1999年再次恢复征收。开征税率为20%。目前利息税税率为20%，2005年国家利息税征收357亿元，占财政收入1.1%。

　　在当前国内负利率状况下，取消和减低利息税征收已箭在弦上，如果这一政策实施，对股市影响偏好。减税会刺激居民消费，并带动相关公司业绩增长。但如果这一政策实施的背景是为打击通货膨胀，取消利息税很有可能是加息的前奏，理论上会给股市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利息税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多年。针对这一问题，财政部在2006年5月就发文为利息税正名。财政部专家称，“税种的首位功能是组织财政收入，其调节功能只是派生的，后者不能凌驾于前者之上。”利息税由银行代扣代缴，征收管理比较简便，征税成本低。利息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来源之一，2004年国家征收利息税320多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28%。若想立刻取消，必将损害国家财政和银行系统的既得利益，这应该是影响取消利息税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财政部专家称，“征收利息所得税有利于更大范围公平的实现。”在大多数存款为少数人拥有的情况下（有研究报告称，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即便是税率一刀切，没有起征点，利息所得税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存款多的，多缴税；存款少的，少缴税，仍然符合公平纳税的原则。而且，通过利息所得税组织的财政收入用于“三农”、用于低收入阶层、用于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

　　恢复征收利息税的理由有二：一是为了抑制储蓄的过快增长，“把储蓄赶出去”，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二是为了缩减贫富差距。

　　利息税的征收对抑制储蓄的增长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相关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2000年只有60000亿元，利息税收入150亿元。2001年储蓄存款余额为70000亿元，增长比率为16.7%，利息税收入为279亿元。2002年储蓄率增长比率达到24.29%，而在2003 年更是达到最高增长比率26.44%。同样，利息税也就逐年增加，2004年利息收入达到320亿元。储蓄率从2000年到2004年，每年都以10%以上的比率递增。这说明，征收利息税无法阻止储蓄的增长。大量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吃利息”，而是由于对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目的是为日后养老、子女教育、防范失业等做准备，不论利息税多高，这些储蓄都不会有明显减少。利息税对分流储蓄的作用因此而变得无效。

　　利息税的增收同样也没有能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从1996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居民消费由1996年的32152.3亿元逐年递增，到2004年已经达到58994.5亿元。居民最终消费构成在1996年最高为80.4%，到1999年下降为79.1%。2000年由78.6%下降到2004年的78.2%。这说明，尽管居民消费绝对数每年递增，观察消费构成就可以看到；在开征利息税后，居民消费再也没达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更是逐年减少。当然利息税只是影响消费的一个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可以证明，政府试图通过征收利息税来刺激消费的目的收效甚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再加上利息税，很多时候存款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这等于间接减少了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从来都是刺激消费的强大推动力量，开征利息税等于反其道而行之。

　　利息税也没有能够缩减贫富差距，相反，从开征利息税至今，恰是我国贫富差距以更快速度拉大的时期。我国的储蓄状况是，80%的人拥有20%的存款，而我国的利息税征收既没有采用世界各国通行的所得税收优惠原则，也没有采取累进税率的规则，而是按照20%的比例“一刀切”征收，这对富人的影响有限，而对穷人尤其拥有预防性储蓄的损害则比较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社会公平。

　　利息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中低收入民众，这是由于在中国的投资渠道比较缺乏，股票期货市场不完善，没有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导致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储蓄只能存入银行，不敢进行风险投资获取较大收益。富裕阶层的钱除了保障其优越的生活开支以外，剩余的钱要么投入再生产，炒股或者房地产，几乎不会用于储蓄。征收利息税更是让富裕阶层极少存款，所以利息税对这部分民众影响很小，利息税主要还是中低收入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