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莱维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史蒂文·莱维特又译：史蒂文·利维特(Steven D. Levitt)

　　莱维特现为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曾在2003年获得过克拉克奖，被称为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作为实证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把经济计量方法成功地运用到通常认为难以进行实证检验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如青少年犯罪成因、选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和甄别作弊行为的机制等。他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像是一颗苹果，用经济学的剖刀切开，里头竟然是橘子。

　　2005年5月，一本名为《魔鬼经济学》（也有翻作《苹果橘子经济学》）的著作在美国问世，果然引发了“魔鬼”效应，该书曾以31国语言出版，在美国更是狂销900,000册，持续47周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这是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写出的经管奇书。作者就是有着“全美最有趣大脑”之誉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1967年出生的莱维特，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

　　莱维特长得弱不禁风，他自称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但他的学问却独树一帜，赢得了同行的足够尊重。莱维特获奖无数，其中包括2003年美国克拉克奖。

　　作为实证经济学家，莱维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经济计量方法成功地运用到这些通常认为难以进行实证检验的社会现象中。他更像聪明而好奇的探险家，擅长于发现问题的关键特征，并寻找到新数据和构造新方法。他还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把文章取材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犯罪率一路高涨。法学、社会学、生理学等学科倾向于从道德角度把犯罪人看成是异常人，把犯罪的成因归结为罪犯的心理、遗传特性及社会环境。他们认为青少年罪犯没有道德观念，冷酷无情，犯罪没有明确的动机，不考虑作恶可能导致的惩罚。

　　1998年，莱维特在《青少年犯罪与刑事处罚》一文中，运用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来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他认为，青少年罪犯也是完全具备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会仔细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谋求利益最大化。莱维特验证了1978年至1993年间美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与青少年司法系统处罚力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强相关性。

　　2000年，莱维特在《街头贩毒团伙财务状况分析》中，分析并检验了青少年参与贩毒行为的“收益最大化”权衡。他发现，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来说，贩毒团伙提供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他们从事合法工作的收入，因此贩毒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然而，贩毒团伙中低级成员的收入要低于其从事合法活动的收入，且承担风险高，似乎得不偿失。莱维特认为，这并不违背“收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低级成员可兼作一些临时性合法工作而获得较高的总收入；另一方面，团伙头目的高收入水平成为低级成员努力工作的激励和目标。据此，莱维特的政策建议是，干预劳动力市场，增加合法收入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犯罪率一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令犯罪研究专家们大跌眼镜。莱维特直言，最高法院于1973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才是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关键所在。他的逻辑是，选择堕胎的少女往往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成长环境，如果强迫她们生下孩子，那么孩子成长环境很可能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堕胎合法化使得这些潜在的罪犯胎死腹中。在其详尽有力的数据面前，美国学界信服了。

　　美国的议员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联邦政府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的影响、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的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的力量不可忽视:国会重权在握,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权批准联邦预算,实际上掌握着联邦财政收支大权,国会的各个常设委员会则掌握着联邦财政分配的权力。国会中议员的权力自不待言,重权在手的国会议员能否通过其政治行为影响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如果说议员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制订或财政的分配来为他所代表的州争取更多的利益,那么,这两个手段哪个更为重要?政治组织.尤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莱维特1994年的一篇工作文稿《议员制度和州经济增长》研究了这些问题。

　　大多数研究认为,国会议员会尽力为其所代表的州谋取经济利益,支持本州的经济增长,莱维特对此也持认同态度,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验。但议员们怎样对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资历”说.认为议员们影响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议员的资历,它衡量了议员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常设委员会或本党占据领导地位的资深议员能够左右政策制订,将经济利益分配至他所代表的州,即使这些资深议员并不在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但他们仍有足够的谈判能力来影响经济利益分配。另一种是“委员会”说,认为是常设委员会,而不是单个的资深议员,才有能力影响经济利益的分配。既然是委员会有决定性权力,那么,委员会中的多数党则实际掌握了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莱维特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同时、独立发挥作用的,此外,他认为议会中的多数党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对以上两种理论进行了折衷,建立了一个包含上述议员资历、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各州政治竞争程度(反映政党作用)三个因素的计量模型,分别就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能否对社会现象进行检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给各变量进行赋值,这也是使很多社会现象无法检验或无法精确检验的原因。在这方面,莱维特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他总是能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使得度量检验变量成为可能。在这个模型中,他巧妙地给各个变量寻找到了度量标准,他以各州人均收入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按议员的任职年限将议员分为不同的等级来度量议员资历;根据常设委员会的职能、委员会中各州代表数量的比例确定它在国会中的级别;用各个州中等、低等资历议员的比例及该州前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两个指标作为各州政治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

　　检验过程也体现出了莱维特高超的证明技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首先用1953—1990年间的总体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然后将这一期间根据政治体制的变化以1974年为界分为两个样本区间,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在每次检验中,又将议员资历、专职委员会的作用、各州政治竞争程度这三个变量分别加入并逐一进行了检测。以1953-1990年的总体样本对仅包括议员资历这个主要变量的初始模型进行了检验,表明:对南方各州而言,资深民主党议员比例高的州,经济增长率较快,比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要高出2.4%。每增加一个资深民主党议员,经济增长率要提高0.25%。议员资历和经济增长两者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类似于u型的二次函数关系。中等资历议员占多数州的经济增长率最低,而低资历议员占多数的州也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莱维特认为,这是政治竞争在发生作用,因为有较多的低资历议员说明这个州的政治竞争激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趣的是,这个规律显著适用于民主党议员.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并没有表现出这个规律。莱维特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党派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国会两院是由民主党控制的,所以,虽然在共和党控制国会期间,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经济增长要快于民主党人控制的州,但毕竟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时间很短.样本量较少,不足以支持严格的计量检验。

　　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常设委员会这一变量后,莱维特发现一个州在常设委员会中的议员人数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州在常设委员会中每增加一名议员,那么,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1%。同时加入这个变量后,议员资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这也证明了议员资历和专职委员会这两个变量之间不相关。

　　最后,加入政治竞争这一变量后,检验结果表明这个变量也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州议会中的民主党员占多数时,经济增长速度会较高。在议会中多增加一个民主党员,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0.06%,而由于共和党长期以来均为少数党,所以共和党议员的增加没有明显表现出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另外,衡量政治竞争的另一个指标——该州前次总统选举中的民主党候选人得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也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同向变动关系,差异越大,说明竞争不激烈,则经济增长速度要减缓,得票率每差异5% ,经济增长速度减缓0.01%。

　　1953-1990年这40年间的数据未能反映出这期间的美国政治制度及世界局势的变化。1970年代,美国的议会改革使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大大削弱,相对增加了普通委员的权力,因此,资深委员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转移支ll6付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能力也大大增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使美国经济增长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莱维特以1974年为界,将1953-1990年近40年的期间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两个区间内分别对他的模型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议员资历及政治竞争程度这两个变量的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资深民主党议员比例高的州依旧出现了高于平均数的增长速度,尤其在1974年之后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政治竞争程度在两个期间的作用没有表现出大的差异。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业委员会中各州议员的数量在1974年前和经济增长率强度相关,而军事、公共事务委员会中各州议员的数量在1974年之后与经济增长强度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

　　如果议员资历、常设委员会的职能和级别、政治竞争等因素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以前的研究认为这些政治因素可以影响联邦政府经费在各州之间的分配,莱维特检验了这三个因素和占联邦政府采购75%的国防支出的关系,并没有发现确定的相关关系。莱维特推断,除影响联邦经费的分配以外,更重要的是议员们还可以通过制订或废止一项法律、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来影响各州的经济增长。而这些因素还难以进行精确的度量和检验,这也是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方向之一。

　　议员们出于什么目的来支持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呢?普遍认同的理论认为,更多的联邦政府的财政分配会帮助在任的议员赢得连任,对连任把握不大的议员们为了争取连任,最关心的就是积极为自己所在的选区争取更多的联邦财政经费,以取悦选民。莱维特也支持这个观点,但作为实证经济学家,他更关心的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进行准确的度量。莱维特1997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的文章《联邦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结果的影响》对此做了研究。

　　在莱维特以前,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计量检验,但结果并不支持这个理论。莱维特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理论忽略了竞选结果与联邦财政经费分配之间还存在一个变量——竞争者的挑战(electoral vulnerability),这个变量同联邦财政的分配正相关,而与竞选结果负相关。即在任议员在竞选中受到的竞争者的挑战越激烈,那么.连任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任议员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积极争取联邦财政经费以换取选民的支持。这样,联邦财政经费的分配和竞选结果之间的关系便不确定了,更多的联邦财政经费可以帮助议员连任成功,但同时议员争取联邦经费的活动也显示出议员对连任成功的把握不大,更多的财政经费意味着连任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其次,这个理论也夸大了单个在任议员在争取联邦财政经费中的作用。其实,联邦政府给予一个州多少财政分配,要取决于诸如州长、市长、其他议员等多方面的力量,而单个议员的作用只能影响联邦经费在本州各个选区之间的分配。最后,联邦财政种类多样,性质各不相同,对议员竞选也有不同影响,如果不区别对待,将大大影响计量检验的效果。

　　为了能够准确度量联邦财政的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莱维特创造性地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议员所受到的竞选挑战来自于其所在的选区,议员对联邦财政分配的影响也只是局限于各州的选区之间,因此莱维特把研究的视点从联邦经费在各州之间的分配缩小至联邦经费在一个州中几个选区间的分配,用各选区的数据资料来检验联邦财政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其次,因为议员面临的竞选者的挑战这一变量难以直接度量,所以,莱维特引入了一个工具变量——联邦财政在本州其他选区的分配。这个变量和联邦经费在某个州各选区之间的分配相关,但与本选区在任议员面临的竞选者挑战小相关,因而和竞选结果不相关,因此,这个变量就能够替代竞选者挑战,把竞选结果对联邦财政的反向关系分离出去。这样,对一个州中其他选区获得联邦财政经费数量的增量变化进行计量分忻.就能准确度量联邦经费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最后,莱维特对联邦经费的用途进行 区分,把它们分解为两大类,一类是“变化程度大”(high variation)的项目,莱维特也称之为“非转移支付”(non—transfer outlay)。这种项目数量众多,针对特定的项目进行支付,如农业补贴、城市交通治理、环境治理、特殊教育和科研项目等。用于这种项目的联邦经费容易受议员的政治活动左右,并且也可以方便地作为议员们的功劳来争取民心,因此,莱维特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支付对议员竞选结果的影响较大。另一类称为“变化程度小”(1ow variation)的项日,莱维特也称之为“转移支付”(transfer out—lay)。这种项目主要有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低收入 住房补贴、退伍士兵补助等。这些项目虽然种类少,但金额占了联邦财政的75%。莱维特认为议员们对这类支出的影响力不大,因而对议员的竞选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经过这样的处理,联邦财政分配对在任议员竞选的影响就可以较为方便地测定了。莱维特的检验表明,联邦财政的非转移支付对帮助在任议员赢得竞选的贡献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个选区中人均100美元的增量将帮助在任议员赢得2%的选票;而联邦财政中转移支付与在任议员竞选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莱维特的检验结果证实了人们的推测,在任议员在选举中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为在任议员争取到5—9,5%的选票。这也说明了美国每次国会选举中只有不到5%的议员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这一现象:经济增长对帮助议员连任也有不小的帮助,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帮助在任议员赢得0.45—0.63%的选票,这也说明了联邦财政转移支付不能有助于在任议员的原因,因为转移支付增多,说明本选区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好。党派的作用在莱维特的检验结果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控制了国会,因此上述的检验结果在民主党议员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 莱维特的实证检验不仅证实了这一理论,而且大大深化了这个理论:

　　竞选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色,在美国,各类竞选五花八门,花费在各类竞选中的费用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这个趋势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竞选制度的担忧,甚至有极端的人士把这种竞选称为“金钱政治”或是“富人游戏”。竞选费用和竞选结果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增加竞选费用会得到更多的选票,那么,这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会不会大到出现“购买”竞选结果的现象?如果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那么,怎样解释日益增高的选举费用?竞选者又是主要依赖什么来获得选民的支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以民主自居的美国宪政体制的运行基础。这样,竞选活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莱维特1994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文章《用候选人相同的竞选来估计竞选花费对美国众议员选举的影响》对此进行了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挑战者的竞选花费对选举结果有积极的影响,而在职者的花费对选举结果影响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影响。莱维特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成果值得怀疑,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横截面(cross sectiona1)数据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会产生两种偏差:

　　(1)无法准确度量竞选者获取选票的能力,这夸大了挑战者花费的影响,高素质挑战者不仅有能力赢得更多的选票,也有能力获得更多的竞选资助;

　　(2)忽略了地区间的差异,如在传统的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民主党不易获得资助,相应地,在任共和党议员也没有必要获取太多的资助,这会减小在职者花费的作用。

　　为了避免这两个偏差,莱维特创造性地重新设计了检验的场景,选择以候选人相同的选举作为样本总量,这样的样本中就不存在选举人能力和地区间的差异,竞选花费成为惟一影响竞选结果的变量。莱维特选取了1972-1990年间的633次这样的竞选作为样本,样本数占这一期间选举总量的15%。经过检验,莱维特发现,不论是挑战者还是在任者的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几乎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每增加1O万美元的花费,只会给挑战者增加0.33%的选票,对在职者的影响更小,只增加不到0.1%的选票,相对于议员连任成功平均45%左右的得票率,这种影响简直是微不足道。

　　莱维特检验所得的数据不仅大大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也不同于人们通常的认识。在美国,各类选举的花费急速增长,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少数富有阶级才有资格参加的活动。如果正如莱维特的检验结果所表明的,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又怎样解释庞大的竞争花费呢?莱维特是这样解释的,其一是因为与竞选成功的收益相比,筹措竞选经费的机会成本非常小,所以即使竞选花费效果不大,因为钱来得容易,多花一些钱也无所谓;其二是因为这些政客们不像他莱维特一样,他们还不明白竞选花费多少无关紧要这个道理。

　　总而言之,莱维特最重要的目的是给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正名”,他表明,有些民众所担忧的所谓“金钱政治”是不存在的,就像有钱不一定能拍出好电视剧一样,竞选结果也是不会用金钱所能“购买”到的。庞大的竞选花费虽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选举体制是不会把高素质的候选者排除在外的。莱维特也因此对联邦政府对竞选花费采取各种控制措施不以为然,认为它们不但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相反却使在职者得利,不利于高素质的候选人赢得竞选。

　　莱维特认为,议员们的竞选不会被金钱所左右,那么进一步说,当选议员们在执政时也应当是客观而严肃的。对此,莱维特深信不疑,并用计量检验方法进行了证明。在他1996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ER)的《参议员怎样投票?揭示政党路线、投票人偏好、参议员自身观念的作用》文章中,莱维特对参议员针对国会提案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研究。

　　在莱维特以前,参议员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形成了几个代表性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因为议员支持者要为议员选举提供财力支持,所以支持者的偏好(细分为全州范围内及选区范围内支持者的偏好)决定了议员的投票行为;一种理论认为,议员为求得连任需要党派力量作为后盾,所在政党的路线决定了他们的投票行为;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议员自身的观念(Ideology)在投票行为中起了决定作用。莱维特认为,这些都是议员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将它们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却有失偏颇。并且这些变量,尤其是议员的观念,都难以观测,这些理论也没有通过严格的计量检验。莱维特则设计了一个包括所有这些变量的计量模型,对它们的作用逐一进行了检测。

　　在检测中,莱维特所擅长的寻找代理变量的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莱维特沿用得到普遍认同的ADA分数(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Score,度量议员政治倾向的标准,议员在每次投票中均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得100分,在投票中总是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得0分)为度量标准来衡量每个变量的作用。议员本人的政治活动行为也由ADA分数度量。议员在全州范围内支持者的偏好以本州所有议员ADA得分的平均值 为代理变量,议员所在选区支持者的偏好以议员所在州的同一党派议员ADA平均得分为代理变量;政党路线以本党“党魁”们及全党议员的平均ADA得分这两个变量为代理变量=莱维持没有为议员观念寻找代理变量,既然影响议员投票行为的所有因素只有三个,那么支持者偏好、政党路线两个变量影响程度之外的所有作用都可以归结为议员观念这一变量。莱维持以1970-1990年间112名议员的1259次投票结果为样本。

　　这样处理后,莱维特的检验表明:全州支持者偏好在议员投票行为中的作用是l0--l3% ,与议员所在选区支持者偏好所起的作用相仿,两者相加所起的作用为22% ;政党路线虽然也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可以视为是独立的;剩下的部分可全部归结为议员自身观念的作用,占到了50—70% 无疑,这是议员投票行为中最重要的决定变量,说明议员在投票中不会太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左右,能客观做出自己的判断。

　　莱维特的研究结果表明,既然竞选花费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议员的行政行为也不会受到金钱及政党太多的干涉,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说明不论广大民众还是议员们都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那么所谓“金钱政治:’肯定是不存在的了。

　　几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各州对中、小学三至八年级的学生进行统一考试以测试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且据此考察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些州还规定据此对表现出色的教师进行奖励。

　　学界认为，这种考试一方面会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激励，但他们担心这种考试会使教学变成为应试教育，并且使一些教师为达到标准而进行作弊。这种担心终归是一种猜测，最终结果要靠事实和数据来证明。

　　莱维特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2003年的两篇工作文稿《烂苹果：对教师作弊普遍性及预示指标的研究》、《抓住作弊者：理论应用试验的结果》中，莱维特构造了一种方法使人们能判断是否存在教师作弊行为及作弊的普遍程度。

　　教师作弊手段可谓多种多样，如可以事前分析考试规律，围绕考试内容来授课。莱维特认为最不道德的手段是教师、校长及学监串通在考试中作弊，比如延长考试时间、放松考场纪律，甚至篡改学生答题结果。莱维特认为如果教师采用后一种手段进行作弊肯定会在学生的答案中留下一些线索。

　　他认为如果一个班级存在作弊行为，那么会有三个显著特点：

　　（1）作弊当年考试成绩优异；

　　（2）作弊发生的次年成绩显著下降；

　　（3）学生答案分布异常。从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出发，他设计出甄别教师作弊的两组指标，一是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二是学生答案的异常分布。

　　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可以得到精确的数据，但答案异常分布的测量则困难得多。首先，莱维特分析了确定无作弊行为的考试中学生答案的分布情况，以此作为测度的基准，然后，用四个指标来测试不同作弊手法对答案分布的影响：

　　（1）一个班中一组相连续的问题答案的异常地趋同，这说明教师的作弊手法初级；

　　（2）班级之间学生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如果教师随机更改答案，那么这个班级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将会提高；

　　（3）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对不同问题答案的相关程度。如果学生对有一些问题的答案高度一致，而对其他问题的答案则平均分布，说明教师有可能更改了一些特定问题的答案；

　　（4）不同班级间学生对不同难度问题答案的差异。对于不同班级中得分相同的学生来说，如果简单的问题回答错了，但困难的问题却回答对了，说明其中有教师作弊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班级成绩波动幅度大，但答案分布差异不大，说明教师没有作弊；如果这两个指标的差异都比较大，则有可能出现教师作弊。

　　莱维特没有像其他“学院派”学者那样，局限在高深的数据、模型、理论建构里打转，而是把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经济学门外汉亦很易上手甚且着迷的“小品”，促成了《魔鬼经济学》的诞生。在书中，他通过发掘许多看似幽默怪诞，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试图帮助人们打破传统智慧的束缚，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莱维特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像是一颗苹果，用经济学的剖刀切开，里头竟然是橘子。这种剖刀凭藉的是经济学里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从最有趣而关键的点切入。

• 史晨昱.《莱维特：用经济学透视社会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