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凯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

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 1929— ）美国心理学家，对婴儿和儿童的认知和情绪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气质的形成根源的研究十分著名。他的研究表明：个体气质的差异既受环境影响又受基因制约。1987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他的父亲是个商人，凯根 1950 年在拉特格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1 年和卡兹曼（Cele Katzman）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1954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应聘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执教一年，又作为心理学家在美国陆军西点军事医院任职两年，1957 年进入位于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Yellow Springs）的费尔斯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59 年升任心理系主任，在这里他负责分析纵向档案中所含有的数据。这项研究结果促使他与 H.A.莫斯合作出版了《从出生到成熟》一书。该书荣获美国精神病学学会 1963 年的霍夫海默奖金。由于获奖，促使凯根和他的同事继续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是称之为反射 - 刺激的个体差异，预测学龄儿童在饮食反应不肯定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第二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对个体在行为质量和动机质量上的差异进行预示的时间。后来，凯根在《幼儿时期的变化和继续》、《幼年期在人的发展中的地位》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幼儿决定论学说，认为成熟因素对生命的开头几年所能观察到的行为表现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1964 年以后，他执教于哈佛大学心理系，后来曾任哈佛大学脑行为系的系主任。在哈佛期间，他致力于儿童气质类型的研究，尤其是 0－10 岁儿童发展的相关问题。他以跨文化和纵向研究的形式探究儿童内在气质和外在文化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其中他对婴儿和儿童认知与情绪发展，特别是对气质形成根源的研究十分著名。他的研究表明：个体气质的差异既受环境又受基因的制约。1987 年，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布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94 年获美国心理学会 G.S.霍尔奖。

　　在他看来，与大多数行为特征相比，儿童生命的最初 2 年里所表现出的行为抑制的极端程度将在整个幼年时期一直呈示着显著的程度。

　　凯根吸收了I.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中兴奋性和抑制性这一对术语，将其使用在个体对于环境或是情境的反应表现。他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发现，当人面对一个不熟悉的或出乎意料的人、物体、感觉或情境时，行为反应与巴甫洛夫所说的抑制行为很相似。因此，凯根以此作为突破口，采用“行为抑制”（behavior inhibition）这个词来描述个体气质的两极性，展开了他对儿童气质的研究。

　　20 世纪80年代凯根根据实验将儿童的气质分为抑制型（inhibited，或羞怯的）和行为非抑制型（uninhibited，或粗放的）两类。在面临陌生情境的最初很短时间内（大约 10－15 分钟），儿童所表现出的敏感、退缩、胆怯的行为，就是抑制行为。如果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也稳定地表现出这些行为，该类儿童就是行为抑制型儿童。相反，如果儿童在这个时间内表现出不怕生、善于交际、主动接近情境的行为，就是非抑制行为，而在类似情况下稳定地表现这些行为的儿童即行为非抑型儿童。

　　凯根还解释抑止行为机制的形成问题。他认为，儿童在一些陌生或是不熟悉的情境中，首先的反映是产生警觉，然后会自动地深度着理解周围的一切。但是如果理解失败后，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会有不同的反映。一部分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物，而一些儿童则坚持自己的同化理解行为，其情感状态会受到一种不能确定感的影响，导致了抑制行为的产生。

　　他还提出，不是所有抑制型的儿童长大后都注定要成为一个害羞的人。因为虽然人格中有生物基础，但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定作用。“人格既不是生物性决定的固定气质，也不完全在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如果抑制型儿童的父母能够敏感地观察到儿童对陌生情境的不适应表现，可以试着教会儿童对待陌生环境和陌生人，对儿童克服气质中的羞怯会有很大的帮助。凯根的这一观点在现代的幼教领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项对成年人的研究显示，许多企业领导人、社会工作者和演艺界士都曾经克服过自己的羞涩，最终过上了一种交际广泛的生活。

　　凯根借鉴了 M.爱因斯沃斯（Ainsworth）研究母婴依恋的个别差异时建立的“陌生情境”，对陌生情境做了改进，对 117 名智力水平相当的中产阶级白人儿童进行的不熟悉情境中的行为抑制性一非抑制性的追踪研究。他假设在实验情境中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儿童的气质差异。在设计的实验室结构观察中，让一个婴儿或幼儿与母亲一起进入一个不熟悉的房间，在 40－60 分钟时间里不断变换陌生人和新奇的玩具，观察儿童在面对陌生环境、陌生人（成年女性，同年龄同性别的儿童）、陌生物体（如机器人、面具、玩具隧道）时的行为反应。在 14 和 20 个月的测查时主要根据三项指标：

　　1、离开母亲的潜伏期（从实验开始时呆在妈妈身边到离开妈妈的时间）；

　　2、第一次接触陌生物体的潜伏期；

　　3、儿童在母亲一臂距离之内的时间。

　　凯根对每个情境的行为表现进行编码，确定儿童抑制性或非抑制性的类型。在以后的测查中，除了对抑制性的再次测查外，还加入了可能与抑制性有关的一些测验，如考察两类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而且还要分别于 14 个月、20 个月、32 个月、48 个月、66 个月、89 个月时分 6 次进行实验室观察和母亲访谈。每次实验程序都进行录像，并有现场观察编码记录。除了观察编码技术之外，他还结合问卷法和 Q 分类技术向父母调查儿童日常生活中与抑制有关的行为。

　　研究发现，在 14 个月时，被试样本中抑制和非抑制的儿童各占 20%－30%，但追踪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在 14 个月时的抑制性指标与 4 岁时的抑制性指标之间的相关很低且不显著。但是研究者发现 14 个月处在极端抑制和极端非抑制的儿童（大约占总样本的 15%—20%）他们各自的行为特征一直会稳定地保持到 7 岁半。

　　虽然凯根认为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影响儿童的行为抑制性，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生物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当儿童面对不熟悉的事件时，如果不能进行同化，理解失败后就会给其心理带来不确定性。当前生理学知识证明这种状态与大脑迷走神经的传出神经一交感神经的抑制有关，并引起心率的加速和稳定化。凯根发现，心率稳定的抑制儿童和心率不稳定的抑制儿童相比，更有可能保持抑制性。因为心率低且变化大的儿童主要通过社会化获得了这种表面行为，而心率高且稳定的儿童则是先天就具备了倾向于抑制性的气质特征。这种气质特征可能包括对不熟悉事件产生不确定性的阈限值较低，还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行为抑制的儿童生来就具有这种反应类型的倾向。

　　凯根的儿童气质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突破意义，因为他以一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儿童气质和性格特征，把生物基础和环境影响都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是当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而且他认为两种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行为引起的父母反应是有很大差异的。父母的反应又对儿童气质和认知情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先抑制儿童的父母的反应与养育方式会与非抑制儿童父母的方式有所不同，其次父母对极端抑制和非抑制儿童的忍受力不同、对儿童气质及气质特征程度的知觉和反应程度也不同。凯根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不同种族儿童行为抑制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文化对气质的影响。他被誉为是 J.皮亚杰之外的最重要的发展心理学家。

　　20 世纪 60 年代，凯根及其同事提出了思考型与冲动型的概念。他们认为，属于思考型的个体在解决认知任务时，总是谨慎地，全面地检查各种假设，在确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给出答案；而属冲动型的个体总是急于给出问题的答案，他们不习惯于对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全面考虑，甚至有时在尚未搞清问题要求时，就开始对问题进行解答，处理问题果断直率，但往往因过于冲动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能力。有些研究表明，一些大胆提出不同见解，独特观点的儿童都带有一定的冲动型认知风格。

• 从出生到成熟：Birth to Maturity，1962
• 儿童的天性：The Nature of the Child，1984
• Unstable Ideas: Temperament, Cognition, and Self: 1989
• 嘎伦的预言 - 人类的天生气质：Galen's Prophecy - Temperament in Human Nature，1994
• 三种有魅力的思想：Three Seductive Ideas，1998 (发展三谬思(Three seductive ideas)(张慈宜译).台 北:远流.(原作出版年:1998年).)
• 生命中的第二年：The Second Year
•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1、凯根对行为抑制性进行研究的背景

　　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气质在解释行为和情绪的个体差异时一直是较受欢迎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以操作原理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盛行和对家庭的实证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从行为主义和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的发展，气质研究变得沉寂起来。但是，在生物学和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对动物的内在特性的研究的成果和托马斯、切斯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气质与发展》（1979）一书的出版再一次激发了学者们对气质进行研究的兴趣，掀起了气质研究的又一高潮。凯根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研究的。

　　首先，神经科学在近几十年里发展了生物医学构像技术，脑神经相关电位法，以及细胞神经科学和分子神经生物学，为直接对人类的行为活动进行研究、探求人类行为的脑神经机制提供了可能。神经系统科学的快速发展，揭示了许多新的事实，使人们有可能开始合理地假设人的行为具有相应的生理机制。例如，生物学家对动物内在特性的研究发现，同一实验室条件下饲养的动物，它们对同一刺激的行为反应却大不相同；不同物种的神经中枢环路和生物化学成份不同。它们在获得一定的条件反应的难易上也有差异。生物学和行为学的不断融合为凯根理解气质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路。他逐渐意识到只用心理学术语描述和解释行为及情绪事件的心理学已成为过去。对心理过程的理解和概括不能离开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神经细胞的染色体对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尽管每一个心理过程都是一个大脑加工过程，但并不是每一个心理过程都等同于一个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心理与大脑是不等同的，就象肺不等同于呼吸一样。建立在这种对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再认识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气质，尤其是研究气质中的抑制和非抑制性。

　　其次，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凯根对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托马斯和切斯根据多年研究提出了气质的9 个维度、3种类型。在他们的样本中，有15%的儿童属于发动缓慢型儿童。这类儿童的活动水平低，行为反应很弱，情绪消极、退缩，逃避刺激和新事物，对外界环境、生活变化适应缓慢。凯根认为在这些描述里已经隐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儿童对不熟悉的人、地方和情境的反应倾向是一种内在气质特征。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采用的方法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父母的访谈。这种方法在研究初期，面对一个复杂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是非常可行的。但是，它也极易形成偏见。当父母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他们经常提到的是一些表面上的、围绕抚养容易还是困难之类问题的品质。凯根认为，当自然科学家开始拓展一个新领域时，他们有三种可选择的策略：一种是依赖以前的理论（如物理学家），一种是依赖新的实验观察（如生物学家），还有一种是依赖研究者或信息提供者的直觉（如社会学家）。每一种策略在研究初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历史表明，实质性的进步常常在于研究者放弃开始的直觉，创造出新的资料来源。托马斯和切斯的分类并没有错，但是缺乏对气质类型形成基础的生理学模式的深刻理解。这使许多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儿童的那些外在行为表现。一个开创新领地的科学家必须要依靠在他们的时代最合理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对以往研究既吸收又批判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自己收集数据的方法，开始了关于气质的行为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研究。

　　最后，凯根等人对行为抑制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与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的合作。这项合作的成果于1962年出版，即《从出生到成熟》。该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有一种心理品质从儿童出生头三年一直保持到成年。这种心理品质，他们起初称为被动性，现在把它称为行为抑制性(behavior inhibition)。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凯根和他的同事从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中选出了华裔美国人和白人婴儿做一项从3个月到29个月的日常看护作用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华裔美国儿童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在家里养育，都比类似的白人儿童更拘谨、害羞、害怕；当他们遇到不熟悉的成人或儿童时；当他们的母亲短暂离开时，他们都比白人儿童哭得更厉害。此外，在实验室里，华裔儿童比白人儿童表现出较稳定的心率。这些发现提示，华裔儿童中有抑制性的生物基础。害羞、抑制行为和微小的心率变量之间的联系激发凯根继续探索这一现象，从而展开了对抑制和非抑制的长期研究。

　　2、凯根关于行为抑制性研究的基本进展

　　凯根认为，目前从事实验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学者对三个问题的研究在促进着气质研究的发展。这三个问题是：气质的生物基础是什么；从出生到成熟，每一种气质类型能够得以保持的程度如何；目前对气质结构的描述很多，有没有一种能得到大家认同的在理论上最有效的气质结构。到目前为止，对这三个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肯定的结论。凯根和他的同事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对儿童的行为抑制性问题，他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结合实验室观察、问卷调查、测查生理反应等多种方法，对不同样本的儿童作了多项长期追踪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儿童气质的抑制性研究程序。纵观凯根等人20多年的研究工作，可以大致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凯根集中对2岁儿童进行追踪研究，主要探讨儿童抑制和非抑制类型的分布以及它们的稳定程度。他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被鉴别为对陌生人极端害羞和对陌生情境胆小的2岁儿童，与那些对陌生人、事件、情境不害怕、表现自然的好社交儿童相比，抑制性儿童的这些特征一直保持到了8岁。此外，他们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外周神经生理特点：他们的边缘结构对新异和挑战性事件的阈限不同。第二阶段，从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他们把对2岁儿童的研究延伸到了婴儿期，从儿童4个月开始进行追踪，一直到5岁，主要考察了婴儿对刺激的强反应和弱反应，试图查明从婴儿期的行为反应来预测2岁以后的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特征。

　　3、凯根关于行为抑制性研究的主要发现

　　3.1 气质与行为抑制性

　　凯根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养料，来丰富气质研究。他对以往的气质研究思路提出了置疑。众所周知，科学界存在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两种研究思路，前者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界，如生理学和化学界，人们喜欢以实验控制方式用仪器对某一现象进行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构建高深的、权威的理论，用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凯根认为，在气质研究领域，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完全的实验控制，所以多数心理学工作者不得不诉诸本体论的研究思路，构建理论思想，为其感兴趣的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逻辑结构。但这不应该成为气质研究的发展方向。当一个领域的研究还很稚嫩的时候，运用本体论的思路进行研究情有可原。但是，用富于说服力的函数关系代替柏拉图式的定义，这也将成为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现在许多文章或研究报告仍旧从一些本体论的概念界定开始。如托马斯和切斯把气质定义为一个人的行为风格；高尔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坎波斯(Campos)认为气质是能够调节情绪模式的一系列过程。凯根说，先确定一个概念，再根据概念进行研究，这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是有用的；但是，当新的证据逐渐证明这些概念已不再有效时，就应该把它们抛弃。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要放弃所有的本体论问题，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考有利于对数据的分析与理解，并由此关注由一系列相关函数界定的概念。当研究者深入考察儿童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揭示出新的气质概念。心理学家应该在他们还没有发现有一种气质存在之前，尽可能地反映出各种气质类型，而不应该受到理论概念的限制。

　　传统的气质观点认为气质类型是一种核心本质。它有一个不变的行为层面和生理层面。出生头一年表现出的气质模式是一种本质的、持久的结构，它可以不随生活的变迁而保留下来。凯根则认为，气质一词在意义上类似于动物的内在特性。气质是指以生物为基础的生理、身体、行为特征的聚合体，是生物基础加上个人经历的聚合体。生命的第一天所呈现出的形象并不是气质类型，而是气质类型后期发展的基础，气质类型是环境作用于这一基础的产物。气质的类型数量不会穷尽，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越来越多，并且将涉及人类情感、行为和智力各个层面。目前，研究最多的气质类型有社交性、神经性、焦虑、易激惹性、活动水平等等。而行为的抑制性和非抑制性也是大量气质类型中的两类。这两种气质类型涉及到儿童面对不熟悉的人、物、环境或有挑战性的情境时的最初的行为反应。在遇到不熟悉的成人、同伴或物体时，有的儿童非常拘谨，盯着陌生人，退回到母亲身边，几乎不去主动接近陌生人；而有的儿童则没有任何拘谨的表现，继续游戏，甚至主动接近陌生人。熟悉环境和陌生环境好像对他们没有心理意义上的区别。凯根把前者称作抑制儿童，后者称作非抑制儿童。凯根等人认为，对同伴或成年陌生人的害羞是广义上的气质类型，即面对不熟悉的人和事物的抑制状态。当婴儿长到大约7～9个月时，面临不同的刺激物，他们开始出现不确定状态。抑制型儿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不熟悉性的反应是回避、苦恼或压制情感。在其它物种中，这种类似反应发生的开始年龄分别是：猴子在2～3个月，猫在30～35天，小鸭在5～7天 。不确定性的来源可以是人、情境或事件。一个抑制儿童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学会控制对陌生人的回避行为，在其他人面前不再表现出害羞。但是，该儿童可能保持了一种对不熟悉的非社会性挑战或对不熟悉的地方的回避风格。因此，抑制性气质的概念假设：一个儿童可能在某些情境中表现出回避退缩，但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中都回避退缩。与此相反，非抑制型儿童则表现出喜欢交际、对陌生人的出现泰然处之。在不熟悉的社会情境中，抑制型儿童的行为并不等同于那些通过后天的经历使他们变得害羞、腼腆的人的特征。前者表现出较少的自发微笑、较多的肌肉紧张。因此，把"本质就是害羞"当作一种独立的品质而脱离儿童的年龄、生活经历、生理特点以及具体的观察情境是不明智的。

　　3.2 遗传与经验

　　凯根认为，抑制和非抑制特征是可遗传的。在儿童期，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在害羞、腼腆等行为上的表现更相似。科罗拉多大学行为遗传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项同性别双生儿的追踪研究。第一次观察在14和21个月，以后一直追踪到儿童晚期。以在实验室和在家的直接观察为基础，抑制和非抑制行为的遗传率在0.5和0.6之间。此外，抑制型儿童的父母比非抑制型儿童的父母更内向。虽然遗传对婴儿反应性和抑制、非抑制特点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遗传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起作用，它总是与经验共同起作用的。1/3以上的强抑制婴儿在第二年的测查中并没有表现出害怕。对50个强抑制和50个弱抑制头生儿的家庭观察表明，保护型母亲一直保护其强抑制婴儿免受任何压力，这使她的孩子在控制对陌生人或陌生事件的回避时更加困难。接纳型母亲则努力帮助自己的强抑制孩子克服缺点，提出适合孩子年龄的要求，帮助孩子克服恐惧。经验的作用可由在每一气质类型中的变异来解释。凯根等人在儿童4.5岁时检查了两组截然不同的孩子在行为上的变异：在14个月表现出强烈恐惧的女孩（N＝16）和在14个月时表现出不害怕的女孩（N=28）。尽管前一组比后一组表现出极显著的较少自发微笑和讲话，但在每一组的组内差异还是很大的。不同组的组内的广泛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不同儿童的不同经历。每一种气质类型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过去人们认为遗传基因是稳定的，它们的作用是固定的。这种观点已逐渐被一种动态地描述基因作用的观点所取代。Takahashi(1995)发现，有些基因非常易变，这种基因的变化产生出了新的特殊的蛋白质。这就等于说，儿童的经验可能降低或增强最初的气质倾向。例如，一个儿童出生时有强抑制和害怕的生理基础，但他随后经历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该儿童很可能在大脑环路上产生一些生理变化，而正是这些环路在调节情绪反应和降低苦恼。最初所赋予的基因物质并非是决定性的，它们也要服从于经验的调节。

　　3.3 行为抑制与非抑制是一个连续体还是气质的两种类型？

　　凯根在行为抑制性上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选择连续的行为维度还是选择特质类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托马斯和切斯（1977）把儿童的气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容易型、困难型和缓慢发动型。但他们却把在9个维度上的每一种中的变异当作连续体。他们描述了接近-退缩维度，好像所有的婴儿都能够根据对不熟悉事件的接近或退缩倾向的反应放在连续体上的某一点上。由于未能解释清楚，他们好像拒绝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经常接近陌生人的儿童可能是特质上而不是数量上不同于那些回避陌生人的儿童。但是，很可能，极端害羞的儿童是特质上不同于那些一般害羞的儿童。因为极端害羞者（占很小的比例）与那些看似与害羞无关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包括：眼睛的颜色，脑电活动的对称性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

　　在个体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的一个矛盾焦点是：人是在同一维度上数量上不同、每个人可以最好地描述为一个因素分数上的值，还是有一些人属于特质上与众不同的群体。有一种强烈的偏见倾向于连续体而不是类型。心理学家喜欢连续体而不是类型划分的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思想影响[3]。在相对论提出以前，物理学家假设物质和能量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一块燃烧的木头不同于木头所发出的热和能。理论权威和物理学上的成功的相对论改变了这种假设。爱因斯坦指出，物质和场之间的区别是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确实，如果一块木头和它所散发的热量能在一个抽象的能量的连续体上置换，心理学家就可以捍卫这样一种观念了：没有一个人是在任何一个心理学维度上特质不同于其他人的。爱因斯坦曾说，在一个观察者的观察范围内，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物体就会变短。为了使这一法则普遍化，他甚至认为，这种缩短甚至发生在当人挥动网球拍的时刻，他认为这一规律可以用一个线性函数来表示。但在科学中也存在普遍的非线性函数。在转变的点上出现新质，那就是类型。

　　另一个更明显的原因是新一代心理学家所接受的统计训练进步了。二战之后，推论统计被社会学家广泛应用。相关系数、t检验、方差分析所计算的应该是连续变量。因此，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人没有特质上的类型是非常有用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在本质上相似，即在他们的感觉、知觉、记忆和情绪上相似。统计分析计算的是用不同实验条件获得的连续数据，而不是来自不同的人的分数。但是，凯根在自己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有些被试在本性上不同于样本中的其他大多数人。然而，当这些小群体在数量上很小时，一般的推论统计经常不能达到所需要的0.05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一致的算法能使研究者鉴别出一部分被试是属于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群体。心理学家应该重新考虑个案和一些有极端分数的亚群体，并努力从统计技术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凯根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较有说服力的Mechl(1973, 1995)的数据分析技术（该技术假设，当样本包括两类特性的时候，一种人格类型的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应该是最大的；如果样本只包括一种类型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就是最小的）。把在4个月时的害怕分数分成6个大体相同的小组。他们的恐惧分数分别是0、1、2、3、4、5或5以上。然后计算身体扭动和哭叫的平均数，以及在6个小组的每一组中扭动和哭叫的相关。应用Mechl的统计技术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存在性质不同的类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凯根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凯根尽可能地吸收生物学、神经生理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研究。他坚信，当以前互相孤立的几个领域用共同的语言和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能出现加速度的进步[3]。这种联合能给研究者提供新的信息，从而提炼出都能接受的专业术语，重新阐述那些陈旧的观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第一阶段的联合已经揭示出了一些新观点；生物观点和行为研究上的成果的互相渗透是一种发展趋向。他把这些思想贯穿到了整个研究过程中，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他和同事在对儿童的长期追踪研究中，既有实验室观察，也有家庭访谈，问卷调查，还有一系列生理指标的测查，并试图从各种角度对结果作出解释。其次，在研究思路上，他提倡用认识论的归纳方法尽可能多地收集新的信息，不拘泥于原有理论概念的限制。第三，在对所收集的数据的分析上，他对推论统计方法的应用持谨慎态度，不盲从盲用统计知识；同时，又积极吸收了新的统计技术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