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原则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所谓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合同之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权力的介入，强行改变合同已经确定的条款或撤销合同，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约意志之外，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风险，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和公正。

　　情势变更在有些方面和不可抗力是一致的，如对于构成履行合同障碍的事由，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和发生时无法防止，而且双方均无过错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不可抗力一般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无法履行包括全部不能、部分不能、永久不能和一时不能。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并不要求合同无法履行，情势变更后合同即使仍然处于能够履行的状态，但如果履行合同过于艰难，或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其结果与订立合同时的目的相违背，按原合同履行必然导致显失公平；

　　二是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依法取得了确切证据，履行了法律规定的通知义务、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等相关义务，不履行合同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而情势变更情况下履行合同将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故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风险应由合同双方共同承担，但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必须请求法院作出裁判，而不能当然地导致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三是不可抗力包含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层含义，而情势变更只是因不能预见的事由引起合同基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不能预见事由不限于不可抗力，还包括意外事故及其他事由，而且是否不可避免、不可克服在所不问；

　　四是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事由，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均有明确规定，而情势变更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未作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曾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的形式承认其适用。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法律未做规定，属于不确定概念，故在司法实践中似远较不可抗力复杂，更难以准确把握。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两者在衡平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从此种意义上说，情势变更原则比不可抗力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由于情势变更制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根据现有的经验，难以作出科学界定，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时，首先应注意通过变更合同内容，尽可能维持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实现合同当事人订约目的。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多做当事人双方的调解工作。有学者将适用情势变更处理合同纠纷时所发生的效力分为第一次效力和第二次效力。对于已成立的法律行为之效力，需排除其因情势变更所可能发生的不公平的结果，如增减给付、延期分期给付、同种给付变更或拒绝先为给付等，称为第一次效力。如第一次效力仍不足以排除不公平结果的，才允许其发生拒绝给付、终止合同、解除合同等第二次效力。

　　易言之，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在效力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变更合同，从而使合同在调整后的公平基础上得到履行，这是主要方面，也应成为法官处理此类纠纷时的主要工作方向；二是解除合同，以彻底消除显失公平现象，即只有在采取变更合同的方式仍不能消除显失公平的后果，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或者当事人一方认为合同的变更有悖于订立合同的目的时，才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以消除显失公平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而主张解除合同的当事人，是以自己方面遭受不利益后果为理由而提出主张的，并且因解除合同而给对方带来损害，应当向对方作出适当补偿。但如果是以对方因情势变更而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为理由提出主张的，且因情势变更未给对方造成损害，则无须作出赔偿。

　　1.客观上，必须有情势变更的事实。这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前提条件。所谓“情势”，是指合同成立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况；所谓“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变动”[4].这里的“客观事实”，指一切可能导致合同基础动摇的客观情况，包括自然灾难、意外事故、战争爆发、国家经济政策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等。客观情势的变化时刻存在，但一般变化不会引起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有重大的异常变动致使合同的法律基础丧失时才可适用。

　　2.主观上，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不可预见并不可避免的，双方当事人在心态上都不存在过错。不可预见，是指双方当事人没有预见且不可能预见，以合同成立之时具有该类合同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及正常思维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预见为准；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不适用。不可避免，是指事前无法预防，事后尽一切措施也无法消除其影响。

　　3.时间上，情势变更事由必须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终止履行前。合同成立以前的情势，无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知晓，其作为合同成立的基础都是确定的，无法改变的，不存在变更问题。合同履行完毕后，情势的变更不可能对合同产生任何影响，即使出现了情势变更情形，当事人也不能主张。

　　4.责任上，情势变更发生的事由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对情势变更的发生有过错的，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5.结果上，因情势变更会导致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这是情势变更原则的核心要件。情势变更原则只有在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发生巨大变化，致使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导致一方明显有利，另一方明显受损，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衡时才适用；如果影响轻微，则不适用。

　　6.目的上，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而出现的不公平后果，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衡平利益，从而维护市场交易的秩序。

　　7.救济上，必须是当事人无法获得别的救济。如果当事人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应有的救济，从而减少或消除情势变更的影响，则不适用该原则。

　　8.解决上，情势变更发生后，应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予以裁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未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定，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得自行变更或解除合同。

　　所谓情势变更的效力，是指由于情势变更发生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变更合同和终止合同两个方面。

　　1.变更合同：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经法院或仲裁机构审查认为情势变更的情形存在，但认为合同尚有履行的价值时，通过变更合同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使合同在公平的基础上得以履行。其变更措施主要有：增减标的数额的给付、延期或分期履行、变更给付物、拒绝先为履行等。

　　2.终止合同：又称解除合同，指法院或仲裁机构通过审理认为合同的履行已无意义或通过变更并不能消除不公平结果，则终止合同关系，彻底消除不公平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情势变更出现后当然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情势变更原则是否适用于具体案件，适用时是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还是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当事人虽有权主张，但由法官或仲裁机构最后决定。

　　（一）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实施了对自己有明显重大不利、对相对人明显有利的民事行为所带来的不公正结果。显失公平作为对某种结果的价值判断，反映的是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均衡。显失公平规则与情势变更原则均以显失公平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此为联系之处。两者区别如下：

　　1.引起的原因不同：显失公平主要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在订立合同时，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存在瑕疵；情势变更主要由不可归责于合同订立当事人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双方当事人都无过错。

　　2.当事人的心态不同：显失公平是一方利用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而订立合同，并努力希望达到结果的发生；情势变更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非当事人所追求。

　　3.评判基础不同：显失公平是合同效力的评判规则，以合同订立时的情势为基础来认定合同内容是否显失公平；情势变更原则是合同履行阶段的适用原则，以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情势的变更为基础来判断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对当事人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

　　4.法律后果不同：出现显失公平，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变更或撤销合同，合同被撤销后，自始无效；情势变更将发生合同变更或解除，解除的效力一般不溯及既往。

　　（二）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只要是因发生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造成他人损失的，均可基于法律规定免于承担责任。因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均要求所发生的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故二者的“情势”常发生重合，但二者仍有区别：

　　1.客观表现不同：不可抗力表现为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旱灾等（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罢工、暴动等；情势变更表现为意外事件、社会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物价飞涨、货币严重贬值、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的转变等事由。

　　2.适用范围不同：不可抗力为法定免责事由，适用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情势变更仅在具有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过程中，适用免除合同责任。

　　3.直接造成的后果不同：有些不可抗力造成的后果是绝对不能克服的；情势变更可以相对克服，只是这使合同履行显失公平，不利于债务人。

　　4.免责程度不同：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一方当事人当然免于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即使法院或仲裁机构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并不当然免除该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赔偿或补偿责任。

　　5.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性质不同：在不可抗力下，当事人享有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为形成权，只要不可抗力发生后，当事人履行了附随义务，即可发生法律上的后果，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情势变更情形下的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不能自行决定，须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决定。

　　（三）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情势变更不同于商业风险。其一，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作为合同成立基础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未达到异常的程度，一般的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涨落等属此类；而情势变更则是作为合同成立基础的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动。其二，对商业风险，法律推定当事人有所预见，能预见；对情势变更，当事人未预见，不能预见。其三，商业风险带给当事人的损失，从法律的观点看可归责于当事人；而情势变更则不可归责于当事人。

　　（四）情势变更与合同落空

　　在英美普通法上，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情势变更原则相关的是合同落空原则。合同落空，又称合同履行的不可能、不现实和无意义，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预见到并不可避免的原因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进一步履行非常艰难和昂贵，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已经不可能实现，合同得以解决。合同落空与情势变更虽极为相似，却有着细微而本质的区别：

　　1.外延不同：合同落空的外延比情势变更广泛，除了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共同事由外，还包括当事人死亡、特定标的物的灭失、履行方式的不存在等原始履行不能及合同违法。

　　2.标准不同：显失公平是判断情势变更的客观标准；而合同落空则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致合同基础已不存在或合同义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致使合同履行不能或履行非常艰难和昂贵，这与情势变更的显失公平是完全不同的。

　　3.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同：在合同落空的情况下，合同自动终止，合同效力随之消灭；情势变更则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终止，它只是赋予一方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否变更和解除合同，取决于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

　　4.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合同落空免除了当事人的未来义务，双方当事人有责任将双方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成立之初的状况；情势变更，行使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仍需赔偿对方损失或进行适当补偿。

　　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现阶段只存在法官依据近似法条自觉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况。

　　（一）立法层面，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只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

　　如前所述，《合同法》草案曾设有情势变更条款，然未在正式文本中出现。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已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当然应赋予该条款在国内的效力。实际上，该观点混淆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两个不同的概念。《公约》第79条第一部分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面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显然，这是指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导致了合同履行不能。而情势变更原则的要件之一是合同履行艰难，并不要求情势的变更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只是如果继续履行将会对当事人一方显失公平。二者虽然“外因”均是无法预见不能控制的事由，但是导致履行艰难的是情势变更，导致履行不能的则是不可抗力。故《公约》第79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不可抗力违约免责制度，而非情势变更原则。

　　虽然法律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并不排除该原则在个别条款中的具体适用。《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民法通则》第115条，分别从各自的法律调整领域体现了情势变更原则的精神。《合同法》第 68条（一）至（三）项都是从当事人角度罗列的情况变化，均属“商业风险”，是双方在缔约时就应该预见的；第（四）项则囊括了前列以外的其他一切可能性，当然包括非因当事人过错的客观情况变化，即情势变更。第69条规定了当事人的附随义务（通知义务、举证义务等）。在早期论述合同法的著作中，就已有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归入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体系中，或者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设立不安抗辩权的目的在于，预防因情势变更致遭受损害”可见，第68条、第69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确是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均衡”核心思想的具体运用。《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该条适用于一切因合同变更、解除，而产生的要求损害赔偿的情况，也应包括情势变更导致的合同变更或解除。从而因情势变更而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事后补偿。

　　（二）司法层面，情势变更原则得到了积极的承认和适用。

　　1.法院已在个案中适用该原则，且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已对此表示了肯定的立场。主要表现为：

　　（1）“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案”及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27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通过对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要件之一的 “显失公平”概念具体化，在我国民法中首次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同时本案也是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首次运用。

　　（2）“1992年长春对外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案”的解决。

　　但作为两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律依据的《经济合同法》已随着《合同法》的出台而失效了，并且该法律规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情势变更原则。

　　2.法院内部工作文件明文规定了该原则的适用标准。主要表现为：

　　（1）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4月14日《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7条有此规定。

　　（2）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1993年5月6日法发[1993]8号文）指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领域对于情势变更原则态度最明确的一次陈述。

　　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实践的总结和归纳只能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发挥指导作用，而没有法律效力。

　　总之，“法律不足”使得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无法名正言顺地发挥其“利益均衡”的调节作用，这使得立法的滞后与经济生活中情势变更不断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确立我国的情势变更制度势在必行。

　　（一）我国确立情势变更制度的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必要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情势变更主要适用于经济生活激烈动荡情况，目前我国经济尽管缺乏秩序，但并未出现严重的动荡，尚无必要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第二，如果采纳情势变更原则，甚至允许法官扩大适用该原则，就有可能将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合理风险也作为情势变更对待，并宣告合同解除，这种情况也不利于贯彻“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第三，情势变更原则过于弹性化，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是很高，暂时不采纳该原则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以往的民事立法之所以没有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因为我国的商品经济还处于初始阶段，发展相对平衡，大的情势变更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未显露。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时期，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比较多，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交易环境的不可预见性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由于当事人认识上的主观局限和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意外地变异，使得合同的履行结果与当事人的初衷大异其趣，并使双方的利益发生不正常的倾斜；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也会发生抵触。国家价格政策的调整，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剧烈影响之情形时有发生。尤其我国已经加入WTO，国际间的贸易日益发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交易风险越来越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经济活动的展开。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运用、我国司法实践一度承认的一项制度，情势变更原则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起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将它排斥在我国法律之外。

　　第一，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难以解决的合同纠纷。当前三角债务拖欠依然困扰着企业，其中很多三角债务是由情势变更引起的，由于以往我们没有把情势变更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加以规定，使得债务人因情势变更而提出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理和仲裁此类合同纠纷时，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难以处理。

　　第二，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商品交换的内在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长期的合同具有重大作用，需要在情势发生变更而造成履行不能或极端困难时，及时按情势变更原则调整或解除合同，以利于市场经济正常运转。

　　（二）我国确立情势变更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情势变更制度在我国不是不要确立，而是要找到适合我国特点的、具有可行性的方式。为此，我国确立情势变更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情势变更原则不能概括立法。情势变更原则源于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情势变更原则的上位原则。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道德准则，对法律有限性的补充，很难以精确的法律语言加以量化，因而内涵和外延均有不确定性。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履行阶段的具体运用，情势变更原则也同样具有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我国应逐步引入判例法规则，承认遵循先例原则，从而使司法更具创造性。鉴于目前国情，应先由司法判例予以适用，待其类型化、成熟化之后，再由立法加以明确。

　　2.防止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情势变更极有可能导致当事人之间合同“法锁”的解除，从而影响到经济交易的稳定，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作出相关规定，防止一方当事人滥用情势变更原则以回避正常的商业风险，甚至获酬。同时，法官素质的整体偏低对该原则的适用构成威胁。“最好的办法是要求各地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3.防止情势变更原则对新兴风险行业的冲击。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多，因此一些抗风险行业应运而生，如信息咨询业、保险业、证券业和期货业等。在我国，这些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法律的严格规范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扶持。情势变更原则的引入很可能对这些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在一段时期内，法律在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的同时还需要限制其运用领域。

　　4.需为情势变更原则提供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成熟及现代化，必将为情势变更原则的生根发芽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中国法治的渐进发展及其现代化，必将导致一个权利社会的脱胎，这是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人文环境。关键在于如何创造和保障这种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