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5月19日－1814年1月27日），德国哲学家，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尽管他是自康德的著作发展开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往往被轻视了。费希特往往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近些年来，由于学者们注意到他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认识到他的地位。和在他之前的笛卡尔和康德一样，对于主观性和意识的问题激发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费希特也涉及政治哲学，他被一些人认为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

　　费希特于1762 年5月19日出生在德国上劳齐茨（Oberlaositz）的一个名叫拉梅瑙（Rammenao）的乡村。其父是一个手工业者，一共有九个子女，费希特在众兄弟姊妹中居长。贫寒的家境，再加上家中人口多，费希特从小就为家里牧鹅，以维持生计。费希特最初接受的教育是在父亲和家乡的教堂里，最先接触的书籍是圣经和教义解答。他天资聪颖，牧师和村里人都知道，他在听牧师布道以后第二天还能够准确地背诵布道的内容。附近的一位贵族米尔提茨（Ernst Haubold von Miltitz）在得知和证实此事以后，决定资助这个天才的孩子上学。从1770年开始，费希特先后在尼得劳（Niederao）和迈森（Meissen）上学。1774年，12岁的费希特进入普佛尔塔（Pforta）贵族学校。这个学校是大学的预备科，学校里的生活如同修道院一般，而费希特出身低贱，常常受到纨绔子弟的欺辱。他决定逃跑，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在半路上，他想起父母的期望，想起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不得不放弃逃跑。回到学校后，他向校长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得到校长的原谅，处境也得到一些改善。

　　1780 年，费希特进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和法学，此外，他还经常去听古典文学课。可能是希望早点取得文凭，他在第二年转学到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神学。对于大学时代的费希特的经历，至今人们知道的仍然不多。从费希特的早期作品来看，对他影响比较大的老师是佩佐尔德(C.F.Pezold)。费希特从他那里主要是学到了捍卫意志自由、反对普遍因果性的理论。此外，莱布尼茨和著名教育家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的著作对他也有影响。

　　然而，费希特并非如其所愿地尽快拿到文凭，1784 年，由于其资金赞助人米尔提茨去世，助学金断绝，为了糊口，他不得不为私人补课。收入低，又没有保障，使他不可能完成学业。这样，他实际上就此从大学辍学了，只是个挂名学生而已。1788年，走投无路的费希特决定弃学回家。恰好在此时，诗人、《儿童之友》杂志的编辑魏瑟（C.F.Weisse）推荐他到苏黎世一个家庭当教师。从此，费希特开始了当家庭教师的时期。在苏黎世上任不久，他发现在如何教育孩子问题上与这家主人有矛盾。他一面教育孩子，一面观察记录主人在教育孩子时的错误，每周拿出来请主人看，让主人改正。他因此写出《错误教育目睹记》，受到主人的敬重。他在苏黎世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玛丽·约翰娜（Marie Johanna）。玛丽是车辆制造商的女儿，虽说玛丽并不是费希特最理想的恋人，但她认可和欣赏费希特。果然玛丽后来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

　　1790 年费希特回到莱比锡，继续给人当家庭教师。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开始接触康德哲学。这是费希特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他在几个月内就读完了三大批判，研究速度简直是令人惊奇。他不仅因此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决定论思想，而且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理性的自由，这对他创立知识学体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费希特原本打算写一些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著，但因为家中发生变故，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在1791年去了华沙，担任一位公爵夫人的家庭教师。由于双方合作不愉快，他离开华沙前往寇尼斯堡（K?nigsberg）。7月4日，他拜访了康德，而康德并没有特别接待他。为了能进一步认识这位思想界的巨擘，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赶写了《试评一切天启》，于8月18日寄给康德审阅。康德阅后发现这篇论著表述的正是自己的观点，而文笔之流畅又是自己所缺少的，感到非常满意，于是热情地接待了费希特。在康德的推荐下，这篇论著出版了。不知什么原因，当初出版的这批书上没有刊印作者的名字，这使不少读者误以为这部按照批判哲学精神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出自康德之手。康德在得知此事后在《文汇报》上发表更正声明，说明这部书的作者是费希特。伴随着这个声明，原来默默无闻的费希特一下子声名大振，成为德国学术界天空升起的一颗新星。

　　1793年，费希特再次来到苏黎世。针对当时欧洲反动势力对法国革命的攻击，费希特撰写了《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判》和《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被压制的思想自由》，这是全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法国革命最直接的评价，对欧洲君主最激进的抨击，在当时激起巨大的反响。与此同时，他开始酝酿自己的以“自由的自我”为核心的知识学体系，并在苏黎世多次作哲学演讲。

　　1794年，他应邀来到耶拿，接任赖因霍尔德留下的哲学讲座，就职演说就是《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此后的5年，他集中精力构建自己的知识学体系，先后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略论知识学的特征》，《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以知识学为原则的伦理学体系》等，与其他人合办了《哲学杂志》。他的讲课在学校获得极大成功，得到普遍赞赏。此外，他还结实了当时德国许多知识界的精英，如歌德、维兰特、席勒、洪堡、荷尔德林等人。正如荷尔德林所说，“费希特现在是耶拿的灵魂”。?费希特捍卫人权、争取自由的激进民主思想，在得到耶拿大学师生欢迎的同时，也遭到教会和封建权势的仇恨。他们频频制造事端，屡屡诬陷费希特，最后以“无神论”的罪名迫害费希特。虽然费希特据理力争，写出《向公众呼吁》和《法律辩护书》，说明自己的无辜，但仍然在1799年被解职，被迫离开了耶拿校园，前往柏林。

　　到柏林以后，费希特撰写了《人的使命》，续完了他在耶拿时已经写了大部分的《锁闭的商业国》。从1802年起，费希特多次修改他的知识学体系。但他的工作重点不是写作，而是演讲，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世风不好，很少有人认真读书，与其著书立说，不如用生动直接的演讲去阐释思想，唤醒人心。他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学生，还有很多是学者、官员和社会名流。1805年，他应聘在普鲁士的艾尔朗根大学（Erlangen）任教，冬季在艾尔朗根讲课，夏季仍回柏林演讲。他在这段时间先后演讲了《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论学者的本质》、《极乐生活指南》等。

　　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费希特对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拿破伦感到很失望。战争伊始，他就申请作随军演讲员参战，被国王委婉拒绝。普鲁士战败后，他随国王流亡到寇尼斯堡，后又流亡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直到1807年6月普法媾和后，他才回到柏林。面对德意志民族的沉沦，费希特不只是耽于痛心疾首，而是决心用实际行动唤醒人们的觉醒。他一方面发表公开演讲，另一方面参与筹建柏林大学。1807年底至1808年3月，在法国占领军的刺刀下，费希特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连续14次讲演了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对德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1810年秋，费希特成为他亲自参加筹建的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由于大学生争斗和他的教学计划与当局意见不合，他在1812年任期未满之前就辞去了校长职务。

　　1813 年夏，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伦的自由战争爆发，在格罗斯贝伦战役中打败法军，保卫了柏林。当时，柏林全城却因为挤满了受伤将士而流行伤寒病。费希特的夫人满怀热情地参加伤员护理工作，但不幸的是在1814年1月感染上传染病，随后又传染给费希特。1814年1月29日，费希特因病逝世，留下他未竟的哲学和自由事业。

　　费希特不赞同康德对于物自体存在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这种将表象与物自体分离开来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怀疑主义。在他看来，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应该是象笛卡尔那样，从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以严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经过休谟提出的问题，物到理智之间的过渡存在一个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他同意康德的意见，也就是只有唯心主义才是可能的。但他认为我们应该抛弃物自体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对自我的概念。这个绝对自我，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先验的自我，而是所有自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这种自我意识提供了所有认识的先验根据，是一切知识和经验实在性的根据和先验的源泉，也就是认识论和知识学中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这里他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并给予了自我一种相当高的地位，赋予了自我创造性行动的可能。他的学生叔本华评论他勇敢地将认识问题归之于理智直观，彻底取消了物自体，是一种绝妙的灵感。

　　在费希特的著作《自然法学基础》（1796）中，他提出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客体的自我意识，它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其它理性的客体存在。这些（其它）客体共同影响并召唤起每个单个个体其自身的自我意识。这个观点是由他的认识论（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知识的科学）所延伸出来的，他证明了每个自我的意识产生依赖于每一次它对非我的把握（用费希特的话说，就是自我设定非我）。由这些观点所导出的我/自我之间的差异（自我在自身中设定非我与自我相对立）最终发展成了费希特的认识论（绝对自我，自我设定自己本身）。

　　费希特由一种自给自足的观点发展出他的国家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应该控制国际关系，货币价值，并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由于为了达成意识需要与其他理性的存在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费希特认为在不同的党派间必须有一种彼此之间的共识（relation of right）。

　　1806年，柏林被拿破仑占领期间，费希特发表了数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激发了德国国家主义，同时也被引证为一种浪漫国家主义的例子。文中，他继续了他早期作品中对宗教和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并提出德国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在他其它的早期作品中，他称犹太人将侵蚀德国，公开表示希望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他还对波兰表示厌恶，宣称他们的文化是野蛮的，波兰人都是尚未开化的蛮族。

• 1793 《试评一切天启》Attempt at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

• 1796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Wissenschaftslehre nova methodo）

• 1796 《自然法权基础》Foundations of Natural 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

• 1798 《伦理学体系》The System of Eth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

• 1780 《论人的使命》The Vocation of Man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 1807-1808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