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田国强，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4--1977下乡插队务农；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并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1987-1990为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助教(Assistant Professor);1991年提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身任期教职资格(tenure);1995年提升为终身任期正教授，1998年被美国德州A&M大学授予杰出人才奖。现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教授、民营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同时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在1990-2000年全球著名1000名经济学家的出版物与被引用次数分别居第282位与第504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分别为第4位与第6位。列入2003年由英国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术史专家Mark Blaug 和 Howard Vane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引证索引所收录的全世界最有影响的700多名经济学家《经济家名人录》(《Who is Who in Economics》) 。 

    田国强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首届主席(1995-1997)。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经济与金融年报》和《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中国研究评论》，及中文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的编委。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十四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于93年10月联合在大陆出版，并获94年度"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大奖。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主页上，你可以极方便地进入教师主页，寻找到院长田国强教授的名字。也许令你感到有些惊讶的是，页面上的个人经历、治学心得、学术论文、工作报告都如数家珍，且总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新。田国强教授多次在不同场合这样强调：“我本人一直在从事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因此我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态度是诚信，最大程度地接近完全信息的制度环境，让我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学生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唯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日常工作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2005年12月，田国强教授的好友、刚刚对中国大陆经济学界教育与科研情况提出了严肃批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应邀到上海财经大学作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做研究生：经验与反思》的学术报告，这是田国强自2004年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以来利用国内外学术界资源所做的若干场短期讲座之一。除丁教授外，还有格兰杰、邹恒甫、钱颖一、陈志武、雷鼎鸣、王一江、文贯中、奚恺元、谭国富等在内的知名经济学者先后应邀来访，这些学术界的挚友以各种形式对田国强教授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学院教育改革予以高度评价。而此后的《华尔街电讯》在2006年2月发布的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排行榜中，田国强教授也赫然在列。其实，更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在对1989-1993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和论文引用次数的排名中，田国强教授列第247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论文发表列第282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4位，按论文引用次数，列为504位，居华人经济学家第6位。骄人的学术成就，固然是田国强教授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的结果，然而更为深层的精神动力，恐怕还要从他所成长的特殊时代谈起。

特殊时代磨砺刚强意志

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批贡献卓著的学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留意的时代。应当说，他们是共和国阳光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到了后来的开放年代，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扭转自身命运的为数并不多。这“第一代人”中那种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责任和追求，并与各时代的种种阻碍因素顽强抗争，并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们着实不易。田国强，正是这样的一个成功者。

田国强祖籍湖北京山，1956年出生于湖北公安。他的父亲是在1939年参加李先念部队的老新四军战士。少时的田国强，体弱多病，不爱讲话，成绩经常在及格线附近徘徊。然而进入初中后，对于数理化的兴趣日渐浓厚，成绩也一跃至班级前列。但时代的紧箍咒，随着文化大革命脚步的迫近，也开始越收越紧，全民族无一幸免。田国强的父亲因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被作为“叛徒”、“走资派”打倒，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岁月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影响到整个甚至几个家庭。父亲的遭遇让年幼的田国强很快成熟起来，而父亲正直的作风和高大的人格更让他能在混乱的年代中辨明是非善恶。多年之后的2001年12月12日，田国强的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的非常隆重。田国强心中明白，这是父亲当年仗义执言的回报。他的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们粮食将尽的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得他所管辖的一方人免于饿死。

时代环境叠加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田国强无法再继续他的学业。通过亲友的帮助，几经辗转，他得以在高中学到了一些东西。1974年高中毕业后，田国强选择了下乡。三年的农村经历，不仅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体质，也给了他对中国贫弱现实最直接的感性认识，促使年轻的他开始从对个人与家庭不幸际遇的关注转向思考整个时代的大不幸的根源，对农民艰辛生活的感知和社会最微观细胞的感触，更激励了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有为青年一样，形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经济学知名教授的田国强，仍然保持着对农业经济的关注，利用各种机会为农民的自由和权利鼓与呼。在2005年上海财经大学红五月研究生节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回答学生提问时，他针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乱象这样说道：“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亲眼目睹了在那种体制下农村经济惨淡、农民生活凄苦的过来人，我认为稍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学者都不会再致力于鼓吹回归那个荒唐时代的错误政策。”

华工六载铸就坚实基础

1976年秋，华中工学院（今日的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创办了师资班。这位真正的教育家在当时已经洞察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科学和教育的春天越来越近了。故而求才若渴，大量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入学考试有数学和语文两门，田国强接到通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复习了一天便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数。但由于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还不敢擅作主张，最终经学校党委集体讨论后，终于获得通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正是田国强21岁的生日。

田国强是一个爱书之人，刚刚从缺少精神食粮的农村归来，兴趣广博的他在学校的图书馆中翻看了大量名著，其中不乏许多外国小说和古典文学书籍。大学的时代是短暂的，当同属数学专业的同学中出现了考研成功者之后，他暗自定下了目标，要向更高的学术台阶迈进。为此，田国强将自己的兴趣聚焦于一点——复习备考，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节假日和周末，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不影响寝室同学的睡眠，就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他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像Г.М.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学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他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中的5000道习题也反复演练多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精心钻研。这段学习经历，为他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后，他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

天道酬勤。1980年9月，田国强如愿以偿地考进了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林少功教授的门下，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硕士生涯。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他也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做硕士论文。在攻读硕士期间，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田国强的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是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当时曾寄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获得他的好评。田国强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在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和李楚霖教授的联合推荐下，最后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青睐，成为该校经济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

求学美国攀爬学术之峰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本营。当时，除了卢卡斯(Robert Lucas)外，其他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诸如萨金特(Thomas Sargent)，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沃勒斯( Neil Wallace)，赛姆斯(Chris Sims)等教授都云集在此。理性预期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接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无效性，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抵消和削弱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也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在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还有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和奇普曼（John S.Chipman）这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而田国强更是得到了后者的赏识。在奇普曼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1月，对长期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着切身体验和直接观感的田国强，终于来到了这所对市场自由充满了坚定信念的学术府第。

刚刚抵达明尼苏达大学的他，面临着生活、学习和语言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生活方面，由于奖学金发放的滞后，一个月的生活费要在下一个月才能拿到。好在有系里的研究生主任布朗利（Brownlie）教授以及雷鼎鸣等学长的帮助，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是4个人合租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是4个人合租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这在美国也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只是后来不知怎的传到国内竟变成了“田国强穷困潦倒，捡床垫度日”这样的谈资，着实令人哭笑不得。在学习方面，尽管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基础，但由于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故而也需要一番恶补。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将瓦里安（Varian）的研究生课本，《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语言方面，虽然具备较好的书面表达能力，但口语较差，和指导教师奇普曼教授在沟通交流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田国强主动向奇普曼索要文章阅读，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些有意识的持续交流中，田国强的英语水平也进展迅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能力获得了奇普曼教授的认可，直到毕业时，他们共合作发表了五篇论文。在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推荐信中，奇普曼教授这样评价道：“田国强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多年来所教学生中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仅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而且进步神速，远超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我对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与解决疑难问题的独创性印象深刻……他非常具有创造性，他对他所接触的任何领域都会在已有的观点上进行突破。他可以同我们已在顶尖高校中任教的最优秀学生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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