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德兰德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第三十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基德兰德——传统的颠覆者
　　首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商业周期驱动力量和经济政策的设计这些领域内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中。其次，他们分析认为，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将导致时间连贯性问题。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做出某种特定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他们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从孤立的经济措施转移到政策决策机构方面。最后，两位研究者还改变了商业周期理论，把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上的经济研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200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
　　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nd Prescott）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04年10月11日宣布，把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两位长期合作者，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
　　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年出生于挪威，现年60岁，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基德兰德仍保留着挪威国籍。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三个获奖的挪威人。他说：“我的论文的发表得益于母校给我的教育，我非常感谢我的祖国。同时，它也是挪威和美国国际合作的成果之一。”
　　基德兰德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目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给博士生开设《高级经济分析》，为本科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定量经济分析》。
　　基德兰德担任的职务和所获奖项有：1992年至今，经济计量学会会员；1996年至今，担任《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编委。1982—1983年曾获胡佛研究院的约翰·斯托佛(John Stauffer)国家奖学金；1973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亚历山大·亨德森奖。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基德兰德表示：“这太神奇了，主要是因为我能够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得这项殊荣。诺贝尔奖委员会一定是看到了我工作中那些值得付出的东西。”基德兰德此前曾在196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最终都与该奖项无缘。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现年63岁，他是自2000年来第五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普雷斯科特于1962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1967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执教过多所美国名校。1967—197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教；1971—1980年期间，普雷斯科先后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1980—1998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教授；1998—1999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9—2003年，重返明尼苏达大学任教；2003年以后，普雷斯科特一直执教于亚历桑那大学，他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普雷斯科特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为何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以及一国经济生产力提高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的社会职务还包括：1988年至今，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1992-1995年，经济动态与控制协会主席；1992—1994年,高级经济理论协会主席；1990-1992年，《经济理论》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除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的贡献外，普雷斯科特的经济学贡献还包括：与卢卡斯合作探讨了不确定性下的投资问题和无穷区间的价格存在性问题；和梅赫拉(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难题”(载1985年《货币经济杂志》)。该难题引起国际上众多优秀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兴趣，大大促进了金融学的研究，迄今该难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与霍德里克（Hodrick）提出数据平滑处理的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以下简称基-普)这对 “黄金搭档”令人久仰。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思想方法，都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基-普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意的进展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此外，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进了以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使人们开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经济问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现在，DGEM广泛应用于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基-普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于二人1982年合作发表在《经济计量学》上的《置备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他们的经济周期思想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基-普排除了货币因素作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 　　为什么对经济的冲击有长期效应?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该论点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假设他们在两年的时期内，计划以现行的工资，工作4000 小时。如果两年中工资是相等的，他们每年会工作2000 小时。如果工资在一年比另一年高2%,他们可能情愿在一年中工作2200 小时，弃休假并加班加点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 小时。通过这种在两年间的替代方式，他们的工作总量不变，但能赚得更多的总收入。要注意，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多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尽管他们对暂时性工资变动的反应是巨大的。
　　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实行干预政策，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趋势水平。而后者认为，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积极的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于将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基-普的结论与上述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基-普认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不利。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代价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
　　基-普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产出波动自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波动。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将增加对交易服务的货币需求；银行系统会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货币的增加来自于对货币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
　　基-普对经济周期别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技术等实际因素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总供给的作用，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RBC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二十 世纪八十、九十年代，RBC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拓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RBC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而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意义。
　
　　基-普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
　　基-普 (1977)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交互影响。他们发现，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假定最初政府制订了它认为最优的政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并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新情况下，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公众并没有能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基-普考察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决定于个人与社会的偏好是否一致。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能够引导个人的行为，政府没有必要随机地改变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不同时，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关心的内容不同，两种偏好相互矛盾的情况是很多的。
　　基-普进一步分析了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办法。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用技术的语言来说，如果在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与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所谓有约定是指这样一种决策环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单个经济人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形等同于公众有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而没有约定的决策环境可以描述为：个人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政府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着个人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形意味着公众缺乏有效手段约束政府的行为。
　　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果在过去十年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基-普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倡导的理论本身，更在于他的研究方法。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使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主体的理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函数约束下利润最大化；但是一旦到了宏观层面，经济学家则依赖于一些和理性及优化完全无关的总体曲线(如IS - 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问题，即宏观模型缺少微观基础。然而，1970 年世界经济的状况使得这种建模方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菲利普斯曲线所阐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负相关的关系不再成立，与之相反，这两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基-普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研究中，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一直努力寻找的微观基础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下简称为DGEM),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Dynamic Macroeconomics)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到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DGEM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1996年，基-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该标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
　　另外，在经验应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计量方法不同的技术，即校准(calibration)技术，该技术强调将模型经济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进而依据差异对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等进行调整，以完善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于二人1982年合作发表在《经济计量学》上的《置备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另外，1996年基-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基德兰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1988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的《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
　　199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
　　199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
　　1995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上的《作为规则的金本位》；
　　1999年发表于《经济动态评论》上的《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
　　200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货币总量与产出》；
　　200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
　　普雷斯科特在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碍》一书中。该书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和美国一样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还合编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贸易的契约安排》(与华莱士合编)。
　　普雷斯科特至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涉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方法论和经济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第一届获奖者拉格纳·弗里希——经济计量学的奠基者
　　弗里希在建造数学模型方面走在时代前面，并有许多后继者。他对假设的统计检验方法的贡献也是如此。任何想看到他的科学的实际应用的经济计量学家，都将高度关心应用到国家水平的经济计划工作。
　　——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