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刘遵义1944年12月12日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1964 年刘遵义以优异成绩，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士学位。1969 年获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 年， 刘遵义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师，1967 年被提升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73 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 年加入美国籍。1976 年，只有短短10 年教龄的刘遵义先生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1992 年他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Kwoh-Ting Li）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名誉称号。1990 年至1992 年，刘遵义教授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92 年至1996 年，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从1997 年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1976 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等。目前，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教授, 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并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教授还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他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员, 是美国经济学会、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 美国收入和财富研究讨论会成员, 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成员, 美国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理事,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理事。他还担任许多专业经济学杂志的编委。
　　近十多年来, 刘遵义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 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 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等单位的荣誉教授。1982 年7 月刘遵义教授被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第14 届院士。近年来, 他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 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 并是该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刘遵义教授还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如他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 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 同时还是美国加州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1979 年至1985 年, 刘遵义教授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银行的行长, 并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1987 年至1988 年, 为财产公平委员会(Property Resources Equity Trust) 的主任； 1989 年至1992 年, 先期为斯坦福大学投资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后又为斯坦福大学财政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从1998 年开始, 刘遵义教授担任中国台湾基金公司的主管。
　　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刘遵义教授治学严谨，知识面广。他涉猎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 主要包括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产品和技术革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刘遵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教已30 余年, 他的教学专长主要在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刘遵义教授著有多本著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农民的教育和农场的效率》(与Dean T. Jamison 合作) ；《发展的模式: 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的比较》；《21 世纪的中国经济:计量经济方法》。此外, 他还有140 多篇的文章发表在各类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其中, 近期的代表作有：《用新的生产函数反映世界农业技术的变化》(与P. A. Yotopoulos 合作) 载《发展经济学杂志》1989 年；《战后美国消费和储蓄的分析》(与M. J. Boskin 合作) 载《美国经济评论》；《五国集团战后经济增长: 新的分析》(与M. J. Boskin 合作)。
　　刘遵义教授认为亚洲的经济问题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在1998年7月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组织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动向及对中国经济深层次影响”高级座谈会上, 他就日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刘遵义教授在对东南亚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许多极为可行的政策性建议，在国际经济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尊重。90年代初，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东亚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及对亚洲经济的可能影响，他的一些假说在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实。2000年，他就中国加入WTO后面对的问题发表了务实、新锐的看法。他说，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对中国企业基本没有坏处，只要政府不让他挣垄断的钱。即使WTO不来，中国企业也会形成激烈的淘汰，不要把这笔账单独地算在WTO或外国公司身上。他还说，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和机会，中国应尽快抓住并利用它，才有可能跳跃式发展，并跨越一些传统的发展阶段。刘遵义认为加入WTO之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宏观经济管理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二率”，即保持一个低水平但大于零的真实利率、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率和一个稳定的利率。由于利率、利率和目标通胀率都不能单独决定，所以，为了达到“二率”的“两低一稳定”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