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经济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火烧经济”肇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蔓延全球并制造了无数灾难之后的新经济名词。金融、保险、房地产是‘重灾区’，这三个行业英文字头依次为F、I、 RE，合在一起，正好是个“火”（Fire）字。这场唤起了相关人士关于1929年悲惨记忆的大危机，甚至是一个比“大萧条”、“泡沫经济”更响亮的名字。

　　从“两房”陨落到五大投行倒闭再到对冲基金破产，一个由金融工具堆砌起来的美国金融大厦事实上已经“坍塌”，加上近年来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给未来的世界格局带来了新的悬念。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蔓延全球并制造了无数灾难之后有了个新名字——“火烧经济”。金融、保险、房地产是重灾区，这三个行业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合在一起，正好是个“火”（Fire）字。这场唤起了老年人关于1929年悲惨记忆的大危机，算是有了一个比“大萧条”、“泡沫经济”更响亮的名字。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火苗”最先从华尔街金融创新的“魔盒”中点燃，在烧掉若干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房贷公司的账本和账房之后，火势依旧不减，不但迅速蔓延到美国的钢铁、汽车等实体经济领域，还“烧”向全世界。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胡佛政府为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冲击，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它所带来的不是工业复兴，而是愤怒的报复。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全球贸易几乎中止，美国经济由此下降了三分之二。
　　从二战到冷战结束，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又一次“变脸”，成为自由贸易的“急先锋”。只要各国开放市场，美国就把一切廉价要素整合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链条中：低端的提供资源、劳力，中高端的钻研技术、搞设计、建渠道，而最顶端是华尔街，负责玩金融。地位由低到高，利润分成也一样。
　　经济学家华生对华尔街的批评温文尔雅：“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及政府监管的盲区’。”美国金融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批评就更犀利些：“金融部门、地产部门更多的是寄生虫，而不从事实际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他认为，华尔街的经济模式，最终会让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给劳工造成沉重的债务和失业，这将是一条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很多人会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茨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人们能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说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崩溃仅仅是“纸面财富”损失，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那些靠海外订单生存的企业，损失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饭碗了。订单式生产的“依附型”企业，绝大多数都被挤到了生存的底线上。这些企业一边压缩减产，一边减薪裁员。而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一旦减员，需要重新就业的人员数量会相当庞大，沿海地区就业压力陡然加大。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通过30年改革开放，以廉价劳动力和完整的工业基础这两个“比较优势”，顺利抢占先机，融入世界经济。加入WTO，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体制在中国全面建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损失明显暴露出“中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经济学家华生举例称，目前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不过是28％左右，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对外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出一倍多，在前几年就达到了66%。
　　在某些典型外向型产业聚集市镇，以前终日货车川流不息、夜间灯光亮如白昼、机器声轰鸣的“世界工厂”景象已荡然无存，整个场景显得格外萧条。广东省一组就业数据显示，2008年春节后970万名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260万左右的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远超往年同期。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东省第一季度就业需求预测只有190万人，供过于求，缺口巨大。
　　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还在恶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又至。美国参议院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把“只用本国货”写成了白纸黑字。对此，舆论一片哗然。虽然从理性看，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泛滥，一定会对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但自由贸易全球竞争的现实逻辑却不会轻易改变。

　　塑造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
　　“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
　　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中国。原载于《外交事务》的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文章《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印度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