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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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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票号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票号
一、明末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票号
三、乾嘉时期说。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四、道光初年说。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票号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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