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文化的概念、核心内容

 

　    在《博弈圣经》中文化的陈述：
　　精神是虚无的，没有个性，在浮浅无知的层面上自我构成，以绝妙的组合与大自然的节奏和谐。

感觉、思维是生理、心理能量的原始开端，从无到有的状态在影子和气息之间进行着灵魂的运动，这个抽象、混沌的体系不可能找到，这是构成文化的初级阶段。文化只有进程，没有核心，是虚无的精神谎言，但又分裂成大小不同的两块。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文化进程的创新战略结构就是国正论里的非绝对对立性。
　　一个人懂得了文化进程，就走进了产生智慧、文明、科学的发源地。人类在文化进程中，通过自由的激情，在真理之前不可能达到完整性，因为包含了错误行为的那一部分，任何人从未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每一个人都有权让自己变得愚蠢，有权犯错，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存在。人是一个神秘的怪物，每时每刻都在矛盾的对立中期待着什么，一旦有了机会，便信口开河地胡说，想创造独有的理论，看似有着健全的理智，其实搀进了主观无知的闹剧成分，异想天开，任意发挥，荒谬之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文化、文明、科学、哲学，只是想证明自己，却忽略了正在表现的正是一个低级文化的残缺过程。人们并没有多少文化，只是简单地对名词的吼叫。文化的无知逐渐神话，与听众的无知共同走到一起，无知的结合赋予了文化进程的和谐，接受未来与过去共同的命运。在非理性的文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是复活的文化个性，能对文化人格进行区分。
　　文化是一个进程，伟大的文化价值在进程的中间。文化不是实现，而是象征，最终以物理世界的存在达到文明。文明是现实主义。大部分人对文化的中间属性持怀疑态度，人们在非物质文化中表现出的正常精神或精神疾病都来源于文化虚无主义。虽然文化价值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灭，任何真实存在的文明还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一次次的文化变成现实，都是精神与物理世界的博弈，也是大自然的一次次呼吸，以国正论相对性的结构永存并进行传递。
出自《博弈圣经》博弈文化盛宴一文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pXVI，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 人 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曾极力推崇周朝的典章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 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的意思。而用“文化”迻译“culture”，始于日本学者，这时候的文化交流，已掩盖了两者语意上的区别。象钱穆所讲的，中国的“文化”偏重于精神方面，这时多少也认同了“culture”中的有关耕种、养殖、驯化等含义，将文化置于一定的生活方式之上。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人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后来拉法格关于思想起源的探讨和普列汉诺夫关于原始文化的研究，具体地说明了文化的起源问题，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起源观。列宁则主要从精神的角度探讨文化，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列宁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列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50页。）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和总结中西文化、新学旧学之争的过程及其因缘，在肯定以新学、西学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作了断然的否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主张。其基本点包括：第一，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而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去领导；第二，这种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相适应。因此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第三，这种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特征和基本内容。这些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定义。它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清晰地阐明了什么是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先进文化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所谓“先进文化”的概念。文化是多元的，这是社会生活多元性决定的；而用先进修饰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了，所以“先进文化”是一元价值取向的。那么，在当前，什么是先进文化呢？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见，中国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先进文化的存在逻辑地蕴涵着它的对立面，即落后文化。一个国家的具体文化现象是复杂的而不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不能等同。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

这里又要解释一下“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汉语中“文明”一词出于《易经》，《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书·舜典》：“睿哲文明”。从这两个地方看，“文明”在汉语中的含意是指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是一个人为的过程，而“文明”则是一个历史现象和范畴。文化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运动，体现民族的内在的精神气质，而文明则表现为一种置于某种文化成果之上的风貌。

文明一词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皆为Civilisation。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是由Civil一词发展而来的，Civil一词原意是指在城市享有合法权利的公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当时由封建习俗向着资产阶级化的演变称之为Civiliser，它的原意为：“公民化过程”。到法国大革命时代，人们把体现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新的文化气象称之为Civilis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它是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气象和新的趋势。事实上，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内涵虽有差别，但根本上都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成果。

文化核心的问题可以转换为文化定义的不同方式的问题。有两种定义文化的方式，一种是广义的，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文化被视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例如所谓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玛雅文化等；同时这一整体中的部分，因为能够体现该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冠之为文化。例如基督教文化、茶文化、武士文化等。这种社会学定义的文化，其核心即体现为“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Malinowski）等。正如罗杰·基辛所言，“文化是用作为把人类群体与他们的生态结合起来（社会地传播着的行为方式（mode）、生活方式（settlement patterns）、社会群居和政治组织的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

第二种定义方式是指狭义的，以民族精神和气质（ethos）为核心的属于价值形态的定义。之所以说是价值形态的，原因有三：一是有着明显区别性的，关涉本民族传统与自尊心内容；二是关涉本民族的心理的深层结构；三是作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交流体系，可以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并显示其独特的思维与世界观（参见Geertz，p351）。Geertz有句名言：人说话的能力是天生的，但说某种语言如英语的能力则是文化的。因此，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被用英语框定交流手段的并从中体现思维特征、精神气质的，其内容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文化的核心。

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定义，都显示定义本身的问题。从逻辑学的角度，定义有三种方式，一是语词定义，二是本质定义，三是操作定义，文化含义的纷繁已使人对文化概念提出异议；由于波普严厉抨击了本质主义，所以现在人们更喜欢将文化比喻成什么，如Geertz就认为文化是解释的，文化是个框，什么都可以装，他还把文化比喻为民族的人格。新儒家牟宗三也说过文化是“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的形式。”

我们按照第二种定义论述文化的实质及其中西差别。梁漱溟曾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属两条道路，不能用一种价值观比较孰优孰劣。梁启超由于厌恶西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副产品：诸如贫困两极分化、投机、犯罪等，认为还是中国文化呈现的亲亲伦理好。的确，比较文化，应当从其精神实质入手，而非完全体现在器物、礼仪、社会现象上。问题是，这样的实质非常难于把握。即使列上十条、八条，也是相对的，大而化之的。

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例如冯友兰在美国写的《中国哲学小史》就引述(Derk Bodde)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进一步的引申有：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为哲学认识论基础，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后使政治伦理化。西方文化以天人相分为认识论基础，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讲究的是僧侣主义和理性主义。有人认为中西文化其实都是宗教、伦理、政治相统一的文化，只是前者统一于伦理，后者统一于宗教。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李泽厚），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释等为补充。而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依我个人观点，以上对文化实质的把握就解释文化现象而言，是整体性和宏观性的。但很难说把握了所有区别，也不具有解释所有文化事件和历史个案的方法论意义。

中西文化的区别，我认为还是从两个基础和一个终极归宿来解释。两个基础：一是人存在的基础。洛克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家庭中，儿女与父辈之间的关系纯是感情关系，并非必然的道德义务关系；这样实际上解放了“个人”，既然这些关系并不重要，那么人生的目的也就不再伦理关系上寻求路径，而在对个人的责任和对个人的扩张，即保持“人身财产”，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权利是天赋的。洛克所谓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指人生来拥有自己财产的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自由并不是人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只是个名份。人生来是自由的，意味着个人对自己负责，个人是存在的基础。而中国则是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是伦理的，应该“化性起伪”和“教化”的。汉语“教”字就很能说明问题。南京的邵建教授对其做了如下解读。他说：

就简体“教”而言，它左“孝”右“文”（反文），是个会意字。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左边的“孝”表明了它的性质。西汉《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和以“孝”为表征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中国的施教内容。众知，儒家文化是人伦性质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切近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一旦用“孝”字表现，马上就出了问题。 “孝”的构形是上“老”下“子”，这个结构使我本能地感到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由于中国教育缺乏一种对人（即个体本身）的关怀，故尔造成了对人（亦即“个人”）的事实上的伤害。换言之，经由这种教育所形成的人，不是个体人格意义上的人，而是类似一个有着标准答案的“同一化”的人。他们的思维是同一化的，感觉是同一化的，语言也是同一化的，在他们身上丧失了（或没有形成）用自己的大脑来思维来感觉来说话的能力，至少是习惯。

在这种“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下安身立命的“人”，其生活方式怎么能与西方相同呢？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孔融（153-208）曾经洞悉了中国文化这种对人的伦理束缚。这位孔门传人离经叛道，曾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子之于子，尝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这纯粹是对社会现实的愤激之词，是对天经地义的传统伦理规则的批判。可惜象孔融这样的论点，在传统中无立锥之地。

二是心理基础。李泽厚说过一段话：“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这样的心理基础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实践理性，二是乐感文化。

在西方，类似的心理基础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核心，扩展为对外的平等与对己的自尊与严肃的态度，西方人往往有着不断追求完美、追求无限的精神，所谓浮士德精神。由于对无限的渴望，对未来的设想，对进化的执著，积极的征服的欲望也较突出。这样的心理基础也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理性主义，二是功利主义。

所谓终极归宿，既是个人心灵的寓所，也是个人行为的根本动机。西方人一般具有宗教虔诚。认可基督教的原罪信条，从而将救赎自己作为最终的成就。Geertz说过，“隐藏在原罪信条中的信仰，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生活态度。……由宗教倾向产生的心境与动机，给一个族群的世俗生活的根本特征，蒙上了一层派生的、微弱的光。”（Geertz《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体现在伦理自觉上。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其背景是族群的伦理秩序和环境，光宗耀祖是很多人的根本的心灵安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礼运篇》。连索洛维约夫都看出，孔子赋予祖先崇拜以崇高的道德价值，“好古” （《论语·述而》），“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由于这种心态或信仰，中国人的终极归宿往往体现为维护血亲家族的荣誉上。祭祖之心，怀乡之情由是推衍、蔚为大观。

总结起来说，文化的区别在上述两个基础和一个终极归宿上可以基本分辨眉目。事实上，文化的区别表现在各种观念与形式上，而且，区别与联系也是辩证的；我们只是说，文化概括在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以及认识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两大问题上真正显示各自的特色。

表现的层次性

所谓文化表现的层次性，指一个民族展示和显现文化的结构特征。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这种层次性就是我们常说的优雅文化与俗文化。高山流水与下里巴人，是从接受者的角度体现文化的层次性的，由于接受者本身需要再评价，甄别其是否附庸风雅，也由于优雅与俗气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所以也是相对的。孔子赞《九韶》，称三月不闻肉味，斥郑声淫，可能还是因为前者为少数人专享，后者为大众喜闻。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层次性表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更多地表现文化的思想性，先进性；大众文化则表现文化的娱乐性，生活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精英文化流入腐朽、颓废，有时大众文化则蕴含创造力，生命力。麦克米伦离职10多年后，伊丽莎白女王考虑到他的业绩，想封他为伯爵并授予嘉德勋章，但被他婉言拒绝。他说：“这些称号不适合于一个苏格兰高地小农庄佃农的曾孙。”（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插页。）贵族以及贵族文化的衰败和贬值可见一斑。从文化客体的角度，文化的表现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次特征，古人曰：“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形而上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如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缺乏精神表现的文化，如一些流行文化形式，科技文化成果，公众文化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