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 ，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薛暮桥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的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于2005年7月22日去世。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薛暮桥:市场经济拓荒者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的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这两本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刘少奇指定《政治经济学》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
　　1943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成功地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1966年间，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数次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物价管理体系。
　　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薛暮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

　　青少年时期: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
　　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惟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常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文革时期:
　　1947年初版胶东解放区薛暮桥著
　　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薛小和回忆：与父亲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董姓造反派头头。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一天中午，门口的守卫和往常一样，喊薛暮桥和董拿饭票买饭，薛老往卫生间一看，才发现董已经上吊自杀，尸体已经僵硬，而薛老因为读书竟全然不知道。
　　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在张老太太眼里，薛暮桥全然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更像是一个落难书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经常看见薛老对着冒气的水壶手足无措地喊：水开啦！
　　在干校，薛老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时候，薛暮桥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里的花生。薛老是孩子最喜爱的看守，在他沉醉书里时，孩子们就可以溜到对角偷花生。冬季，薛暮桥的主要任务是烧猪食。一次，薛老一把一把地将柴草往锅灶里送，一个火星爆在了棉裤上，烧掉了半个裤脚才发现。这是他惟一的棉裤，冬日里，年近7旬的薛老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全身，冻得真难熬”。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当他从别人旁边走过，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
　　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每写完了一稿，父亲就笨手笨脚地将稿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封面用一种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书名。这一年薛暮桥65岁。
　　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
　　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空前的纪录。
　　1984年，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薛老说：他只有两次读书的机会，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牛棚大学”。
　　改革开放时期:
　　1980年，薛暮桥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合影
　　杨建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个体摄影师。从1979年年底始，每天早晨，杨建就带着马扎和一个水杯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年春天，杨建从北大荒挤上了回城的火车。车站里，挤满了和自己一样面容饥饿而又惶惑的回城知青。资料显示：1979年前后，全国像杨建一样的回城知青达1647多万。时称“待业青年”的这批人，就业须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报到后在家等待一个家属提前退休、顶替接班或内部招工的奇迹。1979年7月18日那天，杨建在《北京日报》上记住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薛暮桥。在那篇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薛暮桥指出：老职工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办法不妥，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丰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
　　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能不能让个体户上天安门？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这一年，薛老已75岁，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当时，灵机一动的杨建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旧的“海鸥”照相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起见，杨把关系挂在街道服务联社。一位业内人士估计，26年来，杨建及其同行拍摄的照片约在1亿张左右，在广场付费留影的有两三亿人次。同年，从北大荒返城的李晓华，和杨建一样，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凭借一台美国冷饮机，李靠2毛钱一杯的冷饮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李晓华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亿万富翁。
　　2004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2720.07万户，从业人员达9604.36万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30%以上。而1979年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比起其他学者，薛暮桥具有天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薛暮桥即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首任统计局局长；和其他官员相比，薛老又多了专家的思维和探索的精神。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父亲并没有用理论来推断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时，他对那里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有切身的体验。”薛小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经常穿梭在集贸市场的小贩中间，询问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走。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叫到了家里做家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过来。薛老问：招几个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说是资本主义。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属于剥削性质。
　　“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薛小和说。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
　　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
　　晚年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1991年，薛暮桥与外孙一起习字
　　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说，虽然新中国后，薛暮桥已经成为部级官员，但是有很多的话只能憋在肚里。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在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引发群众不满。“有一天，街道通知我们去开会，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研究大米涨价的事。”薛暮桥的二女儿、原国家计委干部薛小沂回忆，“一斤大米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最后不了了之。”与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钱涨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结果。薛小沂说，改革的症结是：计划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
　　薛暮桥把目光盯在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当时，化纤制品价昂，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了经过再三考虑的主张；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他认为这样的调价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风险问题。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这一年，薛暮桥86岁。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岁数大，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内心很不平静。7月15日，薛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尝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1999年仲夏，薛暮桥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整整六年之后，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这位老人与世长辞。

　　一、第一代经济学家的旗帜
　　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沪杭雨铁路总工会，投身工人运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学习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并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多的牢狱生活，竟成了薛暮桥的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开端。
　　出狱后，薛暮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孙冶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严谨的学风。其间，薛裕龄在家乡调研后，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并被当时的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刊载。这篇文章一直被薛暮桥视为处女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薛暮桥和夫人罗琼毅然投笔从戎。在三个月反扫荡战争的行军途中，编写出一部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1943年开始，他担负起财经部门的领导工作。
　　二、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的方案。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它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0年9月初，正式成立了以薛暮桥为总干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他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80年代初起，薛暮桥就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三、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
　　薛暮桥以自身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对理念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完全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1、1937年出版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
　　2、1941和1942年写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3、1943年-1947年他在山东领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写有总结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经验的大量文章和报告，其后汇编成《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1979年出版、1982年出增订本）一书。
　　4、195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有英、法、日、俄等国文字的译本。
　　5、197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
　　6、1979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总结了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问题。该书有英、法、日、德、西五国文字的译本，1982年出版该书的增订本，也已译成英、日等国文字出版。
　　7、论文、报告汇编《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1980）。
　　8、论文、报告汇编《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
　　9、论文、报告汇编《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1985)。
　　10、论文、报告汇编《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1985)。
　　11、1986年，国家统计局编印《薛暮桥统计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