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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曾在梅森大学讲授“法与经济学”课程，现正从事“公共选择”与“法与经济学”领域研究。兆丰在过去十年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其基础扎实，言辞洗练，思想一贯，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兆丰1997年建立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2000年被《新周刊》评为顶尖人物，2002年出版文集《经济学的争议》，2006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
薛兆丰-人物简介

薛兆丰
——不断有人指责我专横独断，指责我不宽容异己，指责我好斗。我将这些都看作是赞扬。

——学术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我虽然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能不拼命地批驳你的观点。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的努力将立刻转化为对你的观点的信服。

——我们要让别人说话，要始终让别人说话，但仅此而已，更多的仁慈和宽容都是有害的。

这是薛兆丰《正确理解学术自由竞争》一文的开头，带着尼采式的咄咄逼人和唐·吉诃德般的热血沸腾。

他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并挑起论战的高手，他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一书出版不久，马上就有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旋即又有另一位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的争议”，力挺薛的观点。据薛说，这两位大学教授皆与他不相识。他抱着感谢捧场的态度饶有兴味地关注了这场论战，并遗憾辩论没有吵得更热乎、范围更广一些。

“很简单，两个人对吵引起传播效果，显然比两个人的各自吆喝要更好。在网上也是如此。”

不动肝火的论辩大王

这个国内最早的论坛版主之一，1995年底，就在深圳万用网开辟“新闻组”(newsgroup)接触“网上讨论”，并开设“经济学”栏目，只是当时尚未有“版主”一说。1996年初夏，深圳数据局推出一个“BBS”站，薛兆丰在那里担任“经济学”版的版主。今天这个版虽然人气凋零，但仍可从颓垣败瓦中推想出当时激烈场面。

“论坛必须有人挑起话题，针锋相对，兵戎相见，引得看客忍不住要开口参战，这样才会热闹。”当时为了贴点上乘货色，薛花了不少钱请人把科斯等人的文章敲入电脑。远在泰国芭堤亚度假，也冒着炎热，乘车到老远的网吧看文章。在网友争论中，薛兆丰惊讶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如果不是这段经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写文章、写专栏。”

“在网上表达任何观点，都可能会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要写出经得起考验的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写以前，自己先尽量攻击自己——将所有可能的攻击都考虑在内，然后挑出有代表性的给予回答。那些低级的攻击，则忽略，也算是卖个破绽，引诱别人来过招。大大咧咧地上阵的人总是有很多，我再手起刀落，那种快感，只能意会。”他后来写专栏一稿要修改七八遍，出声朗读并反复推敲，好习惯由此而来。

他不在乎对手说粗口和人身攻击，有人大骂他，他感到兴奋，朋友也会第一时间通报。薛兆丰把这当成一种赞扬——说明对手无力还击，才出此下策。他只动过一次肝火。一次他在宣传“交易”的好处，一位网友很不客气，要薛出个价，他要买薛的女朋友去过瘾！10秒钟以后，薛兆丰的怒火平息下来，写了张回帖，告诉对手，自己并不拥有女朋友的产权，无权卖她。“别看他粗鲁，他是有观点的，我也郑重地回他。这样的帖子，删了就是版主出洋相；摆在那里，则大方得体。”

在美国大学作为经济学教科书的阿尔钦(Armen Alchian )的著作，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即为薛兆丰，阿尔钦对薛颇为赞许，并称薛是其工作伙伴。阿尔钦对薛的翻译给予鼓励，并告之，该书的俄文版本和西班牙文版本也在同时翻译中。4年后，薛的中文译本面世以后，另两种版本仍未完成。

阿尔钦——这位93岁的经济学专家童心不老，充满好奇，乃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个使用email之人——不懂中文，他用一种十分特别的方法检验翻译。他将薛的中文译本交给UCLA的一名中国学生，命他再由中文译回英文，从还原程度来考量翻译中是否有失真或谬误。结果令阿尔钦十分满意，该译稿因此成了阿尔钦“钦”定的中文译本。

要把生命用得最好

薛兆丰幼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他喜欢看到工作成果成为实物。但是很快，他放弃了这一理想，转而想当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个曾经腼腆害羞的少年，开始意识到，物质的发展并不能给人带来太多幸福感。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精神病医生则可以帮助那些无力追求幸福的人们。高考前，他填报了两所重点医科大学。这个在父母的宠爱和严格管教双重高压下的孩子，一心想通过高考离开家庭，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结果，考分高不成低不就，他入了深圳大学，因为离重点线差一分，他只能读不那么“重点”的数学系——开放伊始的深圳，“国际”打头的专业最吃香，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连中文系的名称都改成了“国际文化传播”，惟有数理化不“国际”——在大学里，薛兆丰重新修正了他的理想。

“我一直想，要把生命用得最好，但如何最好，得有个计划。”人类的大部分灾难是思想造成的，而非自然造成，人祸远远猛于天灾。未来还是白纸一张的薛兆丰，开始设想：有意义的人生，乃是要创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则传播好的思想。再后来，他又把思想，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深圳大学是特区开放而建的高校典型，北大清华的教授咸集于此，图书馆所有图书一律开架，而且开放时间之长，为当时亚洲所有大学之最。薛兆丰大学受益颇多之事如下：与女朋友共同读书，与室友尹忠东吵架。

红袖添香夜伴读，学者之福。虽然女朋友后来没有成为太太，但薛兆丰依然在博客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恋爱，越早恋爱就越容易心平气和，越不会大惊小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安心用功有益，因为不必再为挑选、追求、竞争、乃至舞会操心了。

与尹忠东吵架也是有益的，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凡值得尹同学与薛同学大吵特吵相持不下之事，往往尹是对的。尹建议薛在辩论中不要采用比喻手法，最终彻底影响了薛的思维习惯和文风；尹提出“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而人的行为却是高度一致的”，一直让薛铭记心头，最后还成为撰写投票经济分析论文的契机。

比复杂更难的是简单

薛兆丰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但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是来自朗诵古文及背诵粤语流行歌曲的歌词。他从小在父亲那里只学到两件事：一是写毛笔字，二是父亲在写文章时，他凑去看，被父亲教育说，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在旁边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他的写作风格，是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引导的，他们鼓励他用简洁的文字表达思想，因为初中的语文老师只讲粤语，所以他当时背诵的古文，一概是用粤语。粤语与古音更接近，而且有九种音调，富有韵律。直到今天，他写专栏都要先打印出来，自己边读边改，力求简单好懂，朗朗上口。他太怕别人不爱看了，报纸上文章满满当当，文章若不吸引人，眼球那么一转就可以忽略过去，比电视换台可方便得多。

所以他的经济学专栏，深入浅出，连外行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其实简单的文章更难写。”他硬性规定自己：在专栏中不得使用经济学专门术语，所有含“把”、“将”的句式都要改成最直接的动宾结构……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多数学术论文都根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艰深难懂，在经济学术语里，除了“边际(marginal)”的概念，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词以外，其它专业词汇，几乎全部可以用浅显的方式来表达。他假想的专栏读者，是“思维方式没问题，但是没受到经济学专门训练的人”。

他最喜欢的一篇经济学短文，是秋风翻译的《I, Pencil》(《铅笔的故事》)，那是读来简单、但寓意深湛的经济学经典之作。他特意去把自己的车牌号码，申请成“I PENCIL”，并得意地说：“只要是好的经济学者，在路上看到这个车牌，就知道车里还有另外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薛兆丰爱好单纯，最经常的休闲娱乐，就是在家里踱来踱去，或者洗澡，一把澡就可以排遣许多郁闷。再有，听音乐，兜风，哄自己从小抱大的干女儿玩，去朋友家聊天、蹭饭。“去朋友家里什么都可以由人招呼，你就坐在那里不用动了。”他爱吃，给什么都吃光，因此是受欢迎的食客。然后看电视，侦破片，或者烹调频道。

他听说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他哭过；他听说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他哭过；他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也同样失声痛哭。他在博客里写道，“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社科院一访问学者来到华盛顿，他见对方是个女孩子，便主动邀她出去吃饭。该女素闻薛某桀骜难处，一餐饭吃得战战兢兢，薛兆丰先行吃完，她马上起身，表示不敢耽误他的时间，愿把自己剩下的打包回去再吃。为了让她能安心吃饭，薛随即又给自己点了一份，陪她继续吃！

　

薛兆丰-代表作

《商业无边界》
1.《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内容简介：本书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价值。简单地说，这本书指出了美国式（而且更多是欧洲式）反垄断法的种种圈套和谬误，而这种反垄断法正在被许多国家所生搬硬套。只要读完这本著作，你就会奇怪在经济科学当道的年代竟然还有反垄断法这种错漏百出的东西，而且还会惊叹其它国家竟然还会对这趟混水趋之若鹜。

这本书将掀掉读者头上的蒙眼布，把错误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们为什么至今还挥之不去解释得一清二楚。任何一个走完这个思想历程的人，都会深深地怀疑反垄断法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即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执迷不悟和一意孤行，我们也至少知道该如何缓解其决策的恶劣效果了。

薛兆丰-薛氏语录

薛兆丰
1.不管怎样，韩寒批评巴金和冰心，我没有发言权。我想说的是，要做好的作家，文笔与思想就密不可分。有个现象，张五常发现的，就是浸过咸水的东西，有可能在淡水里流行；但只浸过淡水的东西，当然有可能在淡水里流行，但跑到咸水里就罕见成功。我暂时想到的例外只有倪匡。巴金和冰心，都多少浸过，虽然他们在咸水里未必如在淡水里流行。

2.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应该树立一些偶像，让今后的道路变得更有意义。我自己的偶像，包括了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波普尔、以及政治家邱吉尔、阿登纳和撒切尔夫人等。这几个人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3.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而不是什么市场失败或资本主义失败。那两家要破产的公司，名字起得花里胡哨，叫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好像个私人公司，好像代表市场。其实，Fannie Mae是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联邦全国按揭联会），而Freddie Mac则是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4.微软开始用黑屏背景对盗版用户作提示。准确地说，只有正在使用盗版视窗系统、又同意授权微软作验证的计算机用户，才会遭遇黑屏提示；而且，黑屏只是提示，既不影响用户操作，也不传送用户信息；更重要的是，此举并非只针对中国地区，而是微软全球反盗版行动的一部分。然而，国内网民哗然，非议之声四起。这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盗版用户仍然众多，二是正版意识仍然薄弱。让我从法理、道理和学理三个层面讨论此事。从法理上看，微软的行动显然是经过推敲的。首先，“盗用者”不是“消费者”，微软本没有责任向他们提供任何服务，更不用说完整和完善的服务，而黑屏给软件盗用者带来的不便，应该小于门窗和锁头给小偷带来的不便，也小于米缸盖子给老鼠带来的不便，坊间的“此举有点过”和“伤害消费者”之说无从谈起。

5.腐败当然促成了豆腐渣，但要明白，即使没有腐败，也仍然会有豆腐渣。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只要是不在市场机制下完成的工程，就是不同程度的豆腐渣工程。市场是唯一保证每个人的行为的结果，最大程度地由且只由这个人自己承担的机制。有了这个机制，才能保证边际上的效率的改进。边际上没有效率，就是不同程度的豆腐渣。当然了，从这个角度看来，事情办得太好，也就成了豆腐渣，那是因为花的钱过多了。老师图洛克（G. Tullock）举过一个例子，说美国国防部为军队的飞机采购了一种优质咖啡壶，这种咖啡壶能够抵御很强的冲击力，即使飞机爆炸，里面的咖啡也能完好无损。图洛克说，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私人机构，那个采购员在一个小时内就得去找新的工作。

薛兆丰-相关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薛兆丰先生最新一篇文章《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的最后一句话：“……同意的朋友，您掌握了经济学；不同意的朋友，您发明了经济学”，很叫人吃惊。
　　　　
因为薛兆丰先生以及他的拥蹙们经常在论坛里散布他们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一惯把反对他们的人斥之为不懂经济学-----不懂他们的经济学。在经济学这块领域内，他们大胆，活泼，精力充沛，创新能力强，能够对这学科有所创造发展，独立成派，理论虽然暂时还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但精神却一直深为我等佩服，尤其是薛兆丰先生发展创造性的提出：“最常见的经济学的定义就有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改口，与其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经济学可以不局限于研究经济了，还可以研究生理卫生的。天才大胆的思维总是那么容易让人振奋。
　　　　
发明经济学一向是薛兆丰先生的拿手活。然而某天，薛先生突然不但自己主动的放弃自己的得力法宝，而且还把它送给了别人，转而嘲笑对他观点“不同意的朋友”，说他们“发明了经济学”。真叫人吃惊得睁大眼睛合不拢嘴。能对薛兆丰先生这一反常作法作最乎逻辑的推想就是，他已经认为，只有他的经济学才是唯一能配得上称呼经济学的经济学。
　　　　
薛兆丰先生的经济学是一门很奇怪的经济学，是一门跟“应该如何”毫无关系的经济学。彻底的抛开“应该如何”，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堆又一堆的文字，在我看来，恐怕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明白他那些东西的意义何在。人类搞科学研究，研究天空大地，研究花草树木，研究历史未来，研究文化艺术，目的无非都是为人类自己服务；对任何人都没用的东西，即使是再怎么正确，再怎么符合客观实际，就如同屠龙术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这文章里，他替他过去的一篇文章叫了一下屈，“我说票价不足导致了黄牛党，他们便说铁路是政府垄断的”。抛开他在火车票问题上已经作出价值判断----“把票价提得更高”，因而招来众人怒骂这点不谈，光光说这“票价不足导致了黄牛党”。薛先生自己可曾想过自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是想如何打击黄牛党吗？还是炫耀供求关系的正确性？中国的春运高潮是由什么造成的，这股特定时间的特定需求是怎么来的，这种不在他经济学眼界里的东西，薛先生是可以不管的。他就仅仅用供求关系这一招来对付已经不完全是经济学问题的火车票，只想告诉我们，火车票价格高了，买票的人就少了，黄牛党就没有了，手指疼了砍断它就会不再疼了；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大家对此什么都不懂，好给他再教育过。
　　　　
薛兆丰先生的这篇新文章主要说的是房价问题。用的也都是他一向用惯了的分析工具---供求关系，来说明他的观点------房价步步升高是因为消费者旺盛的住房需求超过了房地产商所能提供的房屋供给；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抽税干预只能使房价上涨。同样，这也是一个正确无比却又毫无用处的分析结论；它的正确，仅仅是在他的经济学世界里，而跟这个现实的社会实际情况是严重脱离的。中国人很缺房，中国的房价高得令人无法承受，对于这一点，普通的中国人都会深刻感受。对于他们，最想听的不是多说感受，而是讨论如何解决问题（除开认为这不是问题的那些人）。
　　　　
拒绝政府干预，一直是薛兆丰先生的经济学的特点。无视政府也是这房地产市场交易游戏的参与者之一，无视政府在房子问题上的重要性，无视中国的特别国情，那当然，是不可能对中国的房子问题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的。现在，“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政府掌管着土地批租权，存在着官商的勾结和腐败”，政府要想从这行业获得最大利益，政府要靠它来维持巨额行政开支，同时在面子上，政府又得必须是一个为共和国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机构，抛掉这些最基本现实的东西，你还谈中国房子干嘛？

薛兆丰-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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