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革命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纵观世界人口的发展历史，世界人口的增长出现了两次“人口革命”。第一次“人口革命”出现在农业革命时代，即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侯文若，1988）。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农业经济逐渐取代了采集渔猎经济，出现了第一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导致了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以及使人类由血缘婚进入对偶婚，从而推动了世界人口第一次相对快速增长，进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革命”。第二次“人口革命”出现在工业革命时代（潘纪一，1991）。18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推动了世界人口第二次快速增长，进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人口革命”。
　　随着第二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发展，法国于19世纪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瑞典是第二个在19世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则在20世纪相继发生（黄小燕，1999）。进入21世纪，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并将持续到21世纪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着世界，笔者认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是一场愈演愈烈的“人口革命”，这场“人口革命”是在第二次“人口革命”开始之后产生的，故称之为第三次“人口革命”。
　　第三次“人口革命”与第一、二次“人口革命”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①老年人口增长迅速。1950年，世界老年人的比例为8%；2000年这一比例为10%，预计2050年将达到21%。据估算，2002年底世界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6.29亿，2050年将会增长到20亿。目前全世界老年人口每年增长2%，远高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②老年人口自身不断老化。实际上，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是80岁及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组。目前全世界高龄老人有7000万，并正在以每年3.8%的速度发展，不仅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将会更大。夸张一点说，它对人类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亚于第二次“人口革命”。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次“人口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日趋明显，使得西方各国不得不重视这一现实，致使他们纷纷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
　　1.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挑战的政策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均为福利型国家，但在福利财政政策上，又有所不同，按照养老金的构成，可划分为4种不同的福利类型国家：①社团国家主导型保险体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②剩余福利体系国家，如美国。③普通国家体系国家，如瑞典、荷兰。④混合型体系国家，如英国S.Tester,1996）。在20世纪，无论哪种类别的福利国家，有关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挑战的政策，尽管各有优点，但都非尽善尽美，有时还有很大的波动性。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老年人的政策受到冷落，其相关政策主要涉及机构照顾服务，很少顾及对于老年人的住房供给的需求或者住家照顾服务等需求。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挑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关老年人的政策有所变化，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荷兰等国采取的政策是，将老年人安置在专业化的或由福利机构照顾的场所、收容院等，并将此作为满足老年人对住房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一剂灵丹妙药（侯玉兰，1998）。
　　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人口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明显增大，使得其用于老年人口的财政支出愈感沉重。在70年代中期，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用于老年人口的财政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奥地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美国则高达25%（桂世勋，1986），这不能不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惊慌。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西方国家纷纷建立了社区照顾服务政策，在不同的法定框架和资金来源下，为老年人所提供的养老金、住房供给、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等在西方各国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除此之外，为了减轻第三次“人口革命”对经济的压力，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归纳起来有以下6点：①重新训练老职工，使其重新走向工作岗位；②加强研究适合于老年经济活动人口的职业种类；①改变老年经济活动人口的工种，使他们从事较轻便的劳动；④实行不充分的工作日制；⑤为老年经济活动人口建立专门的车间；⑥充分利用老年经济活动人口的丰富经验去完善技术和生产工艺（田雪原，1989；顾俊礼，2000）。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影响老年人养老保险和社区服务政策倾向的最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的老年人口政策出现了3种趋向：①从机构照顾服务转移到不太正规的、表面上不那么昂贵的、较多的以社会形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服务（J,Baldock,1992）。②在混合福利经济背景下，降低政府的直接作用并发展商业的、非营利的和非正规的提供老年服务的部门。③促进具有更为灵活的服务和具有更大选择机会的、个性化的照顾服务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第三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的所需使西方国家的财政经济难以支持，削减福利开支和医疗服务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对此，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两种政策，一是搁置提高养老金提案，以抑制公共医疗服务费用；二是简政放权向福利多元化发展。如法国、联邦德国简政放权的改革，美国和意大利福利制度的改革，英国老年服务体系的改革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政策是倾向于社区服务的进一步改革，提倡人文主义的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服务和住房供给等服务的整合。目前，第三次“人口革命”的冲击，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西方国家在制定应对政策时，把开发老年市场看作是解决未来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因此，西方国家老年市场发展迅速（李通屏，2000）。
　　2.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挑战的反思
　　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面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冲击，西方福利国家积极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并且对其不断调整，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末，总的来看，也未能很好地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挑战，未能很好地解决好老年人口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老年人口的福利待遇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用于老年人口的福利支出给经济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大，致使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缩小享受政府福利待遇的老年人口比例，另一方面削减用于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从而使绝大多数老年人口的福利待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Walker,1981)。
　　(2)老年人口的住房问题　对西欧和美国的调查显示，老年人口不论是自己拥有住房还是租借房屋，其居住状况都比年轻人差。老年人口的房子通常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在西欧，老人的年龄越大，其住房条件越差(A Butler,1986)。老年人口不仅居住条件差。而且住所周围的环境也较差。
　　(3)老年人口的医疗服务问题　从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为全民提供保障，但实际上老年人口能否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和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取决于老年人口所在地区、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西方人多数国家的成本控制政策使老年人口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获益的权利和机会受到抑制，为临终老人提供的老年医学、老年精神病学、日间照顾、支持治疗等服务尚未完全发展（周向红，2002）。
　　(4)老年人的社区服务问题　西欧和北美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推行老年人口的社区服务，通过近70年的发展，社区服务对于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确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服务的资金、人力、物力不足而造成的社区服务质量低下，不能令老年人口满意（G.Wilson,1994；徐永样，2000）。
　　(5)老年人口的社会地位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把老年人与“社会负担”联系起来。人一进入老年，就再不被人尊敬，甚至被视为社会负担。不仅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普遍存在虐待老年人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和疏于照料。尽管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等颁布下反对歧视老人的有关法规，但实际上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陈功，2002）。
　　西方福利国家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无论其经济还是科技，均走在世界前列，但他们在20世纪应对第二次“人口革命”的挑战中，仍然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笔者认为，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好老年人口问题，其主要原因有3点：
　　首先，第三次“人口革命”的快速发展，使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剧增，是发达国家难以应对的关键。发达国家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00年为5%（法国为8%），1950年为10%，2000年为15%（注：据美国人口情报资料社（198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推算而得。）。老年人口的这种快速增长，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人口的短缺和“老化”，而且给政府的财政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发达国家在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冲击中感到力不从心。无论社会上怎样强调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这一客观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其次，在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制定了这样或那样的老年人口政策，但并没有真正从老龄化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轻龄社会的现实考虑出发（任强，2001）。因此，制定的老年人口政策偏离了老龄社会的实际，从而使其执行起来效果令人难以满意。
　　再次，在西欧和北美，无论哪种福利类别的国家，其老年人口政策体系均不健全、不配套，执行起来出现许多漏洞，因而自然会带来诸多问题，难以令老年社会满意。

　　进入21世纪，随着第三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发展，不仅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将相继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因此，在21世纪，第三次“人口革命”不但继续冲击发达国家，而且会更加剧烈地冲击发展中国家。第三次“人口革命”对21世纪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其不良后果主要有4个：
　　1.第三次“人口革命”引起的社会老年抚养比的不断升高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社会老年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PSR，每一名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对应的劳动力人数）标志劳动力的抚养负担。1950年至2000年的50年间，全世界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加到6.06亿，PSR从每名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应的12个劳动力下降到8个劳动力。预计到2050年，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0亿，PSR将从2000年每名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应的8个劳动力下降到4个劳动力（毛汉英，1984；张小青，2002）。
　　21世纪随着PSR的不断升高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及核心家庭的增多，老年人的需求不仅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和家庭养老负担，而且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奥地利的养老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美国占联邦预算支出总额的30%左右，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2.第三次“人口革命”引起的经济活动人口的短缺和老化阻碍了经济发展
　　21世纪，随着第二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发展，不仅使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而且还使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行列。这不仅会引起经济活动人口的不足，而且还使经济活动人口老化。经济活动人口短缺和老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活动人口不适应21世纪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吴玉麟，2001）。
　　3.第三次“人口革命”引起的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
　　随着第三次“人口革命”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老年人口将会迅速上升。2000年世界总人口为60.55亿，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6.06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据1982年联合国的中档预测资料推测(United Nations,1982)，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0亿，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将导致社会活力下降，社会创新能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节奏变缓，社会运行机制功能降低，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
　　4.第三次“人口革命”将使21世纪老年人口问题更加突出
　　老年人口问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心理、意识形态、传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十分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老年人在衣、食、住、行、医、学习、就业、娱乐等方面有其自己独特的需求，随着第三次“人口革命”对21世纪的冲击，老年人口将不断增多，与此同时，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化。据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资料（陈功，2002），目前全世界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6.29亿，其中80岁及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已达7000万，并以每年3.8%的速率增长，到本世纪中期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占老年总人口的1/5。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高龄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老年人口的养老金、住房、生活环境、医疗保健、社会地位、社区服务、家庭照料等等一系列的老年人口问题日趋突出，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社会、社区的负担，而且还会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

　　第三次“人口革命”将使21世纪老年人口激增，从而将对社会、经济、家庭等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对21世纪的冲击，最根本的是解决和处理好老年人口养老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关键是社区发展。
　　1.社区发展将成为21世纪初期国家养老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辅助手段
　　在21世纪，由于第三次人口革命的冲击，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到2050年，将由目前的6.29亿增加到20亿。不要说2050年的20亿老年人口将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就目前的老年人口状况，已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方面而感到力不从心。许多发达国家这两项费用的支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有的在20%以上，更有甚者高达30%左右（如美国）。这么巨大的养老负担使得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正在调整老年人口政策，一方面削减养老保险金，另一方面简政放权，制定一系列政策，把养老保险推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发展(J Midgley,1998），力图使社区发展和社区养老服务成为21世纪早期（21世纪初至30年代）国家养老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辅助手段。
　　2.社区发展将为21世纪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注入活力
　　在21世纪，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的日趋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社区的保障助养、服务解难、医卫保健、精神赡养、社会参与等日渐重要，从而使社区养老服务在养老保障体系中起着其他任何服务都无法替代的作用（桂世勋，2000）。社区养老服务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重要地位能否确立，关键在于社区发展，因为只有通过社区发展，才能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才能使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在21世纪得以充分发挥。
　　3.21世纪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迫切需要社区发展为其养老功能的缺失提供相应的补充
　　从1982年维也纳的《老龄问题行动计划》到2002年马德里的《老龄问题综合性政策框架》，均认为由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经济活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大的态势表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和相应的传统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就全世界来说，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正在加剧，在发展中国家也成了一个明显的新问题。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着挑战（林戈，1999）。在2l世纪，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家庭养老将越来越令老年人不满意，因而必须大力推行社区发展来促进社区养老，以此补充因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而造成的养老功能的缺失。
　　4.21世纪养老观念的变化将使养老模式向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社区的发展
　　笔者认为21世纪养老观念的变化是双向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家庭的不断增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一方面子女迫于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压力，对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照料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转变养老观念把家庭养老转向社区养老，这在发达国家已表现的非常突出，即使在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中国，在城市家庭中有些子女的养老观念已开始了这种转变（张秀芳，2000）。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其原因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老年人口愿意到社区中养老，再者绝大多数老年人不愿因自己的生活而耽误和影响子女的前程和发展，尽量减轻子女的负担，愿意到社区中养老。21世纪老年人和子女养老观念的双向变化，必然促使养老模式向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但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笔者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现状和养老模式，对21世纪养老模式的发展演变做一粗略推测，详见表1。
　　表1　21世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养老模式演化
　　
　　从表1中可以看出，21世纪中期（40-60年代）发达国家将发展到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养老模式，发展中国家要到21世纪晚期（70-90年代）才能发展到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养老模式。但是，无论早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终都将走向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演变，势必促进社区发展，没有社区发展，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的养老模式就不可能实现。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的挑战，还是世界各国在21世纪迎接第三次“人口革命”的挑战，均离不开社区发展。基于这一重要观点，21世纪的人口科学在研究第三次“人口革命”时，一定要与社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井把其作为一个重大的论题进行研究，不仅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还要从实践上进行探索，从中得到正确的理论和规律，用以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