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作为一家在中国出版业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出版社，不仅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最早成立的大学出版社，而且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期刊、音像制品和适用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成人教育、各类培训、入学考试、学历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方面的教材，每年出版新书600种。
　　50年来，人大出版社始终以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2年人大出版社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是中国高校教材、学术著作出版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优势，团结全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理念，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建社50年来，累计出版图书一万余种，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积累与文化传播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人口学、环境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商品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艺术以及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等。其中许多教材多次再版，一些教材发行数量高达数十万册以至数百万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强化选题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全体同仁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形成了人大出版社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2004年，人大出版社出版图书1600余种,发行码洋约5个亿。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人大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处。1952年8月，出版处改称出版科。1953年9月，学校研究部所属的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油印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地点在鼓楼西大石桥28号拈花寺），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成为一个完整的出版机构，不过它还只是学校的内部出版机构，不能对外公开发行教材。当时，全国对人大教材的需求量庞大，教材出版处出纳组的发行力量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就为此建立了一个教材供应组，专门发行人大的教材，教材出版处把书批发给它，由它配送至全国各省、自治区分支机构。

　　成立出版社的契机源于1954年3月12—21日高等教育部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与会人员是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校长，还有主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会议主要由胡锡奎副校长代表人民大学介绍本校贯彻中央关于 “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各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推广人民大学的经验。会后，各部委和各地方兄弟院校纷纷来信要求人民大学提供教材。当时的教材出版处由于规模小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所以高等教育部就提出由人民大学推荐一批教材公开出版。当时学校研究部请苏联专家推荐了81种，后又压缩至22种，这22种由高等教育部分到当时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来出版。但是，这22种书中，最初只有《统计学原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两本在使用了教材出版处原来铅印教材的纸型，仅更换了封面的情况下公开出版了，其他的大部分教材都未能正式出版。这件事给了教材出版处的同志很大的启发，教材出版处的陈维雄（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与齐振之（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王颖（时任教材出版处办公室业务秘书）等同志一起商量，一致的看法是，既然社会上对人民大学的教材有大量的需求，而教材出版处又有能力编辑出书，只是不能公开出版、发行，那么建立出版社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佳途径，于是向学校研究部副部长张腾霄同志作了汇报。在张腾霄副部长的支持下，教材出版处写了一个建立出版社的报告呈递校长。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是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同志。吴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以毕生心血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著名教育家，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上，他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17年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奉献了宝贵的精力和才智。吴老对学校的教材建设十分关心和重视，建校初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教材出版委员会。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能够出版社会急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意义深远。在吴老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建立人大出版社的报告很快就得到教育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批准。

　　1955年4月29日，吴玉章校长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社号为011。任命陈维雄为出版社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齐振之为副主任，负责党务工作。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

　　经过数年（1950—1955年）的孕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终于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人大出版社建社后至1970年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后，在原来教材出版处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变革，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首先，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队伍。教材出版处时期，书稿主要是由学校各系的教师编辑，成立出版社后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专职编辑队伍。据1956年评职称时的人员统计为，编辑13人，助理编辑11人，校对人员10人左右，再加上印刷厂等其他部门人员，全社共有职工两百多人。
　　其次，在机构上，新建了编辑科，设立了办公室、出版科、发行科、印刷厂、油印股（那时油印教材的数量很大）、财务组、总务组等。出版社成立之后还成立了研究部直属支部的分支部（1958年成立了总支部）。
　　再次，明确了出版社的任务和出版方针。当时确定的任务是：保证教学，适当满足社会需要。明确了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方针是：要从出版翻译教材（即由苏联专家的讲义编成的书）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自编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出版中国化的教材。
　　此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变革，比如经营方针的变化，当时出版社提出的经营方针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薄利多销（学生用书予以半价优惠），以丰补歉。
　　在这一系列变革下，人大出版社发展迅速，经过短短几年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一，出书品种多、数量大，形成一定出书规模。人大出版社成立当年就出版了不少优秀图书。195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附发《图书联合广告》，整版介绍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教材，有120多种。1955年5月—1966年5月，人大出版社共出正式出版物424种（不包括校内用书），7010万字，800万册。《教学与研究》共出版110期，350万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摘录、注释和介绍，社会影响很大。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摘录卡片》、《马恩列斯论报刊》、《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论哲学》、《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哲学著作学习文件汇编》（共三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介绍》、《〈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简释》、《〈资本论〉典故注释》，等等。这满足了当时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需要。
　　第三，出版了不少具有学科奠基地位的教材。无论是翻译教材还是自编教材，都起到了学科奠基的作用，培育和滋养了几代学人。
　　在出版社建立的最初两年里，出版物的主体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由于翻译教材封面为黄色，这一时期又被称为黄皮书时代），因为当时我国主要学习苏联经验，人民大学也有很多苏联专家。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我们国家很多学科体系的建设也都是以苏联的学科体系为蓝本。当时出版的翻译教材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共16分册）、《政治学说史》、《工业经济讲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会计核算原理》、《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和法的理论论文选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人大出版社在建社之初就提出了出版中国化教材的出版方针，应该说具有远见卓识。这一出版方针很快就见了成效： 1956年起，人大出版社开始出版人民大学一些教研室编著的教材，到1960年止，出版的自编讲义和教科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讲义》、《形式逻辑》、《国民经济计划学》、《工业企业管理讲义》、《中国工业经济讲义》、《商业企业管理学》、《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统计学原理》、《档案管理学》、《法医学》，等等。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本土教材数量逐年增多。
　　1960年，人大出版社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集体，陈维雄等同志参加了北京市文教系统群英会，这是对人大出版社成立以来所取得成绩的积极肯定。
　　但是，人大出版社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1959年5月，文化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拟调整北京的出版单位，会上对于人大出版社的存留提出质疑，但未作结论。为此，胡锡奎副校长亲自同张腾霄、陈维雄同志一起参加了文化部党组扩大会，在会上，胡锡奎副校长明确指出人民大学必须要有出版社，由于他的坚持，文化部表示同意人大出版社继续办。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出版社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0年被迫停办，出版社职工分别被调至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市教育局、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印刷厂划归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改为轻工印刷厂。

——人大出版社复社历程

　　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了春回大地的时刻。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原来属于人民大学的建制机构全部恢复，人员全部调回。
　　学校领导对恢复出版社决心坚定，高度重视。当时81岁高龄的成仿吾校长受命负责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成老对能够亲自领导恢复融入了自己一生心血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都是成老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时成老任副校长）豪情满怀、不辞劳苦、全身心地投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会师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恢复绝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在恢复出版社问题上，成老约见了原出版社副主任陈维雄，让他早日回来主持恢复人大出版社，成老还亲自部署恢复出版社工作。在成老的鼓舞和感召下，大家思想都非常统一，就是要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恢复人大出版社。复社过程中，学校其他领导也对出版社关怀备至。出版社当时呈递给北京市委、文化部、教育部的关于复社的报告，都是由时任副校长的郭影秋同志亲自修改的。为解决印刷厂的调回问题，胡林副校长亲自参加了与一轻局的商谈，议定由出版社和食品总厂直接谈判，为尽快收回印刷厂找到了一个简便的途径。
　　复社之初，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址问题。当时，对于人大出版社是回到拈花寺与印刷厂在一起，还是设在西郊人大校园靠近教学科研部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陈维雄同志从利于人大出版社的长期发展出发，向学校提出了希望将出版社设在西郊校园的意见，虽然学校本身用房十分紧张，但校领导明确表示支持出版社的意见。这就为出版社更好地了解学校情况，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也为出版社今后更好地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人大出版社停办后，很多职工到了新的单位并成了这些单位的骨干，但是当听说要恢复出版社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回来参与出版社的恢复建设。当时，人大出版社的恢复面临着没有房子、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的严峻问题。但大家的心情正如老社长陈维雄所说的那样：“我们回来就是准备吃苦的，怕吃苦我们就不回来了！”正是这种对人大出版社的赤子之情和不怕吃苦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开始了重新起步。没有房子，就向幼儿园借了两间破旧的库房和一间儿童活动室作为临时用房，所有编辑都在家办公。没有资金，借钱买纸也要出书，当时为此制定了“三边”方针，就是边恢复、边出书、边积累资金。没有设备，出版社就和一轻局进行一轮轮的谈判协商，最后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将印刷厂收归出版社。对于印刷厂也采取了一个“三边”办法，即边谈判、边转产、边增添设备，因此当印刷厂收回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商标印刷到书版印刷的转变，此外，还增设了一个照排车间。这些措施也为人民大学的复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三边”方针的贯彻落实，出版社组织机构也逐渐恢复。复社后，陈维雄任社长兼总编辑；高旭华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信观楷、王颖任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兼管一、二、三编辑室；邓茂生任党总支书记；李海江、冯富光先后担任印刷厂厂长。出版社的工作在这些建社元老、也是复社元老们的领导下，逐步重新走上了正轨。

——人大出版社1978年后的发展历程


　　正如成仿吾老校长复校时提出的那样，人大出版社复社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了起来。复社后的十多年里，人大出版社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复社初期，学校党委和校领导对出版社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为了宣传出版社出版的《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两本书，孙力余副校长亲自找到陈维雄社长，要求在《人民日报》上登广告。复社后，出版社所有关于建设中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心的设想和报告都是张腾霄副校长亲自负责审定和处理的，他还就出版社复社后的许多具体事情作了指示。当教育部批给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基建任务时，张腾霄同志亲自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把中心的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建在人大附中院内，印刷大楼和印刷厂职工宿舍建在拈花寺。
　　复社后，一批新员工进入了出版社，成为出版社发展的生力军。出版社针对工作中缺乏规范的情况，为促进出版社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制定了各种工作条例。出版社还制定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出书分轻重缓急的方针。这些措施保证了出版社的迅速起步。

　　复社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复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作为第一批文科统编教材的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现代文学史》、《工业会计学》，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四门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满足了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急需。学术著作方面出版了吴玉章老校长的《文字改革文集》等。1982年，教育部全国统编教材50种，其中10种交由人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几年间，出版了《世界经济概论》、《形式逻辑》、《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人口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一大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中，有一些教材发行了数百万册，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中国革命史讲义》等。这些教材哺育了数代高校学子。据当时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计，列入全国文科教材的共837项，其中由人大出版社承担出版的计108项，约占13％。
　　20世纪80年代，人大出版社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出版成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人大出版社开创性地把它做成注释本，对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起到了辅导作用。1979年开始着手创办的《文学论集》、《语言论集》、《新闻学论集》、《清史研究集》四种论集，成为人民大学文史论文的发表园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1984年开始，出版社筹划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这是以学校名字命名的、反映人民大学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具有开创性的大型丛书。其中，《佛教哲学》一书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同时出版了很多开创性的翻译著作，如从1985年就开始筹备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人大出版社在复社后的十多年中稳步发展，立足人民大学，服务高等教育，1982年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并再次成为大学出版社的排头兵。

——办社理念与立社精神

　　人大出版社能办出特色，办出经验，靠的是人大出版社的办社理念和立社精神。这是我们出版社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出版社的灵魂之源。
　　这些年来我们办社的理念可以概括为：立足本校，面向全国。
　　立足本校，是我们办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出版事业管理局在1982年曾专门派出版处的同志来了解人民大学出版社办社的成功经验，并写了一篇文章：《立足本校是大学出版社办社之本》。立足本校，一方面表现在，在各个时期的出版方针上，我们都把人民大学各教研室、教师编写的高等文科教材和教学用书作为出版的中心或者重点；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充分利用了人民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作者资源，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各个院系教师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各院系教师为出版社撰稿，出版社反过来促进了人民大学教师的成长，可以说，人大出版社是人民大学优秀人才成长的摇篮。
　　面向全国，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所要求的，人大出版社是应当时全国对人民大学教材的迫切需要而成立的，所以说，人大出版社从成立之初，就是要为全国服务。后来人大出版社要建设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也需要面向全国。而且从我们所出版图书的影响上看，人大出版社也做到了面向全国。
　　我们的立社精神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结起来有四点：
　　第一个是服务精神。立足学校，面向教学科研，这是立社之本。具体说来就是我们要为高校教学起到“保证、反映、促进”的作用，即保证教学，反映先进科研成果，促进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个是求实精神。认清社情，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才是强社之路。要面向市场，有所侧重，分清主次。要坚持出马列主义教材，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并在这方面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第三个是“两创精神”，即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人大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停办到恢复，没有创业精神是不行的，而出版事业要兴盛，没有创新精神是不可能的。创新精神是兴社之魂。
　　第四个是严谨精神。出版物是精神产品，出版工作无小事。作为人大社，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忘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忘坚持党的出版方针。这是治社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