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郭大力（公元1905——1976年），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人。七岁时随其在南康县立高等小学任校长的父亲在该校就读，他勤奋好学，聪慧出众，加之父亲教育严格，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9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学。中学阶段，他离开父母，过着艰苦的寄居生活，学习却更加刻苦，整日里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多方面采觅各种知识。1923年，他完成中学学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后随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在新创办的大夏大学哲学系就读。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始决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后来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7年，郭大力大学毕业，他一边寻找职业，一边继续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几经周折，直到1938年秋，终于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一　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是从1928年开始的。那时，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革命处于低潮。经过在大学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郭大力深感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他获悉红色政权已在靠近自己家乡的井冈山建立，更感到作为热血青年要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决心把《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伟大著作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
　　1928年1月，郭大力从上海来到杭州。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西子湖畔，冬装未卸，游人稀少。在湖边，郭大力漫不经心地走着，陷入沉沉的思索之中。几个月以前，自己从大厦大学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到上海的一所中学教书，可是好景不长，临到快放寒假时，莫名其妙地被解聘了。本来，大学毕业了，又值春节之际，这年该回乡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亲朋。可是，从上海到赣南，得绕道香港，广州，路途遥遥，自己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路费，加上春节后的生活还无着落，因此他只得打消回乡的念头。他来到杭州，只是为了寻觅一个比较清静，便于读书，而又开支较少的环境，听同学说，杭州大佛寺是一个好去处，就这样只身来到了这里。转过几条小径，郭大力终于找到了大佛寺。的确，正逢战乱年头，寺里僧人零落，香火萧条，但是寺外古树参天，曲径通幽，看来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也正是这样，不少谋业无着，远离家乡，又立志刻苦攻读的穷学生都把这里当作栖身之所，郭大力此行就准备在这里仔细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计划把它译成中文。
　　《资本论》这部倾注了马克思18年心血的巨著，是马克思的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与贫穷、疾病、饥饿作过顽强斗争，渡过重重难关之后写成的。这部书用德文写成，1867年9月，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它的第一卷英译本过了二十年才问世，而最早的俄译本1872年就与读者见面了。但是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为读者所知道。多年来，中国也曾有少数知识分子计划翻译《资本论》，但都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宏大，内容深奥，费力费时，加上其他各种困难的限制，以致译成中文的愿望始终难于实现。郭大力在上大学时就知道《资本论》在中国有德文原版和日本译文，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书店出售英文版的《资本论》，看后爱不释手，终于把它买了下来。他认真读了第一卷，更为它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为它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折服。虽然郭大力也知道，要把这部巨著译出并非易事，但是他深深地感到，作为正在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中国，太需要这部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并从历史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命运的经典著作了，在中国，早就该有一部完整的中文译本了。失业的困苦，生活的艰难，更加坚定了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决心。于是，在大佛寺的青油灯下，郭大力摊开了稿纸，写下了“资本论”几个汉字。自此，翻译被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的伟大工程就这样开始了。
　　也就在这时，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资本论》和其他几部书的合作译者）。郭大力在大佛寺已经住了些日子，一天，又住进来一位学生模样的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人见面后便寒暄起来。原来，青年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谋职不成，投身到北伐军中，做了一阵子政治教员，谁知后来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者，他对“国民革命”感到失望，愤然离开北伐军，想到上海谋职，可是，他在上海无亲无故，找工作谈何容易，于是又孓然一身，到了杭州，打算写小说赚点稿费维持生计。共同的遭遇使两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见如故，几天下来，经过几次促膝交谈，双方发现彼此学识相当，志趣契合，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在与郭大力的交谈中，性格开朗的王亚南感到面前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青年沉稳、朴实，而且学识广博，从他所翻译的《资本论》译稿来看，更感到此人的翻译功底很深。几天后的一个寒夜，两位新结交的朋友都因盖的棉被太薄而被冻醒，于是，遂开始了又一次彻夜长谈，他们从个人身世谈到现实社会。听了王亚南对“国民革命”的前途的估计，郭大力陷入沉思，沉默了分把钟后，顿然冒出一句：“我意改造社会，应该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听后觉得有道理，前些天，自己的小说写得不顺手，曾经翻看了郭大力翻译的稿子，竟为《资本论》吸引住了。就这样，当郭大力提出要王亚南一起研究和翻译《资本论》时，王便欣然应允。终于，在这个早春的寒夜，郭大力和王亚南订下了合作计划。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从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名著着手。因为郭大力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看到马克思经常提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由此感到，如果不熟悉古典经济学，就难于理解和译好《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先后离开了大佛寺。为了温饱，郭大力又回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在大夏中学讲授伦理学。王亚南则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就这样，他们为完成共同的计划，分头做着翻译的必要准备。
　　在随后的几年中，郭大力一直在大夏中学任教，业余时间则潜心研读和翻译。几年下来，几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著作他都读过了，并且用中文把它们译了出来。1931年4月，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合作翻译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发行了。此书在上海与读者一见面，便引起轰动，因为据原作者，该书“全英国不会有25个人能看懂”，但这样的名著竟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译者翻译成了中文。就在一些人多方打听郭、王身世简历时，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又相继问世。三十多年前，严复曾经译过这部名著，如今经郭大力和王亚南重译，不少学者教授看后都觉得重译本非常认真细致，不失为优秀的译作。初次尝试的成功，增添了郭大力的自信心。尽管当时生活清苦，工作条件也差，但他全然不顾。身居闹市，他却甘愿寂寞，整天坐在书桌前阅读写作，经过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随后他又独自翻译出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耶方斯的《经济学原理》，伊利的《经济学大纲》，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等等。这期间，又与王亚南合作译出了《欧洲经济史》，还与李石岑合译了《朗格唯物论史》。短短的几年，郭大力译出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总计达几百万字，这些翻译加深了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也为日后的翻译积累了经验。从1934年起，郭大力又与王亚南商议，开始继续进行中断了的《资本论》翻译工作。
　　二　1934年，郭大力为译事频繁地来往于真如车站自己的住处与王亚南在法租界的居室。郭大力告诉王亚南，在杭州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早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寇侵华的炮火之中，现在只有从头开始。他们说干就干。为了使译文更加缜密，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力求使译文更合原意。因为，这时在上海和北京已经分别出版过《资本论》的第一卷，如果自己的译文不比已出的强，要想另行出版是不可能的。那时，出版社都是各自选择著译稿，并没有统一的规划，一时间，郭大力并不了解别人是否也在译《资本论》，或者有的出版社正在出此书的中译本。在一时难于找到出版社出书，自己结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家庭开支又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不得不常常靠“爬格子”以取得稿酬来维持家庭生活，使得翻译《资本论》的工作只能时译时停，三年下来只译出几十万字。
　　就在这时，由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等人负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感于《资本论》中文本第一卷出版后几年未见第二卷和第三卷问世，并觉得已出的第一卷译文比较难读，决定出版新的中译文。1937年初，艾思奇在物色译者时，听一个亲戚介绍了郭大力的情况，即与郑易里登门拜访。郭大力得知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中译三卷本，不禁喜形于色。这几年，他已碰过几次钉子，有的出版社耽心出版进步书刊会遭到查封，有的出版社则耽心学术著作太深奥无读者问津，都不愿意出版，而现在出版社找上门来，真是求之不得呀！当出版社提出签订出版合同时，郭大力当即欣然同意，除了接受出版社主动提出的每月给40元生活费外，郭大力再没有提出其它条件。就这样，郭大力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加快了翻译工作。王亚南也暂时放下手头的著述，一道投入到了《资本论》的翻译之中。
　　正当翻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日寇于这一年的8月13日侵入上海。郭大力住的闸北区，敌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不停地狂轰滥炸，许多街道成了废墟，大火烧了几天才熄灭。战乱扰得人们惊恐不安，纷纷四处躲藏。为了避免损失，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把出版社的人带到了汉口。艾思奇则辗转去了延安，只剩下郑易里留守上海。郭大力把已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郑易里，也偕夫人携儿带女回赣南老家来了。
　　1937年8月下旬，为了躲避战火，郭大力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斜家村。江山依旧，人事变迁。三年前，大力做了父亲，当了祖父母的大力父母不顾路途遥远到上海看望了他们。但是人有旦夕祸福，那次远行以后，大力母亲从上海回家不久就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这次大力逃难回到家，未进家门，先见母亲的坟墓立在路旁的山坡上，不免凄然泪下。尽管如此，父亲见儿子偕媳和孙男孙女能从战火中平安归来，自然还是高兴，一家人忙里忙外，腾出了西厢房，把大力几人安顿下来。
　　回家几日，郭大力先带妻儿在母亲墓前祭扫一番，又走亲访邻，一来让久居城市的妻子和儿女熟悉一下乡间的环境习俗，二来松弛一下因战乱绷紧的神经，消除旅途的疲劳。稍事休息之后，郭大力就在所住的厢房里摆开纸墨，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远离集市，又没有机器的轰鸣，这里安静倒是安静，但生活工作的其他条件确是太差了。黄土垒成墙的土屋，虽说冬季还能抵御风霜，但夏天却不好过，窗子太小，又闷又热，光线昏暗，且又没有电灯，蚊虫特别多，这些对于土生土长的郭大力倒算不了什么，最大的困难是离开上海时太匆忙了，没有多带几部字典，而在这穷乡僻壤却根本找不到这类“宝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郭大力每天从早到晚几乎不停地看书，不停地译稿，每天要译上万字，间隔几天就把译好的稿子用航空稿纸誉清，用挂号信寄往重庆，再由重庆转寄到上海，后来局势相对平稳后就直邮上海。王亚南这时在重庆，也把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资本论》第二的全部和第三卷的大部份译稿，就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
　　1938年4月，郭大力在家乡收到一份上海发来的电报，要他赶快到上海去。原来，读书生活出版社留守在上海的郑易里陆续收到郭大力和王亚南译的《资本论》大部分译稿后，即与在重庆的经理黄洛峰商议，决定利用上海租界的暂时平静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出版《资本论》。为了预防不测，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一气出齐，于是，只好请郭大力到上海共同安排印校事宜。收到电报后，郭大力一家又喜又忧。对郭大力来说，眼看多年的宏愿将要实现，特别是在战乱中还能看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将要变为成果，那自然是值得庆幸的大事。但是对于父亲和妻子来说，却又忧大于喜。因为从赣南到上海，交通本来就十分不便，时值战乱，又必经交战区，谁能保证此行平安无事呢？父亲极力阻止郭大力上路，但是，郭大力苦口婆心，争取到原先反对自己去上海的妻子的支持，俩人又转而一同说服了父亲，最后总算踏上了从南康去上海的旅程。
　　绕道广州、香港，郭大力经过一路艰辛，终于来到日寇侵占的上海。其时出版社处在秘密状态，条件很差，仅有两间房子。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进了郑易里为他安排的出版社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既做卧室又兼作工作室。稍事安顿，郭大力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的任务真是太繁重了，必须一面赶译第三未译完的那些章节；一面又要校订全书的译文；一面还要审校排印出来的清样，连书的封面装帧也要他自己设计，简直是事无巨细，都得亲自动手。经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努力，8月13日，郭大力在为《资本论》中文本所写的“译者跋”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十年夙愿终于变为现实。在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郑易里夫妇的密切合作下，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资本论》一至三卷中文译本，于1938年8—9月在上海出版了，这部表现人类智慧的巨著终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书一印出，郭大力就怀揣着郑易里特地为他制作的、书脊上烫有“大力珍藏”四个金字的样书从上海踏上了返回家乡的旅途。
　　三　郭大力告别郑易里，这次仍取道香港经广州回家。登上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轮船，郭大力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拂着疲惫的面颊，这时他太需要放松一下绷紧了好几个月的神经了。但此刻他仍在思考着。心想，这次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回去后可以安心受聘到省立赣县中学去当英语教员了，而且要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日夜思念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其他家人，他不由得露了了微笑，暗暗庆幸此行的顺利。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几天以后，当郭大力快到家门口的大庾岭时，却陷入了险境。他在粤汉铁路上的韶关站下了火车，搭乘上了由韶关开往赣州的汽车，不料车到粤北南雄县境内深山密林中时，被一伙手持大刀棍棒的人拦了下来，这伙人把全车旅客的随带行李全部抢走，又把旅客一个个蒙上双眼赶下车来，用绳子捆住双手再将众人连结一串，牵着在山中转来转去，妄图在他们身上榨出一些“油水”来。
　　郭大力遭绑架后，并未感到惊恐。自己一介书生，着装虽然貌似商人，但除了随身替换的衣物和几本书外，别无值钱的东西，供路上用的旅费已花去大部分，剩下不多的钱早已被歹徒们搜去，没有钱他们能把自己怎么样呢？几个月前，当自己离开家人去上海的时候，早就料到此行危险，但是偏偏没有想到快到家了还会遭此厄运。几天后，歹徒们把郭大力和其他旅客带到深山中的一栋房子里，——进行讯问“审查”，把他们认为没有“油水”可榨的人先行放走，最后只留下几个他们认为是有钱的人，郭大力就是其中之一。又一次问话开始了，郭大力看到问话人笨拙地拿笔的样子，干脆让他问，自己把回答的内容写到纸上。郭大力告诉他自己原来在上海读书，现在在做编辑，因为日本人占领上海，失业了，自己才不得不回家，没有钱。可是那些人不信，硬要他出二千元赎金才把他放了。这时郭大力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反平日沉稳的性格，激动地说：“钱算得了什么？日本人来了，大家一样要完的。我这回去上海，在船上见黄浦江两岸，吴淞口上下，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从租界看华界，只是一片瓦砾。有几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我从韶关来，亲眼见敌机残暴的恶行。我觉得死是无所谓的，但要死我要上前线去和日本人拼杀而死，不应该死在你们手里。而你们，年轻力壮，又有武器，委实不应该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那伙人看到郭大力义正辞严，无所畏惧，只好知趣地停止了讯问和威逼。几天后，事情急转直下，自从讯问以后，那伙人中的一个头目因考虑到需要一个读书人做文书工作，竟想让郭大力留在他们的队伍里，郭大力反复向他们说明自己不便留下的原因，但愿意帮他们抄写几天再回去。那伙人此时正想改变一下形象，就要郭大力帮他们起草一份不为匪，不侵犯民众，自此改编为“抗日自卫团”的文告。也许是“团长”良心未泯，加上郭大力苦口婆心向他们宣传民族大义，又看到郭大力的的确确不是有钱的生意人，终于，几天之后，又很客气地释放了他。
　　四　经过一番历险，最终化险为夷，郭大力总算回到了家乡。为了有一个条件较好的地方从事译作，也为缓解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家庭经济危机，1938年9月，郭大力应江西省立赣县中学校长周蔚生之聘，到设在赣州市的该校高中部做了英语教师。对于郭大力来说，做一个英语教师自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一丝不苟地备课，不厌其烦地讲解，认真细致地批改作业。他平易近人，学生们都喜欢和他接近。一些人得知他是翻译行家，又久居大都市上海，所以课余饭后也喜欢到他那在校门口的小房子里聊天，每每这时，郭大力总是不厌其烦，把知识、真理、文化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激起他们对智慧和真理追求的热情。
　　繁忙的教学之余，郭大力又开始了做另一项工作，即翻译《（资本论）通信集》，这些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25封通信和3篇论文的原文，本来附在德文本《资本论》各卷的后面，当时因怕耽误《资本论》中文本的出版时间，没有与《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同时译出出版。所以，郭大力每天夜里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又赶译了这些通信和论文，于1939年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郭大力是一个具有严谨治学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当《资本论》全译本和《（资本论）通信集》出版后，他并未就此结束这项工作。1939年，郭大力又开始了对《资本论》译文的校订。这一年，由于日寇的空袭，赣县中学不得不迁移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山区王母渡，郭大力也和妻子余信芬一同迁往。就是在这种极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郭大力不顾奔波和劳累，将已出版的《资本论》又对照原文逐句进行校订。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三卷译文从头到尾全部校订了一遍，并把校订结果编制成一个包括近一千七百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于1940年5月寄给了读书出版社。当时出版社考虑不能马上重版三大卷的《资本论》，为了方便读者，便将这个勘误表与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印出，随《资本论》一同甘共苦行。
　　五　完成了《资本论》全书的校订后，1940年春，郭大力又按计划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这部收作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马克思是当作《资本论》的第四卷来写的。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译介给了中国人民。
　　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和翻译《资本论》一样，经历了不平常的过程。当郭大力开始翻译的时候，还在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临时校址王母渡山区。1940年秋季，郭大力应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之聘，到该院讲授经济学。广东文理学院其时驻地为广东连县东坡，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非常闭塞，生活条件也很差，郭大力没有考虑这些，只希望找到一个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位。他一边任教，一边在课余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但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的魔爪同样伸到了东坡，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穷乡僻壤也无法逃脱迫害。1941年上学期尚未结束，郭大力就被迫辞职，从连县又回到江西南康斜角村定居。从此，他回绝了一切聘请，在家乡一心从事译作。乡间的生活是贫困的，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有限的稿费和他夫人在离家不远的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所得来维持。为了节省开支，夫妻俩自己种了一些蔬菜，经常到菜园除草施肥浇水。见此情景，有人曾揶揄郭大力说，人家读书当官光宗耀祖，可是你却在这里挑粪桶。郭大力听后只好付之一笑，因为他不便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详细地告诉别人。唯有埋头苦干，完成自己订的计划，方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到1943年11月，终于将一百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出初稿。在以后的几年中，郭大力不断地为译稿加工润色。但是，这一浸透郭大力心血和汗水的译稿，又差一点遭到毁灭的命运。1944年冬，日寇侵占了赣南，骚扰了郭大力的家乡。日寇烧杀掠夺，村民们东躲西藏，郭大力也带领家小东奔西跑，但每次外出，他从不带坛坛罐罐，只带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后来，他怕带在身边反而容易丢失，便把它埋在菜园里。经过精心保护，总算使译稿免遭劫难，最后在194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从郭大力1928年开始初译《资本论》到1948年《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出版，正好20年的时间，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经济学家呢？从郭大力翻译《恩格斯传》这件事也许能使人们找到答案。1939年，郭大力在家乡时曾把柏林大学教授古斯达夫•梅尔著的《恩格斯传》译成了中文，但译稿在寄往上海时不幸遗失。1940年，他应聘广东文理学院时又全部重译了一遍，可惜在他返回家乡时译稿又遭厄运，被弄丢了。郭大力并未就此罢休，他又重译了第三稿。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不惜再三重新动笔，是因为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爱了。他的勇敢，他的热情，他的谦虚，实在使人神往。同一工作的反复所以不致令人厌倦，主要就是为了这点。”这段话，真实地表现了郭大力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无限敬仰之情。由于长期从事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和翻译，郭大力不断地从中汲取理论营养，使他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爱屋及乌，进而，郭大力产生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人的敬仰，他为革命导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所折服，因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历经长久而不衰。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1946年秋，郭大力应王亚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在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郭大力依然保持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刻苦认真，这期间，他在教学之余，又几次三番校订《剩余价值学说史》译稿，写了专著《生产建设论》，并对风靡一时的凯恩斯的学说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评，写出了《凯恩斯批判》一书。
　　1949年春，在共产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郭大力的一家先后离开厦门到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到了北京，从此，郭大力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
　　六　1950年，郭大力调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在这时，郭大力可以全身地投入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中去了。凭着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诚挚感情，郭大力精神勃发，把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他除在院内讲台上向学员认真地讲解《资本论》外，还经常应邀去院外的工厂、学校等单位讲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论》。繁忙的教学和写作活动占去了郭大力每天的时间，但他时时为一桩心事所困扰。这就是，他感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资本论》受当时的条件限制，还不够准确和通俗，不能适应新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需要。因此，他决定对《资本论》译文作一次修改。1953年、1954年，他花了两年时间，终于使修改后的《资本论》中译本相继出版。
　　1957年10月11日，是郭大力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经杨献珍、龚士其俩同志介绍，郭大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郭大力决定翻译《资本论》起，他奋斗的目标就和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殊的环境和条件，郭大力一直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但他的心是向着党的。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他还曾被地下党员误以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这样，当新中国一成立，他就立即听从党的召唤，参加了革命工作。如今，郭大力从组织上入了党，更加感到要为党的事业竭尽全力。他不顾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和高血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除了研究学问，他几乎放弃了其他任何业余爱好。
　　入党以后，几易寒暑，郭大力又把《资本论》译文全面修改了一次。1963年、1964年，经他第二次亲自修改的《资本论》第一、二卷相继再版，1968年，第三卷也出版了。
　　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向正直无私的郭大力，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正当郭大力完成《资本论》中译本第二次修改，准备按照最新德文版本重新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时候，却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屡遭批斗。这时，他身患重病，又惨遭诬陷，真是命运多舛，人生艰难，但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着一字一句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即使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期间，也没有间断过，靠着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埋头苦干精神，年已古稀的郭大力在妻子余信芬的帮助下，硬是把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新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了一遍。
　　1976年春天的一天，郭大力在稿纸上写完了译稿的最后一个字，划上了一个句号。从开始翻译《资本论》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完成，他花了整整的48年，他的人生也从朝气蓬勃的青年进入满头白发的老年。四十八个春夏秋冬，经历过多少艰难曲折、含辛茹苦，真是一言难尽啊！但是，郭大力没有时间回顾走过的历程，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时光不会太长了，他计划着手写一本介绍《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著作，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可是，壮志未酬身先去，郭大力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1976年4月9日，郭大力心脏病突然发作，来不及送往医院就与世长辞了。稿子上的句号和人生的句号重叠了。他人去了，只把用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留给了子孙后代。他象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将天上的火种窃取到人间，从此人间有了光明，他自己却被毁灭了。不，应该说他们都在光明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