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琨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吴大琨（1916—2007.3.12）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江苏吴县人。东吴大学肄业。1936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全国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编辑《救亡情报》，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部，支援新四军的工作。1939年因慰劳新四军被囚“上饶集中营”。1942年出狱后曾先后被聘为暨南大学讲师、东吴大学副教授曾主编《经济周报》。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教授。1951年回国。历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北京市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吴大琨是我国微乎其微的专门研究过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之一，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创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者们主要是一些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但正如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所说“历史学家往往对古董研究得很仔细，但在理论上则欠缺”，这个评价是合乎事实的，历史学家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研究大多还达不到真正研究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吴大琨则为我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做过突出贡献，1961年发表了《中国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当时我国史学界正热衷于讨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既”古史分期“问题。吴大琨在此书中就明确提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史分期问题”，并说“这主要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这本书可以说达到了当时对先秦社会形态看法的最高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社会，当时主要生产者是氏族的成员，真正的奴隶并未大规模使用在生产领域上，并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起源的“两条道路”论，联系青铜器生产的特点，详细分析了这种生产关系产生的原因。同时还针对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区分了当时的氏族农民和农奴的区别，并区分了“东方地租”和封建地租。同时认为夏商西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由于时代局限，将这种“族长役使制”生产关系说成是早期奴隶制生产关系。但抛开名词上不说，这些论述无疑是符合夏商西周的社会。然后由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三方面深刻剖析了中国战国时由东方奴隶占有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而不是领主封建社会转为地主封建社会或不发达奴隶社会转为发达奴隶社会。《中国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是真正的一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比和吴大琨同时代叱咤风云一时的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中的观点不知高出千万倍。后来吴大琨又陆续发表《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为我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但吴大琨并不满足于此，改革开放后受意大利布雷拉艺术学院社会学教授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的影响，写下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为，<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文章，在60年代的基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夏商西周社会，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夏商西周处于这一阶段，在战国则转入带有浓厚旧时代色彩的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在《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就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过渡到原始阶段奴隶制社会的一个特殊生产形态”在突破“五种社会形态”束缚后在这个观点的基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更精辟的看法,因此吴大琨当之无愧为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为代表的“无奴派”中的一家。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进一步做了贡献，但毕竟我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很少，我国对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还很不成熟。同时吴大琨还是世界经济学专家，在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当仍人大的世界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进行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做了深入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大琨教授在2006年写了《新金融资本论的几个主要问题》，这篇文章根据最近几年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提出现在资本主义进入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选举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总而言之，吴大琨在研究领域上成绩斐然，堪称我国经济学泰斗。不幸的是，吴大琨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3月12日晚，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遗体告别仪式3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各界人士前往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