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个人简介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兼任裕兴电子、华立控股、洛玻股份、武汉健民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兼任三九集团、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和平村。
　　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报刊发表经济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有：《百条治国大计》、《宏观经济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十年经济改革》、《钟朋荣集》、《解开中国改革的联立方程》、《跨世纪难题》、《三角债》、《中国金融新现象剖析》、《财政金融论》、《民富论》、《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国策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勤劳人的经济学》等。
　　1993年末，他与北京一批经济专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10多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郑州、湖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20多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数十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五项治学原则
　　我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到现在已近20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咨询报告，所以写作就是我的工作。
　　在20年来的研究与写作中，我始终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生产力至上原则　搞清楚原则 面向实践原则 创新原则

人生五段路
　　人生五段路：进出中南海前前后后……
　　我195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先是当农民。那时，读初中和高中不连贯，初中到高中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我的数学成绩当时在学校还是冒尖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现在干起了经济。不过，读高中时，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但最后对我真有帮助的是绘画。与我一起读高中的，到现在有半数以上还在家种地，有的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也有的是儿孙满堂。大概是绘画的技术帮了我。我们那一带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都是我来画，因此，被公社党委记看中了，调到公社当党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在区里当到民政干事。这个经历很重要。当民政干事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了解得比较透。再后来，到县政府里当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浠水县，几乎每一个自然村我都骑自行车跑遍。这段经历也很重要，无论是我的写作水平还是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与这段时间的锻炼有关。在中国的四级政府里面，乡政府干半年，区政府近一年，县政府干了两年，后来又到中央政府干了六年。
　　我在县政府的工作是安置城镇下放居民。大概是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大批城镇居民下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老家的浠水县就有2800多户，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上海的，有来自武汉的，也有来自本县县城的。他们到农村后，有的没有房子，有的因不会农活，生活极为艰难。于是政府给他们分配一些木材，给他们一些救济。在我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无论木材还是救济资金，都是通过政府一层层往下分的。我接受任务后，通过调查，发现不少下发居民的木材、资金被村干部(当事叫大队干部)、或者乡干部(当时叫公社干部)克扣或截留，根本到不了他们手里。于是我采取了一竿到底的办法。我骑个自行车，亲自到每一个下放居民家调查，根据所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提出张三家给多少木材，李四家给多少救济，把这些都印成规范的表格，然后分别送大队长、公社主任、区政府分管区长、县民政局长签字，并同时盖上各级政府的公章。公章盖齐后，我就通知他们直接到县里领款、领木材。这样就把各种克扣、截留的漏洞给堵死了。
　　南方一般都种两季水稻，我们老家，第一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五一身”，第二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八一秧”，即两季苗分别要在“五一”节和“八一”节以前栽完。这样，整个七月就是抢割一季稻和抢栽二季秧的季节，俗称“双抢”。“双抢”期间，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起床拔秧苗，上午割稻子，下午栽秧苗；下午收稻子，晚上割稻子，干到九、十点钟。这样，每天从早到晚要干１０多个小时。湖北的夏天极为炎热，户外的温度高达40多高。中午在田间干活，感到脚像泡在开水里。晚上在水田里干活，上有蚊子水中有蚂蟥。因为身子很累，蚊子咬几口似乎并无感觉。有一次，大队在“双抢”期间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有十多人躺在地上没走，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都极度疲劳，早已进入梦乡。当时我在村里栽秧是最快的，"三五寸"的规格，我一天可以栽一亩多，左手分秧，右手栽秧，协调动作， 像一架机器三五寸"即行距五寸，株 距三寸。一亩有多少行，一行有多少棵，我计算过。我栽秧从不戴帽子，从不穿上衣，只穿个短裤，身上或头上有蚊咬，就用泥巴手拍一下，一天下来，成了一个泥人。
　　1976年，我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1978年提前留校当教师。1979年3月我开始在《江汉论坛》和《湖北日报》发表文章，最早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的是《怎样看待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汉论坛》发表价格改革方面的文章。1979年下半年，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关于价格形成基础的文章。从此开始，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到1988年，仅《江汉论坛》就发了十四五篇。《江汉论坛》是当时湖北省唯一一个理论刊物，双月刊，经济文章每期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有我的文章，有的年份两三篇。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准备让我当《江汉论坛》总编。
　　1987年12月，我在《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1987年12月8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对这两篇文章比较感兴趣，就打电话问报社作者是什么人。当时，我在中南财大读研究生(经济研究所)。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专程到武汉来找我谈。陪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座谈的有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等领导同志，还有武汉地区的一些经济专家，也有我的导师张寄涛教授。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后，首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那两张《经济日报》。在我的那两篇文章上，他用红笔画满了圈圈点点。在座谈过程中，我就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第二天，中央领导接见中南财大研究生的消息立即成了《湖北日报》等报纸头版头条消息。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我被调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首先，与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组织的这个课题。课题完成后，留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1992年至1993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主要整理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中办调研室主任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全文9000字，《经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报纸都全文转载。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是"下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决择。
　　1993年，我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我一生中也谈不上当什么官，但毕竟在官场混的时间不短。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通。从实践中，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章上作选择了。
　　1992年至1993年，正是要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的高潮。巨大的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我也不例外。我已经决定了要"下海"，但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怎么也不舍得丢掉。因此，就试图寻找一条文商兼顾之道。但研究工作与下海似乎有冲突，如何把下海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呢?于是选择了现在的路子--办一家咨询公司，一半时间作研究，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前几年，每年坐飞机100多次。我现在办的这家公司在体制上是小内核大外圈。公司内部有几个专职研究人员，这是内核；外围有几十个专家、教授，他们有的70%的精力跟我干，有的一半精力跟我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外围专家圈子。

主要学术成果回顾
　　我的学术活动是从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开始的。1979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共发了十多篇。如《关于生产价格的的几个理论问题》、《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研究》、《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及解决办法》等等。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即转形问题，这是《资本论》研究中的一个尖端问题。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少。为攻克这一难题，当时我作出了较大努力。 从1994年开始研究价格理论。这期间，围绕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对价格形成的基础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稿（未出版）。通过研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多渠价格论”。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价值的转化形态不是生产价格，而是多渠价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总利润在各行业的分配只是以资本为依据，即各行业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否则就会发生资本转移。结果，价值转化成了生产价格，不同的商品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劳动和资金两个因素参与利润的分配，不同行业的平等要求是：一方面要求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息，另一方面，等量劳动要求得到等量劳动收入。这种双重的平等要求，不是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是转化为多渠价格，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应是多渠价格。
　　1985年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东欧热，大家对布鲁斯、兰格、科尔内等东欧经济学家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兴趣，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兴趣更浓。当时我作为中南财大的一名研究生，同样卷入了研究东欧、研究科尔内的热潮。对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东欧经济学者的理论，我都作过认真地研究，发表过几篇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理论，我花了较多的精力，与导师张寄涛一起，共发表四篇专门研究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长文。随后，我又将科尔内的理论与中国的实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短缺问题，在北京大学办的《经济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四种短缺理论与中国的短缺现实》一文。
　　研究生期间（1985年—1988年），特别是后期，我的主要兴趣已转向金融问题，对货币理论、货币调控方式、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在当时金融理论方面的顶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表了多篇金融方面的论文。1988年，硕士论文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该文20多万字，1989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当年的图书奖。随后于1990年又出版了《中国涨价风波》一书（河南出版社出版）。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国内外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理论；一是成本推动理论，一是需求拉动理论。我通过对中国信贷体制和信贷膨胀的机制进行深入地研究，提出了倒逼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中国的通货膨胀虽然也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用需求拉动型或成本推动型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简单地靠控制需求或冻结工资，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倒逼型的。在中国，一个县长甚至一个乡长，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货币发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是改革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通过这种改革，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倒逼机制。
　　1988年到1989年，金融领域“体外循环”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我于1989年10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货币与资金“体外循环”的效应》一文。该文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体外循环”的两种现象进行了实质性的区分：把交易结算不经过银行转账称为货币“体外循环”；把社会闲散资金不经过银行存、货称为资金“体外循环”，对两种“体外循环”的关系及社会后果作了细致地分析，并对两种“体外循环”分别提出了不同对策。
　　1989年宏观紧缩以后，企业间相互拖欠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全国拖欠近8000亿。当时金融领域把这种现象称为“三角债”，并提出用贷款清欠。我对这种拖欠现象作了大量研究，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三角债》一书，全书约13万字。书中把当时的债务链区分为三角债和线形债两种。我的观点是，三角债是货币问题，线形债是非货币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加以解决，后者则不能靠增加货币解决，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更多的不良贷款。
　　1989年至今，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股份制和股市。1989年就提出存量股份制的方案，即首先对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开辟股票市场，对这种存量资产进行股权转让。这样，既没有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又达到了改制的目的。该文在当时的中办内参发表过。现在看来如果中国的股市一开始采用这种思路，就不会产生今天这么多历史难题。
　　近几年来，围绕中国股市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中国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完善中国股市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我讲得最多的是主张在中国建立区域性股票交易所，即三板市场。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中小企业，靠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根本不可能解决融资问题。要解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发展三小，即小银行、小担保公司，小股票交易所。因此，中国应该把发展区域性小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股市那么多造假、坑害股民的现象说明，中国目前的信用状况、职业经理人的职业责任感、新闻媒体的监督力等等，难以支撑全国性的股市。通过发展区域性交易所，让投资者对他所投资的企业距离尽可能地近，信息尽可能地多，这样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建立起自我约束的机制，即来自广大股东的约束机制。没有这种来自内部股东的约束机制，仅靠证鉴会的监管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时任浙江省工商局长的李强对我的主张很感兴趣，力主在浙江试点推广。去年，李强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后，请我带专家组到温州作专题调研。调研后撰写了在温州进行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研究报告，并进行了初步的方案设计。该报告和方案作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州代表团的重要提案被上报。
　　我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私营企业，积累了巨额的私有财产。正确认识和对待私有资本已是当务之急。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资本家是吸血鬼，私人资本是万恶之源，应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公有化运动，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公有。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不协调，我对社会财产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表了《为有产者正名》一文。该文提出了对社会财产由两分法到四分法的新的方法论，并提出了“私有公用”理论。
　　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所有制上观察财产、划分财产，把整个社会财产分为两部分，即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并形成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公有财产好，私有财产坏，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私有财产变成公有财产。
　　我提出，我们不应该仅仅看财产归谁所有，还应看财产为谁所用。公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应分为两块：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也应分为两块：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因此，整个社会财产应分为四块，即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私有公用规律。人们办企业起初一般都出于比较自私的目的，为了追求个人的财富，并且是为了享受而追求财富。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竞争的激烈，他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兴趣去消费和享受这些财富。结果，这种越流越多的个人财富，名义上归他私有，客观上为社会公用。人们只要办企业，哪怕他再自私，一般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
　　作了这种划分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些财产适合于公有公用，比如城市的街道、马路；有的财产私有公用更有效率，被看护得更好，如一般生产、经营性财产。对整个社会来说，最不好的财产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有私用财产。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应尽量减少公有私用财产，同时尽量将更多的私有私用财产转化成私有公用财产。前者主要通过降低税赋、藏富于民来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增加私有财产的安全性来实现。
　　《为有产者正名》一文发表后，被国内数十家报刊转载，在思想界和企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我虽然早已“下海”，肩负着创收的重任，但我仍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1998年出版了《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该书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是总量问题，是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就业岗位总量。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就业岗位。为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得不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书中还针对当时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现状，提出了四造主张，即造地、造路、造人（教育）、造环境。特别是造人方面，我主张通过多建大学，扩大招生，既扩大教育投资，增加教育领域的就业，又能推退一部分中学生的就业年龄，减轻就业压力。
　　《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中所提出许多政策主张，后来事实上被中央及有关部门采用，或者说，中央或有关部门近几年所出台的许多政策及主张，与我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该书出版后，两次再版。厉以宁、董辅礽、刘国光三位老先生分别为三个版本作序，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
　　近10年来，我的主业是做咨询。我和我带领的专家团队已为几十家企业研究和制定过改制方案。围绕咨询工作，我对企业制度，包括美国的企业制度、日本的企业制度、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制度作了大量研究，出版过《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一书。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即“阿姨”（职业经理人）靠不住，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以“父母”（所有者）为支点的企业制度。家族模式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多数行业里是一种比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家族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孩子”得到了精心的呵护。浙江经济充满生机，从实践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和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水平难以支撑大企业。企业越大，管理层次越多，委托——代理关系越多，代理成本就越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模式。用众多小企业代替少数大企业，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用老板经济代替车间主任经济。这应当成为我国多数行业的制度选择。
　　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就必须让交易成本尽可能低，大大低于管理成本。为此，我极力主张发展产业集群。我深入研究了浙江绍兴、永康、嵊州、广东顺德、花都等地的产业集群，发表了不少关于产业集群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并在全国地大力宣传他们的经验。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竞争已经不是单打，而是团体赛。凡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地方，他们都是在打团体赛，因而竞争力就比较强，竞争优势就比较明显。
　　家族模式+深度分工+产业集群，这就是浙江经济的成功之道。这种模式对我国多数行业是比较适用的。
　　近10年来的咨询工作中，我主持了100多家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其中有大庆、华立、冶钢、杭汽轮等许多大企业和上市公司。这些方案大部分被企业采用，不少方案为企业带来较好的效益。如2002年我为河南安阳机床集团提出的九个字的发展战略（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在半年内就为该企业省下了一个多亿的资金。安阳市政府和安阳机床集团都为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结合企业战略咨询工作，我对企业战略有关理论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受到企业界的广泛肯定。1998年所发表的《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一文，被数十家报刊转载，许多企业就此文展开讨论，并因此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方案。
　　近十年来，我们既给企业做咨询，也给地方政府做咨询。我亲自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甚至乡镇的战略方案。做一个地市战略方案，所属的县市我基本都跑遍；做一个县市的战略方案，所属的乡镇我基本都跑遍。因此，近十年来我跑遍了中国的几百个县市、上千个乡镇，仅温州就深入调研过近百个乡镇。
　　因为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案，我对中国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模式作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通过做方案和向各级政府领导作演讲，这些思路对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领导的思维和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我为温州平阳、苍南等县市，为浙江台州市、绍兴市，湖北襄樊市、河南济源市、新疆吐鲁番市等许多地方所提出的发展思路，都已被这些地方的领导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