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五四运动目录[隐藏]

背景
过程
意义
大事记
学生代表《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五四精神 背景
过程
意义
大事记
学生代表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编辑本段]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编辑本段]过程
　　1919年的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夺回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行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同时，上海各界商人也罢市，坚决不进日货，对五四运动也起到了推进作用。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编辑本段]意义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国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有学者指出，“这个新政治是从对政治的拒绝中、在“思想战”的硝烟之中产生的。文化和伦理居于新政治的核心。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我们将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一再听到它的回响。”[1]
[编辑本段]大事记
　　4月12日 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以退出和会为要胁。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概让日本。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后到达赵家楼胡同，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之后军警赶到，搜捕学生，被捕者共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6月6－9日，罢工规模扩大。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总统提出辞职。
　　6月12日，商人开市。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编辑本段]学生代表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研究历史语言。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江西永新人，字书贻。逝世于上海。
　　许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于方舟（1900-1928），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宁河县）。五四运动天津领导者之一。
　　郑振铎（1898-1958），作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闻一多（1899-1946），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人。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中共一大成员。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
　　周恩来（1898-1976），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评议长。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后来领导了广州起义。
　　马骏（1895-1928），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
　　何葆仁（1895-1978），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罗家伦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注：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编辑本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应用文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这是因为以公文为主体的古代应用文体作为国家机器的附属物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解体，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进入近代之后，有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对旧式公文的冲击，有黄遵宪、梁启超新文体运动对旧的语言表达模式的挑战和反叛，但总的说来，不足以触动旧式应用文体的根基。彻底地变革旧式应用文体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五四时期新一代学人的身上。下面，对这场变革的大体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
　　语言表达模式的变革是文体变革的先声，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年3月改名《新青年》，当时还只有胡适的诗文使用白话。至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全部改用白话。这是当年最早的一份白话杂志。由于《新青年》同仁采取凌厉的攻势，将废除文言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孔孟之道结合了起来，将推行白话与推行民主科学精神结合了起来。
　　1916年10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八事说(正式写成文章时，改称“文学改良”)。围绕八事的讨论，陈独秀提出新的文体分类学说：
　　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答胡适之》1916年10月5日)对于文学与应用之文的不同特点，陈氏还有更重要的申述：
　　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伦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答胡适之》1916年10月1日)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
　　刘半农“以‘不贵苟同’之义”和陈独秀商榷，“分一切作物为文字与文学二类”。文字“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并指出，“吾国旧时科学书，大部并艺术为一谈……吾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达与普及，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我们看来，“文字”与应用之文实无二致，勉强加以区别，文字偏重于语体，应用之文偏重于文体而已。文字只取“传达意思”，不容许艺术去侵害它，以文字作为科学记载的唯一手段，为应用文体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正如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剪掉拖在脑背后的辫子一样，从此与旧的文章观念割断了联系，义无反顾了。
　　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新的观念深入人心，跟着而来就是实行了。刘半农的“文学与文字之作法之异同”论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作文字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
　　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帐，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
　　文字重逻辑思维，即文中的论理学，与文学重形象思维(刘半农称之为“修辞学”)显然不同。“作文如记帐”，“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文字写作的成功与否，第一位的标准自然是所记事物面貌的准确，而文字本身怎么样，尚应退居其次。有了这样严格的区分，以文学为文章，自然只能判为不合格；以文章为文学，也没有必要。刘半农的观点如果得以实行，中国现代的文学事业与文章事业都可以得以进一步发展。
　　甚为可惜的是，五四运动一过，对应用文体的研究突然沉寂，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又占住了人们的头脑。本来缠绕不清的文章现象，由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又造出了众多的新文体，从而变得更加难解难分了。
　　全盘规划应用之文的建设的，当时以钱玄同最有气魄，而且考虑得最为周详。《新青年》3卷5号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草拟了应用之文“改革大纲十三事。陈独秀在复信中赞赏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
　　所以在1919年以后称现当代文学，1919年以前称古代文学。（《应用写作》1994年第4期）
[编辑本段]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归结起来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产物。如果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由文化冲突而获得主体高度自觉，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重担的现代知识分子，亦被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1]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的现代意识的构成和心路历程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特征，可以说，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
　　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
　　作为跨越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自己即将送走的世纪中所积累的精神遗产带进新世纪，五四精神就属于这样的精神遗产。因此，我们不但应当继承五四精神，而且应当弘扬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