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中国国内版“雁行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赤松要的“雁行发展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属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厂型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NIES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 企业 ，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ASEAN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期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且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而且与东亚经济相接轨，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属第四层次。④因此，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亦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阶梯型结构。

　　1.“雁行模式”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领头雁”日本的投资策略。作为一种投资必须强调投资的收益。以及注重发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主导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９０年代以后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日趋类同,如在ASEAN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如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一方面帮助ASEAN国家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实现了贸易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并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出现类似上世纪拉美的“新型种植园化”， 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和对日外资的依赖。

　　2．前面提到“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这个梯度差正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日益缩小，客观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十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进行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的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⑤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版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3.客观的说，“雁行模式”的危机不单来自于作为“雁头”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战还来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间。因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 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 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控制地位，始终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的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