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动力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国富论》第一篇第1章的第一句话，斯密（Smith, 1776/1930, p.5）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绝大部分技艺、熟练、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他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的重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斯密（Smith, 1776/1930, p. 19）把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以及市场范围（the extent of market）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由于交换的力量（the power of exchange）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限于这种力量的范围（the extent），或者换句话说，总是受限于市场的范围”。

　　斯密对分工理论的这段精典论述，曾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杨格（Allyn Young，1928，p. 529）在不列颠协会F小组的会长致辞中称赞为“在经济学的整个文献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富有成就的推论之一”。事实上，像斯密的《国富论》一样，杨格的这篇讲演稿本身也已经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杨格并不是像斯密在《国富论》中那样从各种视角来讨论分工的好处以及分工和专业化形成机制的方方面面，而只是集中探讨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间接迂回生产方法的增加与各行业内部分工（或者专业化）的加深”，是互相依赖和相互促进的。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这句话，曾被后人（如 George Stigler）称作为“斯密定理”（the Smithian theorem）。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中，也有“关于劳动分工的两个残篇”。在这两个残篇中，斯密提出，那些采取了竞争做法的人，随着其数量的增长，会取代那些遵守着另一些习惯的人。很显然，斯密这里的意思是，随着市场分工范围扩大和程度的深化，一个社会中会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市场交易中。由于市场交易本身意味着竞争，而竞争不仅意味着淘劣存优因而不断提高身产和市场的效率，而且会逼迫着市场参与者发现新的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优质量的商品，从而蕴育了技术和科学发明和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熊彼特式增长也自然内涵在这种斯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之中了。分工的深化和扩展，本身也意味着更多意味人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来，而市场交易的扩展本身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因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学的GDP计算方法可以非常直接地得出这一理论判断。因此，可以认为，“the Smithian Dynamics”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这其中不仅包括“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即由于分工所导致得劳动生产率得提高，而涵盖着经济史学界所理解的“粗放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也涵盖着即由技术和组织创新与扩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型增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亦即“库兹涅茨型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 the modern economic growth)”。

　　这里随便指出，张宇燕认为，“经济增长”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这种增长来自“斯密动力(Smithian Dynamics)”、即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其后果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同时增长。第二种为“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之“库兹涅茨型增长(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第三种乃“粗放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另外，还存在“第四种增长类型”，即“马尔萨斯式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均产出呈负增长的状态，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张宇燕认为， “斯密型增长”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彰明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的价值。那种过多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必然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的容量。当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会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动力”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西方经济的起飞是突破“斯密型增长”，实现了“熊彼特型增长”即“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宇燕显然这里是把“斯密型增长”与“斯密动力”弄混了。经济史学界（包括加州学派的几位历史学家）的许多人也同样犯了这样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