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开会的人，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这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上山”开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然而，一直被遗忘、忽略或隐去的是，莫干山会议是怎么开始的？复旦大学的张军研究改革思想史，曾专论莫干山会议，但是他说：“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会议，是谁的动意，谁在组织？一句话，谁搭起了这个台子，捧出各路青年登台亮相、脱颖而出？今年5月出版的《体改所与政策制定》一书，用了不小的篇幅讲《1984年和莫干山会议》，但是据一些当事人讲，其中错讹不少。

　    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为此，我采访了朱嘉明、张钢、黄江南。
　　1984年，他们多大年纪？在做什么？
　　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
　　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
　　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谈及莫干山会的缘起，朱嘉明、张钢、黄江南不约而同地想起天津－北京的火车。
　　黄江南记得，“那时穿得很少，是夏天，我和嘉明等人去天津南开，在火车上议起来。北京青年经济学界已经动起来了，外地青年经济学家还没有。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的活动。南开的杜厦把天大和南开的研究生组织起来，经常找我们去讲课”。张钢回忆，“我和嘉明、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朱嘉明说，“我认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1月，我去杭州，和刘佑成谈过。莫干山地点是我提出来的。1984年夏，我们去天津支持南开的活动，当时，天津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口述，张钢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是用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的。下了火车，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在二楼会议室，让乔桐封整理，回到2号楼定下来，定稿是乔桐封写的”。
　　毕竟二十四年过去了，记忆留下来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和画面。翻阅朱嘉明1984年的日记：
　　9月1日－10日 生活工作在莫干山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莫干山，住329楼。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爬山。
　　我直接组织 “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基本上是成功的。
　　至此，可以看到，开会的设想最初萌生于朱嘉明的头脑，然后在杭州和刘佑成、黄江南交换意见决定下来，接着张钢加入，讨论、启动、落实，张钢成为会议最重要的组织者。
　　朱嘉明的日记中有1月份在杭州、3月份在北京与刘佑成详谈、见面的记录。显然，刘佑成是使莫干山会议得以召开的人物之一。我先在网上搜索，知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还做过公司董事长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是后来的踪迹就没有了。通过杭州的朋友打听，还是没有联系上。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9月份的莫干山会是由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不可谓不大。
　　张钢说：“会议筹备期间搞了一个会议筹备组，我牵头，现在有的书把我写成‘秘书’了。另外，有很多地方称会议有 ‘核心小组’，其实根本没有，倒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反对。有人好心对我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
　　黄江南说：“浙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地方；二是政府研究部门，从而有了合法性。原来只有报社。中国的事儿，得民办官助。我们要找官方支持。”

       “中青年”、“中老年”，现在人们叫得顺口。在中文中，过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对此，张钢认为他有发明权，“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青年？我们当时30岁左右，不是了；中年？不甘心。我记得特清楚，在月坛北小街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行军床。那天我躺在床上，屁股冲着墙，脚翘在墙上，身子在床上，我猛一翻身，叫‘中青年’！后来有人说，‘还中少年、中老年呢’，我们不管，就叫‘中青年’！”就这么定了。会议的全称叫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商量要在报上征文，以文选人。于是在几家报纸发消息，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就是这条200字短讯，吹响了一个摧枯拉朽的集结号。
　　张钢说：“会议筹备组由 《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他们一篇篇过，嘉明把关。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选文章的过程中，针对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论文组发生了争执，最终，他还是被选上了。他也是从这次会上崭露头角。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天津《开发报》一个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
　　黄江南则说是，“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
　　这是趣谈。
　　朱嘉明回忆，“报纸发布开会并征文的消息后，全国影响震撼。不断扩大阅稿队伍，高梁很卖力气，还有蒋跃、张少杰。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选文章时再看地点，平衡地点、题目。比如，讨论价格改革的比较多，从中挑选，再考虑地区。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郭凡生因为反梯度理论，脱颖而出。”
　　朱嘉明在8月13日、14日的日记中都记有：“晚上在《经济研究》讨论九月会议名单”。一经敲定，立刻通报。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
　　“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接着开会的风险问题，黄江南说：“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这话说得妙！回顾来路，每一个预示改革的动作，都穿行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朱嘉明也一再强调李湘鲁、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为他们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
　　张钢说：“实际上这次会,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合法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更要求我们在新闻方面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们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好在他们基本遵守了这些要求。”
　　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周平写的会议报道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做了广播。《经济日报》会后转发了周平的报道。
　　后人大概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报道。在当时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时候，要想前进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树大招风，坏了大事。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等都上了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等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他后来再见张钢时说，如果没有参加莫干山会，他不会批准曾经热播的电视专题片 《新闻启示录》播映。莫干山会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这是后话。
　　黄江南记得，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据张钢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开会时间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
　　张钢说：“那时，我参加好多会，看着老人打隔山炮，任何会都拿着稿子念。这次我们索性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没人开过这样的会。第一天让大家放羊。”
　　黄江南说：“具体组织工作张钢花了力气。我和嘉明主要是设计框架，组织项目内容，考虑设几个组，给每个组出题。这些题目都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由于我们有在国务院咨询部门工作的背景，以及一直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因而有基础拿出一套很有挑战性的各分组讨论课题。这些题目奠定了会议的内容、方向和基础，为会议成功奠定了一块基石。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抛砖引玉，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朱嘉明说：“我们创造了很多新鲜的形式，挂牌讨论，分组，我负责对外开放组，人们分散在各个小楼里，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组参加。”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早在开会前，张钢和刘佑成在浙江省委的会议室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目的及准备情况,获得支持,确定了会议的时间与地点。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实行了一级保卫、食品检验等各项安全措施。会后，秘书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汇报。
　　会议期间,省长薛驹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上山看望了与会代表,并看望因劳累过度胃出血卧床的张钢。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各个部门都在静观，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黄江南说：“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僚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莫干山会议结束，一些人继续赶写报告，9月15日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此时，市场轨已经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自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前两年，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就引起并专门讨论过价格问题。这一次，年轻人拿出了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此《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的报告。
　　黄江南说，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他也坦言，那些被选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同等水平的人，我相信大有人在，有的论文入选，取决于看论文的人。而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概括莫干山会议的成果，他讲了四点：“第一是涌现了人才；第二是解放思想；第三是对决策层的又一次影响。早年，总理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是第一次老青对话 （那次嘉明去安徽开改革会要做报告，没有参加会见）。这次会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这表明，年轻人是为国家着想，是支持改革的，不是反革命。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中央的态度；第四，把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过去，其实没有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研究，负责给领导写文件和发言稿。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研究了。”
　　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以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哪个领域都由老人、权威占据着，论资排辈。比如，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都是经济学界有名气的“权威”，青年基本不可能在刊物上露面。然而，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其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不负民国时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风英雄。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 《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 《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间20个座位留给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会议的主要人员外，其余座位没有做特别安排。
　　另有一张很多人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纷纷套上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回过头来再看几位会议的发起人。
　　张钢因为忙于筹备，几乎没睡，会议后期，胃出血，13日由王小鲁和田源护送回京。不久，便做了胃切除手术。会议后的报告撰写工作，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组织完成。黄江南说：“我和嘉明是闷头干活的。七份报告，我主笔组织写了两份，一份是与蒋跃，另一份是与刘瑜一起写的。”而对于朱嘉明，莫干山会议简直是刻骨铭心。9月12日，他在杭州讨论报告，13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做改革报告，这时接“母亲病危”电报，当晚乘机回京。朱?基也在同一架飞机上，彼此还有交谈。然而，他没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从莫干山上给母亲寄的名信片成了他自己接收。二十四年过去了，朱嘉明说：“莫干山会，农历八月十五，母亲之死，对于我是三个分不开的历史符号。”
　　几位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都已年届六十，笑谈当年，一个又一个今天听上去如雷贯耳的名字从他们口中亲切地溜出来，还是那颗热情而年轻的心。至今人们还在不断地提起莫干山会，是因为这些会议的发起组织者，聪明巧妙地组合了各种支持力量和资源，把会办得有声有色，从而影响了历史。
　　朱嘉明说：“所谓影响历史，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它是时代的，是集体的。莫干山会议之所以成功，除了组织者搭起了一个平台以外，历史已经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人们不仅对于改革有普遍的共识，而且经过五年改革，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成长，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他们有超前的想法。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否则，这个会既不会成功，也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当时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并非来自一个人，常常是不约而同，来自很多人。此外，必须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相互刺激，互相启发。这是莫干山会的贡献。”
　　如果今天能横空出世几位三十岁的青年，打破陈腐，引领一代新人，掀起思想浪潮，直面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三十年后的人们回忆品评，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