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觉民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鲍觉民，中国经济地理学家，安徽巢县（今巢湖）人，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4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7年后，历任南开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外人文地理》杂志主编。九三学社社员。专于经济地理学，曾主编《外国经济地理》。

1909年8月3日生于安徽省巢县（现巢湖市）。

1933年—1946年，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同年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于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的著名地理学家斯坦普教授；1940年以”中国运输地理研究”论文，获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冬回国，受聘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地理教授；1946年9月，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作为访问教授，再次前往英国，主讲“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人口问题”等专题。

1947年—1994年，1947年回国至今，任职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其间，1956年兼任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82—1988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分别在巴西和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地理大会；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并兼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文地理》杂志主编等职务。同时还主持翻译长达90万字的《欧洲地理》，撰写了“环渤海经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等论文。

鲍觉民1909年8月3日生于安徽省巢县，青少年时期是处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受列强欺凌的年代。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因此，他在选择专业时，毅然进入了中央大学地理系。在上大学四年级时，老师带领着他们到野外实习，从南京到山东的泰山、济南、青岛及黄河等地进行地形、地物及风土人情的调查。当他亲身领略到祖国美丽富饶的大好河山时，心中无比地激动。同时他又看到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次实习中有两件事使他难以忘怀。当他们到黄河大桥考察时，看到黄河的无比雄伟壮观，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然而济南的黄河大铁桥用的全是英国伯明翰的钢梁，没有自己国家的产品；带队的老师德国教授，手里拿的是德文地图，并指着地图上的地点说，青岛和胶州湾是德国人建设起来的。

目睹这些情景，鲍觉民暗问自己，难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尽是外国人的天下？这一切深深地刺痛着一颗年轻人的心。从此，鲍觉民暗下决心，要为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奋发地学习。1933年夏，从地理系毕业后，他来到了南开大学工作。1937年春，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到英国伦敦大学专攻经济地理，并获得了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1940年底，他偕同夫人，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鲍觉民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教授，与费孝通、戴世光、伍启元等被称为西南联大的少壮派。他们以笔为枪，联名写过三篇文章评论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揭露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发国难财，提出要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这三篇文章是1942年5月17日的《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的《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和1945年5月20日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刊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

抗战胜利后，鲍觉民接受英国文化协会邀请，作为访问教授前往英国。英国人迫切想要知道中国战胜日本的原因，以及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态势，而鲍觉民也迫不及待地要向他们展示全景式的中国。他用了四天时间从上海飞至伦敦，又马不停蹄地到伦敦、牛津、剑桥、曼彻斯特、伯明翰等15所大学演讲和座谈。曾经在英国留学的鲍觉民，十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异国大学的讲台。鲍觉民不想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是在讲述一个神话，他要让英国的学者们进一步认识真正的中国、了解真正的中国。鲍觉民不仅详细分析了中国取胜的原因，还做了关于中国土地利用和中国人口问题的专题讲座。短短九个月的时间，让英国人从这位饱含激情的学者身上，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鲍觉民先生在他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一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不仅博览群书丰富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勤于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国内，除了台湾省外，全国大多数省区和重要城市都有他的足迹。如当他早年在天津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及边远郊区，查明了天津聚落兴起的地点，了解到天津的许多地理问题，撰写了“天津港口发展之地理背景”、“天津都市聚落与发展”以及《天津》等城市地理着作，为研究天津城市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成为一位知名的天津地理专家。

又如，鲍觉民还利用一切机会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四川成都平原之水利”、“云南呈贡县一个乡区的土地利用调查”、“陇海路之完成与开发西北”、“滇缅公路”、“中国运输地理的研究”等文章，为当地和交通部门的基本建设提供了参考资料。在他74岁高龄时，还亲自登上2700米的顶峰，对长白山植被垂直地带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

鲍觉民的足迹不仅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还利用出国留学和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一切机会，访问世界各地。1937年，他在赴英旅途中，亲自考察了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和沿岸设施问题；1940年，他想从英国东返回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地中海航线中断，只好绕道非洲南部，经过西非、南非、东非若干港口，考察了港口的设施问题，然后又经印度、缅甸回国；1946年，他又接受了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了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内的整个英国，特别对英格兰湖区土地利用研究作为试点的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1982年，73岁的鲍觉民教授，借出席巴西召开的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学术讨论会之机，访问了亚马孙河流域及印第安人的村落。鲍先生除大洋洲外，可以说是足迹遍天涯了 。

1956年，鲍觉民还兼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时，就认为地理学能为政治服务。然而长期以来，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政治地理学，一直被忽视，它的研究内容以及它对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人们是认识不足的，也是比较陌生的。鲍先生讲：”政治地理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而来为国家的政治决策、经济建设和国际事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发挥服务作用。特别是对于国家疆域的变化、边界的形成与演变，以及首都地区的选定，行政区的设置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鲍先生认为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它与政治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与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也都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据历史记载，中国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中国古代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重要地理着作，为以后将近2000年各个朝代编写有关疆域政区为纲的地方志树立了规范。

鲍觉民说：“从世界范围内政治现象的区域差异而言，目前全世界的独立国家，连同一些尚未获得独立的各个地区在内，合计共有200个左右的政治单元。它们领土面积的大小、疆域的历史演变、人口和民族的情况、政治制度、经济地位、社会状况，以及对于首都的选址、行政区域的设置等，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奇异的现象，时常经历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说着鲍先生从书柜里取出一幅世界地图展现在的面前，从图上看到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大小相差十分悬殊。大的如苏联，幅员广阔，达到2240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各国之冠；其次是加拿大和中国，二者均接近1000万平方公里；再次为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而土地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有40个左右，其中面积最为狭小的国家，如欧洲的摩纳哥不足2平方公里；太平洋上的新兴岛国瑙鲁也只有22平方公里。同时，还可从世界政治地图的颜色的不断变换，了解到一些国家的领土面积时常在发生变化。

鲍觉民讲解了边界确定和划分原则：“划分边界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国家与国家间的接壤地区，一般是以一定宽度的带状地面，作为相互之间的边境区。其中大多利用分布于陆地表面的山脉、河流、湖泊、海岸、沙漠、森林等自然物体的隔离作用，形成双方的传统边界；在个别相邻国家之间，有的通过协议，采用在某两地点之间划成一条直线，甚至也有规定以某经纬度数作为相互的国界。到了近代，一方面由于世界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各国各地区的人口分布，一般也逐渐由原来集中于少数经济中心而日益向边境地区扩展。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又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日益呈现不平衡化，国力强弱的差距日益加剧；过去一般利用作为国界或边界依据的自然物体，已逐渐失去其屏障或间隔作用的实际效益。相反，其中有不少地方，如河流、湖泊等，已转变成为相邻国家人民相互交往、贸易日益繁多的场所。因此，在有关方面的协议下，通过在地图上面划定线状的边界，并在一定地区设立界石、垣墙、堡垒、栅栏等为标志。”

鲍觉民还介绍了当前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对一个国家的领土和边界的涵义，又赋予了新的内容。例如，一个国家主权管辖区域范围，已不局限于陆地(领土)，还包括领空和领海。这三者同是属于国家领土主权的组成部分，他国一概不得侵犯。

通过鲍觉民的研究，可以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对本国的国土作出最合理地规划和开发利用，就必须通过对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因素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提出最合理的布局方案，来作为各级行政区域系统实施的依据。同时，政治地理学对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地理背景，正确认识当前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的发生根源、发展趋势，对增强国力，稳定政权，提高民族自豪感，都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希望地理工作者和有关人士，都来关心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并深信这门学科将一定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当好参谋。

在执教长达61年的工作中，鲍觉民的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省区及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是引进西方经济地理学应用到中国来的先行者之一，尤其是在运输地理方面。他还提出地理学为政治服务，积极倡导和发展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并在政治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大洋洲经济地理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成都平原之水利”，《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1937年，第3期。

“云南呈贡县落龙河区的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4年，第1期。

“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天津》（与何自强合作），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

《世界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天津城市地理的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德国波鸿出版社，1984年。

“关于大洋洲的地理概念及其区域范围的几个问题”，《世界地理集刊》，1984年。

《论政治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