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价格双轨制指的是对同值的标的物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在中国一般系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

    我国已经经历了两次价格双轨制向的单轨制的转变，第一次是生产资料，第二次是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第三次就是现在面临的资本市场的价格双轨制--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格与流通股的市场价格的并轨，也即非流通股在统一的市场上实现全流通。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价格双轨制是指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通过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产品“多年一贯制”，物资和资金周转缓慢，各种浪费严重。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它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时而将平价的商品转为市场出售，时而又将市场的商品变为平价商品，通过这种“评转议”或“议转平”，从中渔利，大发其财，成为暴发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价格双轨制正在逐渐缩小，直至消失。

　　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因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而形成。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粮食收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后，国家规定“倒三七”比例价格收购，属于国家定价；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农民和粮食部门协商制定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价格双轨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工业生产资料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生产资料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这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的反映。

　　指出双轨制价格的产生，并非主观决策的失误，而是改革过程中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无法回避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我国是一个资源约束型的国家，不仅总量短缺，而且结构短缺更为严重，全面放开价格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实行某些政策，就能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创造出一个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而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是最佳，甚至产生逆调节。正是这种放统两难的局面，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双轨制价格，寄希望于通过两种价格撞击反射，交叉推进，最后达到理顺价格关系。

　　第二，双轨价格产生还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有关。我国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继之实行利改税以及财政分灶吃饭，从而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价格机制的功能，扭曲的价格信号造成错误的资源导向。但是，要大面积的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又受到由于强化利益刺激所形成的既定利益关系的牵制，因而实行双轨制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

　　实行双轨制价格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价格剧烈变化引起的利益过大调整的震荡，减少改革的风险。一方面靠计划轨稳住大局，保证经济有序地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靠市场轨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源流向，刺激短线生产，缓解供求矛盾。实践证明，双轨制价格相对于旧体制来说，是代表着活力，代表着进步，在一定的时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称为“莫干山会议”。相关资料显示，这个会议是3月份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这个征文实际上不仅吸引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在政府部门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

    “莫干山会议”可能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了相应的讨论小组：（1）价格改革的战略；(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但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会议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简言之，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 “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华生2005年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回忆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但是他接着说：“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 (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1984年在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青1985年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个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1985年在《经济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