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