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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蒙森（1817年——1903年），又译为特奥多尔·蒙森，德国文学家、历史学家。

       1817年11月30日，西奥多·蒙森出生于石勒苏益格的加登。父亲是新教牧师。蒙森生为德国人并生活在德国人之中，却受着异国的统治。蒙森弟兄三人，他是长兄。孩子们的教育都是在家中由父母进行的，父母十分热爱文学，推崇学识，希望三个孩子将来都成为出色的古典学者。蒙森进了基尔大学学习法律。1888年时，大学里讲授的主要就是罗马法，而且授课人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涅的门徒。萨维涅本人是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蒙森完成了关于罗马地方行政官的文书与军事首领以及罗马行会组织和互助社团的几篇论文之后，获得了丹麦政府的奖学金，使他得以在罗马的考古学院进行了三年研究，搜集与罗马法有关的铭文。
　　1847年他回到家乡，发现石勒苏益格正与德国卷入一场政治纷争。蒙森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立刻热心加入了争取德国统一的战斗并积极活动，以使德国各邦摆脱异国影响。1848年他担任在法兰克福的德国临时政府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日报》的编辑，参加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不过当年年底，他又愉快地告别报界，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教授民法的位置。不幸的是他并未放弃政治，蒙森因其煽动性语言和参加了1849年萨克森起义而遭迫害(后被判无罪)，失去了在莱比锡大学的职位。1852年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苏黎世大学的一个职位，利用这个机会在瑞士搜寻抄录了所有的罗马铭文。这次放逐两年后结束，他应邀赴普鲁士，成了布勒斯劳大学的教师。在那里他与一位书商的女儿玛丽·莱默结婚，这个家庭后来扩展到子女16人。
　　四年之后，蒙森又接到柏林大学邀请，负责把从不列颠到叙利亚的所有罗马帝国时代的铭文编成《拉丁铭文大全》。他在柏林度过了全部余生，成为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普鲁士艺术与科学院终身干事，并于1873年成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董事会成员。
　　蒙森的政治生涯并不十分得意，但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支持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1861年他进入普鲁士国会，1881年又成为帝国议会议员，坚决倡导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以反对罗马教皇对教育和文学的控制。不过当俾斯麦离开自由主义阵营要加征关税时，他又坚决反对这些政策，俾斯麦对此大为震惊，遂以诽谤罪对他迫害，但蒙森被判无罪。蒙森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他反对任何侵害科学、文学和艺术的行为，并强烈谴责19世纪80年代迫害闪米特人的运动。
　　蒙森对政治彻底失望，对学术却依然向往，他继续以饱满的精力勤奋工作直至去世，其作品达九百余种，以德语、拉丁语、英语写成。他在1903年 11月1日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堡死于安睡之中。

一位老人，留着银灰色披肩长发，一张宽大、灵活的嘴，一座锋利的鹰钩鼻，一对闪亮的黑眼睛，即使隔着厚厚的镜片依然烁烁发光，这就是西奥多·蒙森，外表像一位诗人。年轻时他的确同他弟弟和德国诗人西奥多·斯托姆合出过一本诗集：《三友诗集》(1843年)。
　　这部诗集预示了《罗马史》这部使蒙森名声大振的中心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蒙森着手写作到凯撒之死为止的罗马史的机会十分偶然。1848年蒙森在莱比锡大学作了一次公开讲演，在场的两位出版商请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为他们的一套丛书写一本罗马史，要求他在书中只讲故事，只写结果，而不作任何处理，要把出色的学术融合到叙述文字中去，以吸引广大读者。蒙森取得了辉煌成功：他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写成了这部三卷本的早期罗马史，书中形象丰富，既生动又值得记忆。变幻跌宕的战事，优美如画的描绘，晚年陷入精神失常而苦闷之至的该约·马略，迟疑不决的庞培将军，在阿尔卑斯山以及在扎马抗击大西庇阿的汉尼拔，读者心中的罗马史充满了这众多形象。蒙森熟练的语言技巧，配以充满自信的学术知识，使罗马生动地跃动于读者面前。
　　使过去重现的，也许还有他“充满嘲讽的固执”、明确的德意志爱国主义以及政治热情。在晚年，这位历史学家拒绝对《罗马史》作任何修改，尽管他已经改动了其中某些结论。他认为最初的三卷本在艺术上是一个整体，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改变他的结论，但作品的才华和激情却完全依赖最初的创造性活动。他尝试扩充《罗马史》的内容，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包括进去，但未获成功。他无法同情或理解那些帝王，因此也无法刻画他们。他也未能往洋溢着活生生的人性的早期作品中加入一卷晚些时候完成的《从凯撒到戴克里先的罗马帝国各省》(1885年)。虽然蒙森的学术能力和科学方法依然和从前一样强健有力，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已经衰落了。
　　蒙森的天才并未随《罗马史》的出版而告终结。的确，这部著作并非其第一部，亦非其学术造诣的典范。早在1847年他从意大利回国时，同行们就承认他具有精湛的历史研究技巧，包括古代史学家必备的专门技能。他在罗马、那不勒斯以及全意大利搜集到的铭文，还有凭他勤奋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意大利方言的知识所进行的研究成果，这些全都出版了。蒙森的能力并不仅限于发现和分析。他将学到的一切都付诸出版，为学术界的同行提供帮助。他作为学者的地位为人认可，也正是基于他对真知所尽的这种责任。《罗马史》极为明显地表现了他的种种特点：综合能力，坚定的信念，即一切历史，包括罗马法的历史，都充满着人的生活。这些特点在他大部分学术探讨中也同样醒目。
　　蒙森1847年刚从意大利回国时，搜集罗马帝国的全部铭文的计划几乎只是一个梦想，随后成了一个遥远的计划，当柏林大学1858年给了他一个位置、一份薪水并责成他组织人力搜集罗马帝国的全部铭文时，这些便最终成了现实。这项荣誉并不有赖于他成功地写出了那本广受喜爱的历史书，而有赖于他公认的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家的能力。嗣后二十五年间，他一直负责这项浩大的工程，派出了一批批年轻的历史学者前往英国、西班牙、德国以及东方，要求他们必须亲眼见到铭文然后再将它们分类收录。在蒙森领导下编成的这部四十卷巨著中，许多卷册就是他本人编的，全部四十卷都经他严格审订。这项工程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经济资助。正是蒙森编辑的这套《拉丁铭文大全》(1863年——1902年)，才为他写作罗马帝国行省提供了原始材料。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另外三项计划。1873年，他应邀加入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的董事会，那是1818年由普鲁士政治家、爱国者卡尔·冯·斯泰因男爵组织的，目的是收集包括从罗马帝国的有效统治消失起直到印刷术发明时的所有的德国历史资料。1870年之前这项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正需要蒙森的坚强意志将研究继续下去，并且调和一下董事会玩弄诡计的倾
　　1890年他协助建立了一个组织，出版了一份报纸，设立了一个博物馆，该馆全力研究德意志疆界，或者说是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罗马疆界。1892年，他试图利用自己坚实的国际影响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院组织起来，编写一部每一个拉丁词至6世纪止的历史，这项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尽管他梦想的国际合作在当时未能实现，但他的努力为成立国际科学院联合会铺平了道路。该会于1901年在巴黎成立，并使后来合作研究的努力得以成功。
　　蒙森一面致力于这些历史学的合作项目，一面又继续写出自己的研究成果。1860年，他出版了《罗马钱币史》，追溯了各类钱币的流通和使用年限、铸币权，以及各种贸易与金融问题。他帮助创立了《钱币学》杂志，并资助了另一个合作项目：《钱币大全》，收集各种钱币上的铭文。去世前不久，他还在研究着手搜集纸莎草铭文的可能性。
　　他晚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是那些完成他学术生涯开始时就为自己定下目标的著作：三卷本的《罗马公法》(1871年——1888年)，《罗马刑法》(1899年)。《罗马公法》是罗马人从未付诸文字的罗马宪法的成文形式。这部著作详细考察了罗马政府的每一部门，并用权威论断和铭文来证实他的描述。蒙森以充分的证据作出结论，认为奥古斯都在其任期内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新形式的帝政政府，而是一个建立在旧框架中的新地方行政，而这旧框架则建立在最高元首与元老院之间权力平衡之上。他将罗马帝国从帝政向帝国的转化描述为一场进化而非革命。他最后一项主要工作：罗马刑法研究，是他在从罗马人民角度理解罗马公法而建筑的大厦上完成的最后一块砖石。
　　蒙森被认为是19世纪最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他的独特贡献就是他有能力将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与丰富多彩的写作方法结合起来。这一天才，加上他对追寻真理的彻底献身精神、不屈的意志、对最最微小的细节的掌握、将每一细节放到合适位置以帮助理解总体的能力以及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一切法律、一切历史都依赖于其人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使蒙森不仅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学者，瑞典文学院决定挑选他来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其正确性不仅已为他那部《罗马史》经久不灭的价值所证明，而且也因为蒙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的典范。尽管他的许多较为偏执的见解已为后来历史研究的证明所推翻，他那融会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能力以及他对知识总体而非专门知识的信仰，也为后世学者和作家证明是正确的。

       诺贝尔奖评奖条例的第二条规定，“文学”不仅应包括纯文学，而且应该包括“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了文学价值的其它著作”。这条规定使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可以授予哲学家、宗教著作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提是他们的著作既在文字表达上具有艺术特色，又在内容上体现出高度的价值。
　　瑞典学院今年在许多被提名的著名人物中作出了选择，决定把这项奖励授予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他得到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18位会员的推荐，他们一致推举这位最杰出的学者作为此奖的候选人。
　　一份为庆祝蒙森80岁生日、由赞格迈斯特编写的著作目录列举了他920种著作。蒙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编纂《拉丁铭文大全》(1867年——1959年)。此项浩大的工程尽管有众多学生的协助，全书15卷中的几卷仍然是蒙森独立完成的。此外，他为了全书的组织工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学术方面，蒙森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在罗马法、铭文学、钱币学、罗马编年史和罗马通史方面作了独创性的、出色的研究。即使对他抱有偏见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以无可争辩的权威谈论爱亚皮吉的一篇碑铭、阿庇乌斯·凯库斯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或迦太基的农业。受过教育的公众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罗马史》(1854——55，1885)而获得的，正是这部巨著促使瑞典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他。
　　这部著作的撰写工作开始于1854年，第4卷虽未出版，但他于1885年却写出了第5卷。这是一部记叙罗马帝国各行省历史的卓越著作，由于这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相距较近，其中的记叙在许多方面符合诺贝尔奖评奖条例的规定并可以作为评价全书以及作者的出发点。蒙森的《罗马史》已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它不仅以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功底见长，而且叙述风格活泼生动。作者把驾驭浩瀚材料的能力与富于时代感的判断、精确的方法、充满活力的文风结合得天衣无缝，而富于艺术性的行文又使叙述如此精彩而具体。蒙森懂得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大量人物的褒贬适当。他那渊博的知识、杰出的组织能力、建筑在直觉上的想象以及将各种事件和事实用生动的画面描绘出来的能力的确令人惊叹。正是他的直觉和创造性才华填平了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蒙森在《罗马史》第5卷中曾写道，想象力不仅是诗，而且是历史的母亲。的确，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超然的客观性使人想起歌德宁静的伟大，而英国将历史学家麦考莱葬于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墓地也完全是正确的。
　　在许多章节中，蒙森描绘了罗马人的性格，表现了罗马人对国家的忠诚就像儿子对父亲的服从那样。他以精湛的技巧展示了罗马由一个弱小的地区发展成世界大国的宏伟画卷；描写了随着帝国的强大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旧的顽固势力的反抗，公民会议的主权如何由于蛊惑家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而变成一种幻想，开始时公正而严明地处理公众事务的元老院如何由于旧的贵族寡头政治的兴起而由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机构变成获取私利的场所；展现了不顾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如何在政治投机中滥用自己的权力以及自由农民的流失如何导致全国灾难性的后果。蒙森还描写了执政官的频繁更换如何影响了对战争的统一稳定的指挥，从而导致军事战线的延长，而与此同时将军们却愈来愈独立；凯撒主义由于行政管理无法满足帝国的现实需要而在许多方面势在必行，这种极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比寡头政治对人的统治较为温和。在这位历史学家毫不妥协的目光下，曾显赫一时的虚假繁荣像烟雾一样消失了，蒙森从这段历史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像他所赞赏的凯撒一样，他也有一副现实需要的头脑，而想象的自由使他对这位高卢的征服者作出了高度评价。
　　一些评论家指出，蒙森虽然才华出众，但出于主观的激情，在叙述中有时却有失公正，特别是在涉及那些渴望自由的凯撒的反对派以及在困难时刻摇摆于二者之间的人时更是如此。这种指责在整体上也许并无不之处，它针对的是蒙森对天才作用——即使他们往往与法律背道而驰——的赞扬以及他的下列观点：在历史上，大背叛的时代绝不容许三头政治；一位革命者应当是目光远大、值得钦佩的政治家。但是另一方面应当强调，蒙森从不美化残暴力量，相反却赞颂那些为了田家的崇高日的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注意到他那坚定的信念： “赞美已被罪恶的天才所败坏，被用来反对历史的神圣精神。”此外，人们指出，蒙森在这部著作中使用了一些与古代条件不甚协调的现代术语(如容克地主、罗马骑士、秘密社团、雇佣兵、将军、宪兵等等)，但是这种突出不同时代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似之处的方法并非蒙森想象力的创造，而是他所借鉴的处理各历史时期相同点的一种方法。这部著作由于作者加进了许多叙述的成分而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在这方面蒙森并不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他高度评价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皮乌斯，却批评他忽视了人的伦理力量，遵循一种过于机械的“世界观”；关于C·格拉古，那位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有时赞扬他的胆略，有时则批评他的方法。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强有力的统治者只是建筑在沙滩上，被治理者是靠共同的道德观而凝聚在一起的，对他来说，健康的家庭生活是民族的核心。他猛烈地谴责罗马的奴隶制度，认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的人民在道德力量的鼓舞下可以度过灾难。当人们看到古代雅典的自由恰恰是从波斯人毁灭阿克罗波利斯的烈焰中诞生的，今天意大利的统一是从罗马人点燃的高卢战火中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蒙森的这些话包含着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真理。
　　蒙森以熟练、生动、博学、有时带些讽刺的笔触描写了罗马的内政和外交、宗教、文学法律、财政和风俗民情，这种描写是宏伟壮丽的。没有哪位读者会忘记他对特拉西米诺湖、坎尼、阿勒里亚和法萨卢斯战役的描写。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是极其生动的，通过他精炼而清晰的笔法，我们看到了“政治纵火犯”C·格拉古、看到了“当疯狂变成权力，为了逃避领导责任而跳入深渊”的马略的最后时刻。特别是苏拉、蒙森心中罗马历史中的理想人物伟大的尤利乌斯·凯撒以及汉尼拔、扎马战役的胜利者西比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形象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对他们无可比拟的描写已经成为经典。诸如此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胜枚举，这位大师用他的笔清晰地描绘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关于这些形象，历史学家特赖奇克曾说，《罗马史》是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蒙森笔下的凯撒和汉尼拔将激起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位年轻士兵的热情。
　　在蒙森身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才华的聚合，他知识渊博，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史料分析家，但他也会作出充满激情的判断。他既以细致的笔法和广博的学识叙述了政府的内部工作和复杂的经济事务，又极其精彩地描写了战斗场面和人物性格。也许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罗马史》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作为文明的灿烂花朵，文学在诺贝尔的遗愿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蒙森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当他把《罗马史》的第一卷交付给出版商时，他写道：“这项工作是艰辛的”，在他进行此项工作的5周年之际，他感叹学术海洋之浩瀚。但是，在他毕生的工作中，不论他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他创造了一种可以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相媲美的自然的形式。读者可以在其中放心大胆地遨游。这部伟大的著作无可辩驳地摆在我们面前。阿克顿勋爵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称赞蒙森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从这个观点来看，蒙森被授予一项特别的文学大奖是当之无愧的。现在，《罗马史》的最新德文版本已经出版，全文没有任何改动。它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像一块纪念碑，虽然没有大理石的柔美，却闪烁着青铜般的光辉。大师的手笔，一位诗人的手笔到处可见。的确，蒙森在青年时代曾写过诗，1843年出版的《三友歌集》便是证明。他本来也许会成为文艺女神的宠儿，如果不是环境改变了他的命运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书本和散文／不能使每一个花蕾成长为一朵玫瑰”。历史学家蒙森是特奥多尔·施托姆的朋友，默里克的崇拜者，早在青年时代便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和吉亚科萨的作品。
　　艺术与科学常常有一种使从事它的人变得年轻的力量。蒙森作为学者和艺术家，85岁时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年轻。即使在1895年，年迈的他仍然对普鲁士科学院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记述了一位青年人对文艺女神启示的聆听，蒙森虽然是一位老前辈，但他仍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而人们在读他的《罗马史》时绝不可忘记，克莱奥是文艺女神之一。这部纯粹的历史文献唤醒了我们青年时代的热情，给我们的思想倾注了力量，当我们年长时重新阅读它，仍然能够学到许多东西。而这便是与伟大的艺术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的力量之所在。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今天通过艾里克·古斯塔夫·吉耶尔向特奥多尔·蒙森表示敬意。

      蒙森入选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未受到激烈批评，后世也未对此提出质疑。关于《罗马史》的意见纷争早已全部公之于众，直到德意志帝国与西方的冲突十分明显之后，这种意见纷纭之状才重新出现。
　　这部多卷巨著出版之后，公众表示欢迎，学者高度赞誉其渊博的学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中，有指责蒙森失之偏颇的，有指控说他的偏爱暗含对现代凯撒们的鼓励的。蒙森将裘力斯·凯撒写成共和制罗马后期的中心人物，将美化凯撒的对手、特别是西塞罗和谋杀者们的传统说法完全颠倒过来了。这种骑士般献殷勤的重新评价，即使证据充足、分析合理，还是使那些自己的假设遭到摈弃的历史学家们大为不快。有些学者反对用细致描绘人物的方法取代传统历史作品的那种客观的尊严。蒙森艺术的崇拜者威廉·沃德·法勒认为蒙森所用的语言和所作的评判有力而且生动，几乎使批评者无从下手，并且已在实际上影响了后来的罗马史研究者。可就连他在1909年出版的一部回忆录中一面称赞蒙森的才能时，一面又温和地责备蒙森“具有一种几乎是危险的天赋：历史的想象力这一天赋有时的确使他误入歧途”。
　　与稍晚时期一位名叫安托瓦涅·吉扬的历史学家对蒙森的攻击相比，上述批评几乎无足轻重。吉扬于1915年毫不留情地给蒙森贴上了“最坚定地相信‘强权高于真理’的鼓吹者之一”的标签，并指责他“造成了对基督教人类生活观的反动”。吉扬说蒙森开创了一门新的科学——种族心理学——的先河，试图“说明德意志种族优于其他一切种族”。这一极为激烈的批评蒙上了德法战争的色彩，由于当时蒙森早已去世而一直未受到反驳。不过，对早些时候人们指责他是“凯撒主义”先锋的说法，蒙森的确作出过一些反应。他声称他之所以赞扬凯撒，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业已腐朽，而解放罗马公民的责任只能由一个强大的、即便尚不十全十美的政府来担当。如果换一个环境，凯撒也许就被蒙森说成是暴君了。
　　这些批评是在1902年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之后很久才发表的。蒙森在法律、文字学、钱币学以及考古学方面博大渊深的学识使对《罗马史》的批评失去了锋锐。1902年出现的唯一激烈评论是针对文学院而发的。幸运的是，文学院已预见到会有此类指责，早已采取行动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这次授奖告诉人们，瑞典文学院在挑选获奖者时是从广义上去理解“文学”的，而且是从一作者的全部作品出发，而不仅限于前一年所发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