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陷阱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低碳”已成为当前社会最热门的词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一号提案”就与低碳经济有关。在6月27日结束的“2010第五届绿色财富（中国）论坛”上，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说，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的必由之路，但现阶段需警惕低碳经济提法背后的“碳陷阱”。

　　翟勇解释说，目前发达国家倡导低碳经济的目的是为开征“碳关税”、实施国际贸易“碳壁垒”做铺垫。

　　“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英国实行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把高污染、低端的产业全部甩掉，转给发展中国家；第二步，潜心用几十年时间发展低碳技术；第三步，把低碳技术国际贸易法制化。”翟勇说，在前年美国举行的G8气候变化应对论坛上，英国等发达国家共同签署声明提出全球都要发展低碳经济，这意味着在未来国际贸易中，作为准绳的是“碳”。即通过产品的“碳足迹”决定一个产品能否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到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高碳产品，要么被征收高额碳关税，要么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碳陷阱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必然会大量使用能源；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中69%靠煤。高碳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低碳能源的供给，关键是有低碳技术的支撑。”翟勇说，迄今为止，大量的低碳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发达国家所推荐的一些低碳技术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如英国壳牌公司曾提议把他们的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作为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然后算作壳牌公司的碳减排量。

　　“当时我们就问，欧洲有没有封存二氧化碳？他们说没有。为什么没有？他们说欧洲老百姓反对，因为二氧化碳在地下很不安全。那么放在欧洲国家不安全，放在发展中国家就能安全吗？”翟勇认为，想避免“碳陷阱”，我国必须加快发展低碳技术，加大低碳技术等研发力度。

　　“我国对低碳产业、技术发展实施了积极的财税和金融信贷政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国家正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前段时间财政部门明确宣布以可观资金支持太阳谷等计划，太阳能里不仅是光伏，还有太阳能集热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需要开发的一些具体技术等；政府还以贴息方式支持企业的低碳技术改造。如项目技术改造是低碳化的，企业只需承担5%的利率，而商业性利率为10%，5%的缺口由国家财政以贴息的形式补上。

　　贾康还强调说，全球都在谈低碳，碳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将争取在5年内推出碳税的相关政策。参加论坛的一些专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在国内征收了碳税，将有助于国内企业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时，避免被征“碳关税”；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被征碳关税，也能达到一定的节能减排目的。

碳陷阱

       时代周报12月27日报道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科特勒，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亦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中商务发展委员会主席兼创始人。他是全球顶尖营销顾问公司—美国科特勒营销集团（KMG）总裁，他将其理论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并加以验证，再把实践的结果反馈作为进一步发展理论的基础，因此被称为“营销实战大师”。1998年，米尔顿·科特勒第一次来到中国，积极倡导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海外品牌和分销渠道资源来实现产业升级与战略调整—“我很关心中国企业的发展，更想帮助它们如何拓展国际业务”。米尔顿·科特勒的名片上，甚至印着一个琅琅上口的中国名字——诸葛慕中——姓“诸葛”是因他对中国的谋略文化和蜀国丞相诸葛亮极为尊崇，“慕中”则为“仰慕中国”之意。

　　“我最大的兴趣是中国如何稳定发展，这比其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更重要。”已近耄耋之年的米尔顿·科特勒（Milton Kotler）头发花白，精神依然很好。12月10日，广州凤凰城酒店，在新贵通龙腾卡和一汽大众奥迪举办的“2009营销管理论坛”结束后，他欣然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主要是依赖于对发达国家消费品出口的增长所带动的加工业及物流业的增长。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动摇了该公式，如今这种出口下降趋势会持续很长时间，结果是伴随着出口下降的生产和物流产业过剩。你对中国政府有何建议？

　　米尔顿.科特勒：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在这种容量过剩的基础上正在增加更多的容量，尽管未来预测呈下降趋势。目前主要发起了三大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一是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提高就业和增加收入。二是直接鼓励消费者和零售商，如减税、信贷和补贴等。三是调拨资金来建立一个由医疗、失业津贴和养老保险组成的社会保障系统正在进行。

　　到目前为止，国内消费增长一直不大。在节约的文化面前，消费补贴收效甚微，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反而加强了储蓄的价值。德国在19世纪制定了欧洲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仍拥有欧洲最高的储蓄率。单是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并不能改变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养成的爱储蓄、惧消费的习惯。必须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公司市场营销活动，协同鼓励消费的财政政策一起来打破。

　　目前的核心之一就是储蓄瓶颈。消费不仅仅是购买更多的商品，它是一种超越了为满足立刻的所需和乐趣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文化倾向。这些消费行为能为消费者带来喜悦和满足个人愿望的信心。政府必须支持它，还应通过监管限制其固有的势头，以达到个人收入和债务之间可持续的平衡点。

　　时代周报：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内部消费需求，将需削减一半的个人储蓄率，将几万亿元人民币转变成国内需求。它必须发明自己强大的营销方式并赋予足够的监管控制，以防止由储蓄蒸发和债务爆炸引发的美国2007年那样的次贷危机。对此你有何建议？

　　米尔顿.科特勒：这可以借用市场营销的力量，改变习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营销管理体系之上。市场营销需要政府积极的支持。为了大幅度地拉动内需，政府需要收集官方的家庭人口普查数据并提供给中介机构去分析、组织和出售给与消费品相关的企业。要扩大信用卡的发行，并授权银行和保险机制，以处理信用卡交易和管理违约风险；需要支持一个能进行身份验证购买的平台。

　　中国支持市场营销的路径必须注意，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知道如何投放市场，并有足够的财力来渗透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中国企业的营销组织现阶段暂时无法与它们的经验相比，如果中国希望自己的企业在消费利润的增长中获利，就必须支持中国企业的营销组织建设品牌，推广和分销的能力。

　　达到一定规模的消费和吸收长期的出口下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需要一种文化的飞跃：关注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产品。对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人们应该享受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为未来感到恐慌。

　　时代周报：备受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结束。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不公平性—排放最少的贫困人口却会受到气候变化的最大影响。对此你怎么看？

　　米尔顿·科特勒：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全球经济增长是否加速环境恶化，目前无法界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否与低碳经济相违背。

　　中国先要把自己门前的雪扫干净，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目前的着眼点主要是治理环境，限制污染型企业和低效率企业的发展。尤其注意的是要警惕低碳交易，不要陷入美国华尔街金融人士设置的低碳陷阱。金融从业人员不断制造新的危险吓唬大家，借此设计新的金融产品赚钱。

　　低碳和气候变化需要关注，但不要陷入夸大的境地。其实该问题和过去很多议题一样，不过是各国政府借此在勾兑关系。表面上达成了很多协议，其实很多是政治手段，并未就低碳和减排问题达成实质的协议，还存在很多斗争。

　　低碳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受害者没有出声。二是目前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政府补贴，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没有经济利益促进，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相信美国的宣传，要怀疑自己看到的一切。

　　时代周报：最近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全球广告，来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你怎么看这一营销事件？如何构建“中国制造”的核心价值？如何看待家电下乡、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问题？

　　米尔顿·科特勒：中国政府推出“中国制造”广告，对中国制造业是有促进作用。但需注意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安全性没有信心，广告要突出质量和安全性，品牌形象和定位对此的重要作用。

　　中国明年若依然按照现有的经济促进计划，明年产生的消费最多增长1.2倍，促进作用有限。家电下乡对农民虽是个好事情，但真正促进消费是如何让有钱人消费，如何让城镇的3亿-4亿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政府要出台直接政策，可对信用卡产生的利息、税后直接补贴或减免，这是刺激消费最有效的措施。

　　可以像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样，将消费者的信用卡信贷利息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现今很多西方政府使用过类似的工具，中国可以借鉴。政府必须支持企业营销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的政策会带来消费者的信心，给企业带来投入和研发的信心。

　　只要中国外向型政策不改变，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会存在。长远看来会出现新兴的亚洲储备货币，但美元作为主要货币不会终结，美元不会迅速地贬值。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元若继续通过贬值来生存的话，可能20年后就会让位于人民币。美国有些州政府已破产，联邦政府也出现危机，大量货币会流向中国，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货币的安全港。

　　时代周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重点市场，但在中国发展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金融和能源企业的国际投资和并购之路也屡遭挫折，原因何在？

　　米尔顿·科特勒：相比跨国公司，我更关心如何帮助中国企业成长，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挣不少钱了。我建议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中国人购买国货，而不去购买国外产品。中国目前主要对进口产品加关税，但目前进口量不多，处罚力度不大。有效的措施是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征收相应的惩罚性关税。这样跨国公司才会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非商业因素。

　　时代周报：你已经74岁了，还经常在全球尤其是中国东奔西走传播营销理念，是什么理念支撑着你？对中国企业有何建议？迪拜危机对中国有何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米尔顿·科特勒：帮助别人致富的工作让我长寿，如果光为自己致富，可能10年前就去世了。从父亲那里我学到很多商业的原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永远记得最重要的人是客户，有没有给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是每个企业家生存的唯一理由。

　　迪拜危机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在于中东、日本和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和持有者。现在中东的美元和信心被榨干，中国承担的购买美国国债的压力就增大。

　　现在全世界都希望中国更负责，但我认为，中国如何稳定发展比拯救世界更重要，中国稳定100年，将是对世界经济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美国会见我时曾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壮大。发达国家要改变过去形成的坏习惯，西方要不断解决这种坏习惯造成的错误。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走低碳发展之路时，美国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巨大机会。如果说美国曾利用石油主导过去的30年，那么它又将怎样利用低碳主导未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希望美国吹起的进军号，成为激励国人在低碳之路上奋勇前进的警世钟。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说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在课堂上每讲到这里时，总会有老师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氧气和水、石油、铁矿石等一样都是稀缺的资源，只是现在没人能控制它。如果有人能控制它，这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听起来不可思议，现今却出现了转机——虽然还没有人能够控制住氧气的使用，但人们正在“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出。更神奇的是，借助对二氧化碳的控制，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将重新洗牌。

　　挑起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是美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正处于20世纪末高科技IT网络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的时期，没有足够先进的节能、替代、减排技术以及相应技术储备来主导全球气候治理集体行动，坚拒签署《京都议定书》。精明的美国人深知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急迫性以及无法推卸责任的特殊性。布什总统卧薪尝胆另起炉灶，在2001年6月发布了“气候变化研究计划”（CCRI），同时宣布了“国家气候变化技术计划”（NCCTI），旨在协调联邦政府各机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活动。

　　从战略上看，布什政府争取到了大量的时间来开展节能、替代和温室气体减排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和相应技术产业化的探索。也确实通过科技进步改善了其能源结构，为美国能够继续保持技术领先奠定了基础。在人们还沉醉于用玉米生产乙醇替代汽油的时候，2006年7月美国就突破了纤维素乙醇的生物技术壁垒。在人们发愁玉米乙醇生产设施投资该如何收回的时候，美国能源部2009年初又开始资助公司加速纤维素乙醇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奥巴马上任以来，除了极力推动新能源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外，还推出了节能减碳、降低污染的绿色能源环境气候一体化的振兴经济计划。在大量投资的同时，抓紧了相关议题的立法。在4月初公布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如果一个国外的企业要成为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的供应商，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已有强制性的减排额度；如果想以行业减排的方式来操作，也需要该行业在这个国家具有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在此前提条件下，还需要美国与该国签订协议之后才能开始相关减排额度交易。否则，美国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它们试图通过美国惯用的国内法约束国际法的手段重夺全球治理的主导权。

　　在这一法案中，虽然减排覆盖面大于《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但减排起始时限却从《京都议定书》的1990年更改为2005年，不仅继续增加了对环境的负债，而且使温室气体容量资源获得改善的难度更大。虽然《京都议定书》中有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但美国非要将发展中国家一同拉进强制减排的行列中，不仅剥夺了发展国家的发展机会，也逃避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虽然美国倡导全球化，但面对全球治理主导权旁落和需要对历史的错误承担责任时，美国就会利用贸易优势、市场优势和货币发行优势，违背WTO的基本原则，单方面征收“碳关税”，在最大限度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重新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因此相伴而生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交易规则、碳交易金融化、碳交易核查等相关的规则将应运而生，新的泡沫、新的财富分配格局、新一轮的洗劫又将重新开始。美国会强力争夺气候治理的主导权，并继续创造题材，在环境治理中收回为此而投入的前期投资，并在治理中谋求更大的盈利，这才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此也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难以预估的风险。

　　和国际公司对比，我们的节能减排基本上是通过降低用水、用地、关闭高污、高耗、高排生产装置等比较直接性的生产管理方式获得的，而不是从即将到来的绿色经济中去创造出新的主营利润。面对数百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时，也似乎没有像国际石油公司那样对技术、人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进行充足的战略调整。再加上奥巴马政府即将预设的两道门槛——国际减排指标资质和碳关税的补贴。在中国政府接受强制性的减排额度之前，中国的企业或相关行业并不能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一样成为碳减排额度的供应商。或者如果分产业纳入减排体系而受到未接受强制性减排额度产业产品竞争时，将被加收碳关税，或补贴本土企业以维护公平的竞争，这就给美国政府操纵绿色经济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却没给我们留出生存的余地。

　　如果中国不未雨绸缪，积极采取措施减排，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的碳关税来封杀中国的正常发展。再者，石油公司的产品几乎全部都含有碳资产，即使美国等有碳贸易主导权的国家不对石油石化产品征收碳税，出于维护地球共同生存环境的社会责任需要，我们也有义务承担起这种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