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三大流派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1、新古典经济学
以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边际革命为标志,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正式迈入新古典主义阶段。新古典经济学以原子论和机械(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而牛顿的世界观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是时间和空间可以绝对地割裂开来,二是理论体系的通约性,即整体不过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而已。奠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一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基本假定,认为经济活动的个体具有完备的知识和完全的理性,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追求某种最大化,二是市场的供求均衡,认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价格和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将理性个体的行为看作是所有经济决策的基础,认为社会经济不过是各个原子式个体的行为总和,通过对个体行为进行形式主义的抽象演绎分析,就能够有效理解经济总体的行为。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关注各种动态的经济力量,但在均衡分析框架的约束下,却将经济世界描写成静态的或者是比较静态的。
2、制度经济学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特指老制度主义,它是以经济学中的异端思想而存在的。制度主义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提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应是“累积性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应远离人类自然是静止不变的这一假定,而应聚焦于制度的变化和经济社会中思想习惯的变化。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静态均衡相比,制度经济学则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认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权力结构和制度,实体经济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是技术与制度的一个函数,不能将经济仅仅等同于市场,市场本身只是一种制度,它包括一群附属制度,并且和社会的其他制度复合体互相作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是市场和静态均衡,而是制度与动态变化。同时,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在给定制度和偏好下对个体行为进行形式主义的抽象演绎分析相比,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对实体经济进行历史归纳和经验研究的传统,强调制度和价值偏好不是给定的,而是人造的并且是可以变化的,人的行为也非完全理性的,而是深受制度特别是社会风俗习惯影响的,正是制度通过塑造个体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3、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是在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交织中发展的。一般认为,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们虽然分别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或集大成者,但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均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的影响。如马歇尔虽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他非常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高度强调“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并非是静态的均衡,而是“活的力量和运动”。然而,由于发展一门基于生物学类比的经济理论的困难,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流行起来,其标志就是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 Nelson)和温特(SW inter)《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的发表以及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诞生。在这本经典著作中,纳尔逊和温特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理论,将单个企业视为有机体,将产业视为群体,将赢利性视为适应,将惯例视为基因,将创新视为变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惯例”的学习过程,而惯例是程式化的行为能力,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但它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通过“搜寻”、“创新”而演化。因此,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的经济行动,既不是由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决定的,也不是由制度自动决定的,而是由基于过去、面向发展的“惯例”在市场选择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所决定的。由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渊源,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是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兴起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经济学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名词,或至少是新制度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演化经济学把“非均衡”看作是常态,以历史的眼光关注于在竞争中实现变化和进步、重组和创新的市场过程,将竞争视为一种“甄别机制”或“选择机制”,强调“路径依赖”、“自然选择”、“适应性学习”等对经济演化的作用,拒绝普遍存在于新古典分析中的非现实观念,聚焦于研究变革、学习和创造力以及技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以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边际革命为标志,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正式迈入新古典主义阶段。新古典经济学以原子论和机械(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而牛顿的世界观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是时间和空间可以绝对地割裂开来,二是理论体系的通约性,即整体不过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而已。奠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一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基本假定,认为经济活动的个体具有完备的知识和完全的理性,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追求某种最大化,二是市场的供求均衡,认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价格和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将理性个体的行为看作是所有经济决策的基础,认为社会经济不过是各个原子式个体的行为总和,通过对个体行为进行形式主义的抽象演绎分析,就能够有效理解经济总体的行为。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关注各种动态的经济力量,但在均衡分析框架的约束下,却将经济世界描写成静态的或者是比较静态的。
2、制度经济学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特指老制度主义,它是以经济学中的异端思想而存在的。制度主义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提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应是“累积性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应远离人类自然是静止不变的这一假定,而应聚焦于制度的变化和经济社会中思想习惯的变化。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静态均衡相比,制度经济学则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认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权力结构和制度,实体经济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是技术与制度的一个函数,不能将经济仅仅等同于市场,市场本身只是一种制度,它包括一群附属制度,并且和社会的其他制度复合体互相作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是市场和静态均衡,而是制度与动态变化。同时,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在给定制度和偏好下对个体行为进行形式主义的抽象演绎分析相比,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对实体经济进行历史归纳和经验研究的传统,强调制度和价值偏好不是给定的,而是人造的并且是可以变化的,人的行为也非完全理性的,而是深受制度特别是社会风俗习惯影响的,正是制度通过塑造个体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3、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是在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交织中发展的。一般认为,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们虽然分别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或集大成者,但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均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的影响。如马歇尔虽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他非常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高度强调“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并非是静态的均衡,而是“活的力量和运动”。然而,由于发展一门基于生物学类比的经济理论的困难,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流行起来,其标志就是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 Nelson)和温特(SW inter)《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的发表以及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诞生。在这本经典著作中,纳尔逊和温特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理论,将单个企业视为有机体,将产业视为群体,将赢利性视为适应,将惯例视为基因,将创新视为变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惯例”的学习过程,而惯例是程式化的行为能力,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但它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通过“搜寻”、“创新”而演化。因此,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的经济行动,既不是由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决定的,也不是由制度自动决定的,而是由基于过去、面向发展的“惯例”在市场选择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所决定的。由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渊源,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是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兴起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经济学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名词,或至少是新制度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演化经济学把“非均衡”看作是常态,以历史的眼光关注于在竞争中实现变化和进步、重组和创新的市场过程,将竞争视为一种“甄别机制”或“选择机制”,强调“路径依赖”、“自然选择”、“适应性学习”等对经济演化的作用,拒绝普遍存在于新古典分析中的非现实观念,聚焦于研究变革、学习和创造力以及技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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