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1、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由来

    在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复兴“新古典经济地理学”的同时，主流经济地理学家则由于对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理论革命”的失望，以及“激进地理学”对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和资本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快速动态调整的日益背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一次发生了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这次定向或者说转向使经济地理学从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亲合，走向从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寻找思想源泉，从而使经济地理学走向了以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等“多元转向”为特点的“新经济地理学”时代。 
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禀承了制度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实的传统，站在古典经济社会学对“实体主义经济学”进行辩护、对“形式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立场上，有效吸收了1970年代以来“新经济社会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景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式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与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相比，在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这一标签下的经济地理学则是多种多样的，如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theory)对“社会调节模式”的强调，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对地方网络、地方嵌入和社会资本的重视，加利福尼亚学派对“交易成本”、“非贸易相互依存”、“关系资产”的分析，欧洲大陆创新环境学派对创新网络与创新环境的阐释，学习型区域学派对集体学习、创新和制度之间关系机理的研究等等。这些学派虽然对制度关注的视角有别，但均分享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的一个传统观点：经济生活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嵌入社会的活动。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激进地理学”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的批判，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激进地理学”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因此，主流经济地理学以制度转向为开端，进而发动了一场范围更广、视角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转向”运动，从而形成了以“文化转向”为核心的“新经济地理学”。一方面，这种新经济地理学秉承了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视角：通过重新厘定“经济”的社会文化涵义而将经济嵌入到度、文化、政治中，强调经济行动与特定社会情景相互建构关系的分析；另一方面，这种新经济地理学也采取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动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和话语而建构的，它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单一逻辑的支配，而是同时受权力关系管制下的和由行动者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等属性影响下的多元实践的约束。
3、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影响

    “文化转向”的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说是经济地理学自“计量革命”和“激进革命”以来的又一次“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作为关注日常经济生活的“软科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广泛借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主流哲学思潮，使经济地理学不在局限于实证的空间科学和激进的政治经济研究，而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从而使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从自我孤立的知识领地中解放出来，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以其独特的空间和关系视角，为主流社会科学重新认识社会经济过程和内在机理提供了新颖而强有力的工具，使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