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经济地理学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1 、关系转向的产生和研究进展
    关系经济地理学产生于 20世纪 90年代末，进入 21世纪后有了较大的发展。近年来，关系经济地理学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 2002年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地理学家年会(AAG)上，Boggs和 Rantisi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经济地理学家对关系经济地理学为中心的许多观点进行了讨论，英国牛津大学主办的 《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以专刊形式发表了这些观点，并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此外，美国克拉克大学主办的 《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英 国 皇 家 地 理 学 会 会 刊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以及《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s)等都刊登了这个方面的文章。
    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的发生是由于传统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理解经济过程的一种障碍 。一方面，传统分析方法倾向于关注区域及其经济特性的识别。他们把区域看做为行动者，而真正的主体，例如，企业和其他组织中通过行动和相互作用创造经济价值的个人却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传统分析方法经常使用与距离相关的空间变量作为解释因子来理解经济活动的区域决策和空间分布。这种研究往往忽略了主体的作用，而这些主体常会通过共同组织生产、工人培训以及对政策制定者施压等过程，积极影响周围的环境。
      关系经济地理学有着众多的学术流派，不同关系学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但都明显不同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观点:(1)以 Scott，Storper和 Walker为代表的加利福利亚学派。该学派把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作为其研究的焦点，从根本上与传统空间研究方法中的决定主义相分离。最近，Storper把非贸易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解释产业集聚的起源和增长，正好与传统分析方法中的贸易性相互依赖形成鲜明对比 。在他的分析框架中，Storper把技术、组织和地域作为三个相互重叠的组成要素 ，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的区域世界。(2)以 Dicken，Coe，Hess，Yeung等为核心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该学派基于经济行动的网络概念，提出全球生产网络分析的空间视角，强调全球连接，并对区域分析的狭隘含意给予了批判 。此外，该学派还特别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3)21世纪初，以 Bathelt和 Glckler为代表的德国关系学派。该学派基于演化和制度概念，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包括交互式学习、组织、演化和创新问题 。该学派基于对德国经济地理学过去总体状况的批评性审视，同时受加利福利亚学派以及20世纪 90年代期间其他经济地理学家的创新成果所启发，克服了传统分析方法的某些局限性和不足，并取得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些学派的研究成果都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以经济主体为中心，而不是空间表现；(2)微观层面的推理经常得到基于广泛访问的经验研究所支持；(3)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方面居于核心位置；(4)为了能够对社会和经济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5)对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给予关注；(6)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进行区域政策分析。
2 关系转向的研究框架
2.1 研究假设
    关系经济地理学重点研究经济主体以及他们在空间中如何行动和相互作用，而不是关注空间类型、过程和规律的描述。关系经济地理的目标就是利用地理透镜，把与经济关系分析相联系的研究问题程式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系经济地理学通过转变空间和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把空间作为视角(或地理透镜)，而不是研究对象。通过这种方法，把经济行为作为处于关系结构中的关系过程。此外，把偶然性法则引入到因果关系分析中，从而建立能够解释情境行为和发展的认识论基础。根据 Bathelt和 Glckler的研究 ，关系经济地理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基础之上。
    第一，情境性(contextuality)。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中，并在难以与其分离的特定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活动。因而，关系经济地理学把经济行为看作根植于特殊社会背景中的，它不能通过普遍的空间法则的应用来解释。
    第二，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情境化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因为昨天的经济决策、经济行为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约束今天行为的情境。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将来的情境和行为。
    第三，权变性(contingency)。由于行动主体的策略和行为可能背离现存的发展路径，经济过程存在着权变性。经济行为在开放系统中是不能完全被决定的，也不能通过普遍空间法则来预测。尽管路径依赖提供了特殊的历史，但是经济行为是开放的，易受不可预测的变化所支配。
2.2 研究主题
    根据著名经济地理学家 Yeung的研究，“关系转向”的早期研究集中在以下 3个研究方面 :

(1)地方与区域发展中“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该研究方面涉及到新产业空间、产业区、集群、学习型区域、全球城市中的马歇尔节点等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Amin和 Cooke等学者借鉴了演化与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都市研究、民主和社会运动的政治研究等思想，提出一些以“关系资产”为核心的制度主义概念与理论，如“制度厚度 (institutional thickness)”、“贸易性和非贸易性相互依赖 (trade and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集聚趋势(agglomeration tendencies)”、“氛围(atmosphereandmilieu)”、“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等，解释经济全球化时代地方和区域发展竞争优势的来源。这种转向本质上是“制度转向”在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直接反映。

(2)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这种研究涉及到全球-地方关系、组织空间的差别化生产、路径依赖、社会网络的关系杂合性与分化(relational hybridity and fragmentation)、空间行动的多元逻辑与多重轨迹(multiple logics and trajectories)等领域。为进一步理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工业化、生产和地域发展的内在特征和机制，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 Dicken、Amin、Thrift等纷纷从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和管理研究、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等领域寻求知识资源，围绕着“网络(networks)”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这一核心，跨越传统的市场与层级组织、企业与结构的二分法，提出了“组织间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s)”、全球生产链((global)production chains)”等概念和理论，使经济地理学从 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研究转向“生产的社会组织”研究，从而促成了“网络”研究———网络范式(network-paradigms)、网络经济(network economies)、网络地理(net-work geographies)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兴起，并导致了经济地理学对企业的再发现和对经济行为者行为的社会根植性的再认识。

(3)关系尺度(relational scales)。涉及到长期困扰地理学研究的尺度地理(Scale geographies)问题，也涉及到作为当前研究热点的城市与区域治理、地方劳动市场的社会管制等问题。“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在 8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将“尺度”与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距离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Brenner和 Cox等政治经济地理学家在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的争论中，才明确提出“尺度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cales)。这些学者从社会学、制度分析等学术思想中吸取营养， 提出了 “地理尺度是一种关系建构”、“社会关系是一种尺度建构”、“尺度重组”(rascaling)和尺度的“关系化”(relativization)等理论视角，并将尺度的社会政治建构看作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地域结果、城市与区域的管制和治理的关键 。正如 Marston所说:特定的地理尺度可以被看作是“包括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复杂混合体中的一个关系要素，正是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我们生活和研究的地理” 。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尺度变化具有从早期微观尺度研究转向宏观微观结合以及宏观精细化研究的趋势 。
    近几年，经济地理学家又开展了一些研究，如 Bathelt和 Glckler将“空间”作为“透视”的关系研究 ，Ettlinger试图把微空间(如工作场所)与关系分析相结合作为一种富有前景的着眼点 ，Murphy和 Sturgeon对结构和机构之间关系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精致而明显的联系有条件的关系 。虽然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多数研究仅仅说明了当前经济地理学需要研究行为者和组织的关系，其方法论和理论建构上还存在许多问题，许多概念和理论建构缺乏批判性、严谨性，经验研究也十分薄弱，因此需要开展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
2.3 关系研究的类型
   关系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关系类型主要有三种，即主体—结构关系、尺度关系和社会— 空间关系。
2.3.1 主体—结构关系
   在本体论层面上，传统经济地理学强调结构在经济行为分析方面的作用，关注一般的法规、规则和模式，从而试图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市场是怎样自我增长或趋于稳定的。这种强调的优点就是允许我们根据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企业治理等发现其间存在的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经济背景，有助于确定特定模式是否与特定水平的经济绩效有关。然而，这种以结构为导向的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对差异形成和转变的动态过程提供洞悉力 。在这种分析中，因果关系是单向的，结构和行为主体间的关系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或自我参考的系统)。相反，在关系分析方法中，关键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是分析的核心，其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并不是被事先给予假定而是其进行分析和证明的对象，同时由于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具有开放性。行为主体并不是事先假定去承担结构中的决定性角色，而是行动者、相互关系及其随后的实践承担着解释角色。然而，行为主体并不是毫无约束的，他们仍然被看作是在特定制度、规范和规则的情境中行动，这些都成为他们选择和关系的条件。与以结构为导向的分析方法相比，关系间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会受到随机“干扰”的影响。关系也远非固定不变的，因而经济行动也不能在资本逻辑之外得到解释或包含于资本逻辑之下。
2.3.2 尺度关系
    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关注经济活动的权变性，这意味着其分析的尺度由宏观层面(如制度和管制)转向微观层面(行动主体以及他们的关系)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成为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行为主体。然而，企业并不是象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那样，被看作为单一的、一致的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包含多种的、潜在利益冲突的单元。分析的中心往往是企业中的个人。与此同时，行为主体被看作是相互作用的主体，他们的身份和资源能力由他们与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共同建构。在中观层面上，地理邻近性不仅增加了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还能够形成地方性习俗和制度，进而降低与主要行为主体联系的信息成本，提高各行为主体间的信任程度。因此传统分析方法通常把地方尺度优先看作为创新的主要场所。但该观点忽视了地方仅仅是因为偶然因素才成为社会经济协调的最理想场所 。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建构的经济实践也可以紧密联系到地方形成的社会经济协调过程。特别指出的是，关系经济地理学在关注地方的综合、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尺度的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动态的重要作用，它使经济地理学家既关注于全球化对地方和空间的影响，也关注于地方和空间对全球化的影响。因而，不同尺度的张力表明关系经济地理学并没有优先考虑任何一个尺度，相反关注的是不同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导致的空间问题。
2.3.3 社会—空间关系
    长期以来，作为空间科学的地理学一直用欧氏空间定义 “空间尺度”，并将空间看做为地理过程的平台，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相反，西方关系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地理尺度是一种关系建构，反过来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尺度建构 。“空间”不仅不是不变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事先给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 “容器”，更是社会空间实践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和层级组织(hierarchy)。譬如，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区域空间布局和区位决策分析等经典问题时，传统区域科学将区域看作真正的行为者，将区域的空间属性作为区位决策的解释变量。相反，“关系转向”则认为，区域是社会构建的实体，依赖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公司和其它组织中的人们便在其中行动和相互作用。有时，一个大型公司可能通过与其它区域主体之间的联系，而引起所在区域的增长和衰落，区域中实际的区位特征可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同样，区域的空间结构也是由社会建构，即通过区域行为者和行为者组合(如公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构建。同时，通过自反性的知识创造过程，空间结构又对经济决策者及各自的行为和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关系思考对社会—空间关系的这种认识为长期困扰地理学研究的尺度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进而有助于全球化、城市和区域治理、地方劳动市场的社会管制等问题的研究。
2.4 政策方向
传统的自上而下政策集中于一般基础设施的提供，最典型的就是提供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或给予个人投资的补贴。然而，关系思考则以现有的区域结构和优势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认为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不能简单地把政策方案强加于区域行动主体。任何政策方案都应该是自下而上，并以吸引最为重要的和富有动态的行动主体为目标，否则注定将会失败。政策制定者应该是调解者 (mediators)和撮合者 (boundary-spanner)，而不是创建者 (creator)和支配者(dominator) 。关系政策的目标是激活现有资产的地方化能力，把它们与新知识相结合。此外，关系政策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建构、网络生成、交互式学习以及为集体行动的过程提供支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政策计划都是陈旧落后的。相反，政策制定者可以把不同政策结合起来，激发其多样性，从而为区域发展创建一系列可能路径。关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结合起来 。传统的区域政策都是试图利用区域资产来创造竞争力。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区域政策的价值受到质疑，因为，空间结构未必具有地域特征。经济主体在全世界活动，从而形成国际商务网络；地方劳动市场受到跨国迁移所塑造；地方知识基础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知识和新经验所塑造。因此，地方的关系研究应该放弃封闭地方的思想，接受全球的存在，并在地方内部对其进行发展。
关系思考对政策制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流动、连通性(connectivities)以及多种地理表现(multiple geographical expression)应该成为区域政策关注的焦点，而不应该仅关注静态的区域特征。第二，区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仅仅基于自身内部的力量就能决定其未来发展的自治实体。这是因为生产和知识网络并不仅限于地方，区域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新的瞬变空间。第三，区域政策必须成为一种激活地方(local activation)和利用全球的政策。行动主体应该被鼓励去重新组合地方和非地方的资产，以系统的方式把地方和全球联系起来。第四，关系思考并不意味着全球思考没有给地方主动权留下空间或者地方消极地受全球思考所支配。相反，区域政策必须超越狭隘的地方局限，进入更宽泛的政策领域以协调各种观点和主张。
3 关系转向对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
3.1 思维方式
    “关系转向”是建立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研究经济决策制定中的人、公司、制度和组织，以及那些服从经济行为结果的人和环境，聚焦于过程研究，如制度学习、创造性的相互作用、经济创新和内部组织交流，而非仅仅解释空间规律和空间结构 。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引入，引起了人们重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强调了文化、信任、知识、制度等因素在一般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与其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虽然目前大多数分析只具有方向性意义，对关系的性质、关系的动力机制、主体的特定实践、新产业区的组织内涵等方面分析不足。然而，认真思考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摈弃以前抽象的现象分析方法，使我们明白人类组织的真实工作是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中发生。因此，作为理论家必须认真探索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和不平衡现象，从而理解关系与空间具体产出的内在必然联系，打开产生空间变化的动力关系黑箱 。
3.2 研究方法
    20世纪 90年代，经济地理学发生了多维“转向”。以 Krugman，Fujita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基于对收益递增、运输成本、贸易相互依赖的分析，强调经济学的“地理转向”，为分析空间布局和均衡这些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经济视角。与此同时，以 Amin和 Thrift为代表的地理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不再能激起研究者的想象力，它需要在基本目标、概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革新。于是，经济地理学家和地理经济学家之间就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焦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实质上，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经济地理是应该更接近于经济学还是更倾向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科学。不幸的是，这场争论已经受到“学科—政治”(discipline-political)的争论、意见和主张所支配，部分地以错误的二元论为基础，如经济学—社会学，定量—定性方法论，混淆了“学科政治”意义的规范表述与认知论和方法论的主张，从而试图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分离开来，而这些方面事实上是不能分离的 。从根本上讲，经济和社会是相互交织的，它们是同一经验主义现实的不同方面，应该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研究，而非彼此排斥和简单主义的先验论。
    经济地理学的 “关系转向”侧重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 “社会-空间”关系，为经济地理学结束这场“学科—政治”的争论，重构“后现代主义”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理解资本主义新时空提供了最为基本、最为通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的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行为主义分析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相比较，“关系转向”借鉴了演化和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关注行为者及其关系所导致的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克服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中的主体与客体、市场与层级、人与自然等二分法，使经济地理学能够通过对各种行为者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透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建构过程、各种行为者(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在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网络机制的演化以及空间经济的管制和治理模式。
3.3 研究视角
    传统经济地理学把空间性作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事实上，这限制了人类行为，是一种使行为者看不到行为者自己的空间法则。相反，关系经济地理学把经济行为者以及他们的行动和相互作用作为其研究的焦点，而不是空间和空间类型。它只是把空间作为一种视角，并不试图去发现空间法则，相反试图去寻找地方化经济过程和结果的解释。譬如，Bathelt和 Gl?ckler利用独特的地理棱镜来分析推动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各种要素，进而提出一种整合经济和社会理论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 。Yeung通过分析关系的特征，关系几何中动力空间集合体(spatialassemblagesofpower)发挥作用的种种途径，从而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理论角度开拓了构建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的新的地理基础 。
对于同一经济现象，空间视角可以使地理学家的研究问题不同于典型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就结构危机所导致的公司劳动力分工的变化这一现象而言，一个社会学家可能关注在工作组织中这种危机对责任和能力分配的影响；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分析危机对公司战略、生产计划或新的市场机遇的影响；一个经济地理学家可能利用一个特殊的空间视角，从而典型地探索不同的地方化影响和危机的结果。通过地理透镜，地理学家可能分析这种危机对本地劳动市场、供给者关系或不同地点和区位间的劳动力分化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每一种视角都可以阐明一种现象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应用一种特殊视角所得出的研究发现本身就可以作为另一种不同视角进行新研究的出发点。因此，空间视角和其他视角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
4 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启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从关系视角解释经济地理现象而形成的“关系转向”，无疑为经济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和新领域。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要求，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传统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同样亟待开展 “关系转向”的研究。首先，在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关系型研究方法通过确定由地方性和非地方性行动者、有形和无形资产、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交互式的权利关系等组成的复杂的关系动态结构，分析为什么一些行为者 (如企业和协会)与特定区域的密切联系对区域发展的贡献较大。通过解读产业网络、贸易协会、工会、政府机构等行为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寻找行为者在特定环境的实践中而形成的权变权力方式，揭示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原因。其次，在微观层面上，企业通过基于特定地点的活动赋予该地点以区位特征，而区位通过机构、制度和传统孕育企业，两种过程都介入到行为者和空间的地域化关系中。因此，在解释某些地方企业及其集群时，仅研究企业，忽视企业与企业根植的网络和制度结构的关系，是不能很好弄清问题的。在一定意义上，关系资产和网络根植性的作用比我们常常关注的企业和区域更加重要，应该很好研究企业网络在一区域中如何参与竞争。此外，为了评估个体网络企业的表现，还应该分析其在网络关系中的地位(统治性或控制性)，以及该网络在企业跨区网络中所有交易活动中的重要性。可见，企业的“关系地理”应是一个关键领域。同理，在农区研究中，农户与其所在区域的网络关系也十分值得关注。农户通过家族和亲情网络，拓展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在技术的模仿和扩散中，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农户合作组织也加强了农户间的联系，增加了农户在市场拓展、品牌经营等方面的合作力量，加少了农户个体的风险，促进着农区的发展。
    在实践层面上，关系转向的思维方法也对我们产生一定启迪。如在区域政策制定上，我们过去多侧重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思路。政府相关人员和学者们多从宏观经济调控或从一般理论推理角度，结合区域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很少考虑与区域政策相关的民众群体的意愿。如在农区发展中，农区的主体—农民如何考虑所在地区的发展障碍?他们期望该地区出现什么样的发展?为了发展他们希望获得政府什么样的支持?等等。按照他们对发展的考虑，结合当地的实际条件以及已有的区域发展理论，可以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
   总之，20世纪 90年代以来，伴随着 “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西方经济地理学已成功孕育出“新经济地理学”，并由此实现了经济地理学的复兴 。进入 21世纪，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同样需要实现“关系转向”并借此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为此，我们既要吸收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应广泛吸收新区域科学、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实践，积极深入地开展一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研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