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林毅夫

林毅夫（Lin Yi Fu，1952年－）：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 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是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 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8-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9年，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0年，《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其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林毅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这与他在关于“三农问题”上的一系列建言是分不开的。

1999年，针对当时的通货紧缩形势，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 1998年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和新增就业机会少等问题。并且，这又造成本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另外，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也纷纷倒闭。一方面，这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又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慢，“三农问题”也更为突出。

据此，林毅夫提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只有打通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

为此，他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同时，政府要以财政政策的资金积极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这对启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为，这一政策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摆脱通货紧缩，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变农民观念等。

后来，随着“三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建议及具体内涵逐渐被国内学界及政府部门所认同，这为今后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持。

在林毅夫的心里，他一直未曾忘怀中国的农民。他曾说，“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

• Farming Institution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 Contribution t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中国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增长：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 How Did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Past? How Will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Future? Second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Lecture. Mexico, D.F.: CIMMYT, 1998. (《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未来如何养活自己？》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专辑，第2集，墨西哥：国际小麦和玉米改良种心，1998)

•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Volume 1: Regional Expereience and System Reform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Tuni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当代经济问题，第1卷，制度改革和地区经验》。

•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
•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
•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Kyklos, 2005年第58卷第239-264页

“中国农业税与政府规范”<农业经济学>,2004年12月第31卷161-168页,

“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观点” <汉城经济学杂志>,2004年第17卷335-381页

“中国资本市场的自生能力及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2004年第12卷3-11页；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是否可持续”《亚洲观察》2004年，第28卷5-29页；

“风范长存：纪念迪.盖尔教授”《亚洲经济杂志》2004年，第457-460；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4年，第588-603页；（与王格玮、赵耀辉合作）

“1969-1961，中国大饥荒原因”《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10月，52卷第52-73页；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1月，51卷第277-308页；

“加入WTO与中国金融改革”《加图杂志》2001年11月，21卷第13-18页；

“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原则：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月；

“中国当前通货紧缩：成因与对策”，《太平洋经济与商务杂志》，2000年12月，第4卷4-22页；

“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中国经济评论》2000年11月，第11卷405-409页；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2000年10月出版）；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与世界经济》2000年，第8卷2-9页；

“粮食可得性、权利和中国1959-61年农业大危机”，《经济学杂志》，2000年1月，第110卷460号，第136-158页（与杨涛合作）；

“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果和地区发展差距”，《经济发展评论》（法文）1999年1-2卷，第7-32页；

“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美国经济评论》第89卷，第2号，1999年5月，第426-431页（与谭国富合作）；

“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杂志》第43卷，第2号，1999年6月，第179-194页；

“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OCT-MOST：转轨国家经济政策》第9卷，第1号，1999年，第61-74页（与蔡昉、李周合作）；

“论中国农业危机和大跃进饥荒的成因”，《中国经济评论》第9卷，第2号，1998年秋季，第125-140页；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美国经济评论》第88卷，第2号，1998年5月，第422-427页；

“制度改革和中国农业增长动力学”，《粮食政策》第22卷，第3号，1997年，第201-212页；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卡托杂志》第16卷，第2号，1996年秋季，第201-231页；

“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11卷，第4号，1996年1月，第85-96页；

“中国地区粮食自己自足政策及其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21卷，1995年，第187-206页（与文贯中合作）；

“禀赋、技术和要素市场：中国农村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试验”，《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7卷，1995年，第231-242页；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当代经济政策》第13卷，1995年1月，第10-14页；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1卷，1995年1月，第269-292页；

“杂交水稻对投入需求和生产率的影响：一个计量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学》第10卷，1994年，第153-164页；

“合作社理论中的退出权、退出成本和偷懒：一个答复”（对林毅夫1990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举行的专题讨论所作答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7卷，1993年6月，第504-520页；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农业投资和住宅建设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1卷，1992年10月，第1-26页（与刘遵义和罗小朋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创新：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型技术创新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第74卷，1992年2月，第14-20页；

“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研究》第25页，1992年春季，第53-66页；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美国经济评论》第82卷，1992年3月，第34-51页；

“中国农业公共研究资源配置：对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一个检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40卷，第1号，1991年10月，第55-74页；

“监督、同伴压力和劳动管理型农场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评论》第2卷，1991年10月，第55-74页；

“教育和农业技术创新的采用：来自中国杂交水稻的证据”，《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3卷，1991年8月，第713-724页；

“家庭责任制改革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采用”，《发展经济学杂志》第36卷，1991年7月，第353-372页；

“要素市场交易被禁止情况下的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发展研究杂志》第27卷，1991年7月，第1-15页；

“集体化和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政治经济学杂志》第98卷，1990年12月，第1228-1252页（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1993年第17卷发表6篇文章专题讨论该文）；

“信贷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微观经济非均衡模型的一个应用”，《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2卷，1990年12月（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卡托杂志》第9卷，1989年12月，第1-33页；

“农业信贷和中国农业绩效”，《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3卷，1989年，第508-526页（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责任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36卷，1988年4月，增刊第199-224页；

“中国家庭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69卷，1987年5月，第410-415页。

“Is China’s Growth Real and Sustainable?”,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Ser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Vol. 1, eds byYang Yao& Linda Yueh,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6, P9-35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or modern economic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eds by Ross Garnaut & Ligang Song, Asia Pacific Press, 2007, P415-442

“加入WTO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李昆泰（Kyung Tae Lee）、林毅夫、金济中(Si Joong Kim)主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的反响》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2001年12月，第55页-80页；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和黄一平编《没有奇迹的增长》，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月。

“东亚奇迹中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载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ilitz）、Shahid Yusuf主编《东亚的奇迹再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195页；

“农村合作社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载于Dreze, Jean主编，《饥荒经济学》，经济学批判国际图书馆收集，2000年，第101卷，386页-410页；

“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战略”，载于彼得.德赖斯代尔 (Peter Drysdale)、宋立刚主编《中国加入WTO：发展战略与定量分析》，泰勒及法兰西斯集团，2000年，第30-52页；

“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成因及长期影响”，《亚洲新政策：马尼拉社会论坛汇编》，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第9页-17页；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载于柯林·巴劳（Colin Barlow）编《经济变迁中的制度：东亚和国际发展案例》；英国，车尔腾汉：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1999, 第8-22页.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台湾经济发展”，载于埃里克·邵柏克(Erik Thorbecke)、亨利·万(Henry Wan)编《台湾发展：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经验教训》波士顿：克洛渥学术出版社，1999年，第157-162页；

“中国：耕作制度和农村发展”，载于明克米尔斯(Mieke Meurs)编《红色的多重阴影》，纽约：劳曼&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99年第151-183页；

“怎样确保食物安全：中国的经验教训”，国际议会联盟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世界粮食问题高峰会目标》，1999年，第54-58页；

“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和东欧、俄罗斯比较研究”，载于速水(Yujiro Hayami)和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编《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8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215-247页；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改革”，载于卡尔·K·埃切尔(Carl K. Eicher)、约翰· M ·斯塔阿茨(John M. Staatz)编《国际农业发展》第三版，巴尔蒂摩和伦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538页；

“中国的水稻生产约束”，载于N·G·道林(N.G.Dowling)、S·M·格林菲尔德(S.M.Greenfield)、K·S·费希尔(K.S.Fisher)编《水稻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作用》，美国加州戴维斯：太平洋盆地研究中心，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1998，第335-356页；

“中国经济改革现状”，载于詹姆斯·A·道(James A. Dorn)编《新千年的中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1998年，第39-74页；

“我们能够从中国经济改革中学到什么”，载于林毅夫编《当前经济问题》第1卷：《地区经验和制度改革》，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页；

“中国粮食经济：过去的成就和未来前景”，载于T·C·曹(T.C.Tso)、弗朗西斯·田 (Francis Tuan) 、米克洛斯·梵斯特(Miklos Faust)编《中国农业：1949-2030》，贝尔茨维尔：思想出版公司，1998年，第127-158页；

“中国和全球体系”，载于Peter Drysdale and David Vines等编《欧洲、亚洲和亚太经合组织：共享的全球方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7-262页；

“国家干预、所有权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吴荣毅和朱云鹏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竞争政策、集中化和多元化》，1998年，Routledge出版公司；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根源和选择”，载于香港科技大学《在中国经商的研究报告：目前存在的问题》，香港科技大学，1997年；

“农业在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作用”，载于Jonathan Kydd, Sophia Davidova, Miranda Mackay, Thea Mech编《农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作用》，联合国，1997年；

“中国的粮食经济：过去成就与未来趋势”，载于Wolfgang Michalski编《21世纪的中国：对世界的长期影响》，巴黎：OECD，1996年；

“中国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载于Robert Evenson等编《亚洲水稻研究》，Cab International出版公司，1996年（与沈明高合作）；

“中国水稻枯萎病”，载于Robert Evenson等编，等编《亚洲水稻研究》，Cab International出版公司，1996年（与沈明高合作）；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与东欧和前苏联的比较分析”，载于Robert Mundell编，《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IMF，1996年；

“早期改革的成功：设定改革阶段”，载于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郭书田和马国南编《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

“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载于Sadao Nagaoka编《中国和俄罗斯的产业转轨》，东京： Nihon Ryoronsha出版社，1996年；

“荷兰病、台湾的成功和中国的繁荣”，载于Linda Ng and Chyau Tuan编《三大中华经济体，大陆、香港和台湾：挑战与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和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载于John M. Antle and Daniel A. Summer编《农业经济学：D·盖尔·约翰逊纪念文集》第2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制度与经济发展”，载于T. N. Srinivasan and Jere Behrman编《发展经济学手册》第3卷，North Holland出版公司, 1995年 (与Jeff Nugent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的性质和影响”，载于Keijiro Otsuka and Cristina C. David编《现代水稻技术与亚洲收入分配》， Lynne Rienner出版公司, 1994年；

“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萌芽”，Karla Hoff, Avishay Braverman, and Joseph Stiglitz编《农村组织经济学：理论、实践和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集体耕作与效率：理论和来自中国的经验”，载于Csaba Csaki and Yoav Kislev编《转轨中的集体农业》， Westview出版公司, 1993年, 第207-226页；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农业改革：中国的经验”，载于A. Braverman, K. Brooks, and Csaba Csaki编《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农业转轨》，世界银行，1993年，第292－314页（与R. Burcroff and G. Feder合作）；

“贫困、资源和生育：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一个评论”，载于A. B. Atkinson编《资本主义的另类》，纽约： St. Martin''''s出版社，1993年，第246－248页；

“农村改革与发展”，载于郜若素（Ross Garnaut）、刘国光编《经济改革和国际化：中国与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 Allen & Unwin出版社，1992年；

“耕作制度与中国农业的技术选择”，载于P. Calkins, W. Chern, and F. Tuan编《台湾与大陆的农村发展》， Colorado： Westview出版社，1991年，第91-103页；

“耕作制度、粮食政策和中国农业改革”，载于《分享创新：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球前景》，华盛顿：Smithsonian Institutio出版社, 1990年；

“中国的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载于James Dorn编《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中国农业发展：当前实践与政策问题”，载于Carl K. Eicher and John

* Staatz 编《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巴尔蒂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与姚和文合作）；

“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责任制”，载于Allen Maunder and Albert Valdes编《相互依存世界中的农业和政府：第20届农业经济学家国际会议论文集》，英格兰：达特茅斯出版公司，1989年；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后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载于Bruce Reynolds编《中国经济政策》，纽约： Praeger出版公司，1989年；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载于M. Jan Dutta, Pei-Kang Chang, and Shao-Kung Lin编《中国现代化和开放经济政策》, Greenwich, CT：Jai出版社, 1989年。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5-7期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3月

“林毅夫潜心为国家经济发展把脉”《决策与信息》2007年2期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2007年1月

“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龚刚、林毅夫《经济研究》，2007年4月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林毅夫、任若恩《经济研究》，2007年8月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44卷4期

“现代农业呼唤金融的强力助推”《中国金融》2007年7期

“服务民营中小企业，贡献社会和谐”《新金融》2007年第2期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2006年7月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

《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 2006年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2006年1月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学季刊（林毅夫、李志赟）第4卷第4期

“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林毅夫、姜烨《金融研究》 2006年第1期

“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管理世界》林毅夫、姜烨2005年12期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主编）

“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主编）

“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世纪大讲堂》第2辑，2006年

“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广州讲坛演讲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趋势”, 《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2月

“中国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学家》,2006年1月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年第3辑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年7月

“银行家应扮演宏观调控中‘看得见的手’”，《中国金融》2005年8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林毅夫、刘培林) 第2卷第2期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改革”《中国金融》2004/13期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中国国情国力》2004/8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研究》（林毅夫、刘明兴）2004/7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林毅夫、李志赟）《经济研究》 2004年第2期

“制订‘十一五’计划应该考虑的十个战略问题”《宏观经济研究》 2004年1月总第62期

“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农村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林毅夫，孙希芳《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11-12期

“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林毅夫，刘培林《经济要参》 2003/74期

“关于江苏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宏观经济观察》2003年9月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教育”《中国教育国际论坛》第二期

“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新财富》2003年5月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4期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2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3期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战略与管理》2003年1期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1期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2002年12期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登高望远，一以贯之”《学术月刊》2002年10月

“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未来”《学术月刊》2002年10月

“评论《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7期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2年1卷1期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1卷2期

“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社会比较》2002/2

“再论二板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改革》2002/2

“加入WTO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宏观经济研究》2001/9

“自生能力与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9

“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国际贸易》2001/9

“二板市场发展前景”《资本市场》2001/8

“新经济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中国国情国力》2001第5期

“谁来关心中小企业”《经济管理文摘》2001第5期

“国有资本市场化”《资本市场》2001第5期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第4期

“新世纪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中国改革》2001第3期

“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管理世界》2001第2期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1第1期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2001第1期 

“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研究》2000第11期

“论二板市场在我国发展的前景”《中国软科学》2000第11期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服务部门的影响”《农经纵横》2000第10期

“比较优势运用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00第9期

“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第4期

“究深探微，格物致和—评《中国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 《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心企业融资难题”，《新经济》2000年第6期；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6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6期；

“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改革内参》2000年8期，4月版；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点建议”，《中国改革报》2000年4月19日；

“林毅夫纵谈新农村运动”《中国农村》2000年第4期；

“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原因与治理”，《求是》内部文稿2000年第8期；

“债转股与国企改革”，《资本市场》2000年第4期；

“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融资渠道—广信事件案例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五期；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笔谈——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改革与发展：东亚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秋季卷；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五期；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趋势和成因”，《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问题：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与蔡方、李周合作）；

“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1995年第5期（与蔡方、李周合作）；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和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与李周合作）；

“粮食单产潜力和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2期；

“发展战略选择是改革和发展成功的关键”，《经济科学》1994年第3期，后被《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全文转载；

“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与通过银行间接融资的比较和选择”，《金融研究》1993年第5期；

“改革金融政策和体制，将国民经济置于真实周期之上”，《改革》1993年第2期；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年冬季卷；

“论股份制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经济研究》1992年第9期；

“发育市场：90年代农村改革的主线”，《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通过改革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参考》1992年第5期；

“正确的战略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1期；

“中国农业机械化运动”，《农业经济》1991年春；

“技术选择和中国农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2期；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与出路”，《中国：改革与发展》1989年第7期；

“中国经济改革合理顺序的思考与突破点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与蔡方合作）；

“困境和选择：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

“论中国通货膨胀及出路”《发展研究通讯》1989年第2期；

“西方农业发展的一般理论综述”，《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1期；

“论粮食政策”，《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论外向型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4期；

“小农与经济理性”，《农村经济与社会》1988年第3期；

“论制度和制度变迁”，《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

“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论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参考报》1988年3月8日；

“劳动管理型企业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中国知识界》1987年冬季卷；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利息理论”，《金融研究》1984年第11期；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机制”，《经济研究参考》1982年3月；

“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