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假设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政治人”假设（Hypothesis of Political Man）

　　“政治人”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第一个认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苟子几乎同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此后两千多年，“政治人”成为人性假设中最主要的内容，在日常社会交往中，政治活动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类为何一定要过这种“城邦”(今天欧洲语言中的“政治”[polifies]一词就是古希腊“城邦”[poHs]一词的衍化)的演化。他提到，相互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到延续。对于人类，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在家庭的基础上，由若干个家庭联合组成村庄，再由若干个村庄联合组成城邦。这时，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如此看来，城邦的形成是由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发展，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人类过上“优良的生活”。也就是说，“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体现了自然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写道：“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这里的后一句话，按其本义，也可译为：“人类在其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是后人广泛引用的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 — “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蓝本。接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探讨：作为动物，人类为什么能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呢?答案就在于人类有语言和理性。有了理性，人类就可以辨认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以及其它类似的观念；有了语言，人类就可以把这种理性的认识相互传达；有了语言和理性，人类就可以形成思想上的共识，进而结成政治上的共同体——“城邦”。

　　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以人对自己的认识为思想前提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则是人对自己的认识的核心内容。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中，“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和“文化人”假设是几个最为基本的认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按其发展的侧重点可以逻辑地依次分为经济发展史、政治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其中政治发展史(或称政治文明建设史)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中间阶段，成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介。相应的，“政治人”假设则是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的人性基础。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对“政治人”假设这一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人性基础进行深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这个假设通常的表达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人”的假设是在分析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时做出来的。他首先注意到当时人们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凡人都生活于城邦之中。他说：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那么，人为什么要过这样的城邦生活呢?他作了一个简单的还原分析：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以延续，对于人类来讲，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若干个家庭就组成了村坊，再由若干个村坊就组成了城邦。因此，“城邦”是自然的产物。在总结城邦生成的这一自然过程时，亚里士多德说到：“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由于“政治”(Politis)就是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的，“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个假设也就可以解读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政治人”假设除了字面上告诉我们的信息外，它内在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它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有何重要价值呢?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治人”假设的各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人”假设以下三方面的丰富内涵。

　　1．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

　　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政治人”假设的最基本的含义。“人是政治动物”的含义首先在于表达：“像某些种类的动物一样，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为大于家庭的群体，甚至当他们并不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也力求群聚”在这里，“政治性”就等于“群居性”、“合群性”、“社会性”。马克思在谈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假设时，也明确指出了“政治人”假设的社会性含义，他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到：“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2．人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即“政治能力”的动物。

　　仅仅看到“政治人”假设表达的人的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人性特征是不够的。深入发掘“政治人”假设的内涵，我们就会看到“政治人”假设对人的利益协调能力即政治能力的肯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把人类的合群性与其它动物做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与任何蜂群和兽群相比更大意义上是“政治动物”。因为在动物中只有人有语言和理性，语言和理性可以用来揭示利害，因而也揭示正义和不正义；善与恶。在理性的引导下，在语言的沟通中，人类实现了利益协调。? ”这种理性认识、沟通能力与利益协调能力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人比任何群居动物有着更高级的特性，即利益协调性，也就是狭义的政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3．人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动物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人不仅是合群的、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也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政治性动物，而且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 ，”这个最优秀的动物“优秀”在哪里，就在于因人聚合而成的城邦，就在于以合作为本质的城邦关系。亚里士多德反复讲到：以为城邦仅仅由其成员对外在利益的分享而构成的观点是错误的——城邦是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它的构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假定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合作关系，它比其它合作关系具有权威性且包含了它们的特殊目的或目标，这种合作关系即是城邦。因此，他认为，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是联合体或共同体，亦即共同分享或持有某些东西的一群人。他进一步认为，好公民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政治合作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一再强调城邦(政治)的合作本性，强调城邦(政治)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它构成“政治人”假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把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政治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就是：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的至善和谐的动物。

　　将“政治人”假设的丰富内涵与人类政治生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人”假设在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政治国家的形成及存在，以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1．“政治人”假设为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设。

　　“政治人”假设首先是一个“人性假设”，即首先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的一种假定说明。这个人性假设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一道构成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人性基础。对此，有学者认为，正是对人的本性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人类社会管理的不同理念和发展阶段。“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人是经济的动物’，开启了人类管理史上的‘经济人’时代；今天，在跨人21世纪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进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时代”。一部人类管理史也就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管理”时代、“政治管理时代”和“文化管理时代”。 这个认识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政治管理”已经退出人类社会管理的历史舞台而进人了历史博物馆。恰恰相反，“政治人”任何时候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性质，“政治管理”任何时期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对比“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三个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虽然晚于“政治人”假设提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中国人早就知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但是“经济人”的现实却是人与生俱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人的自利性实际上是一切生命体的共性，而不是人之为人的个性。相比之下，“政治人”却真是人从动物中挺立起来，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首先获得的第一个本性。至于“文化人”的性质则是一种后天逐步获得，并且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性质。因此，如果硬要对“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三个性质排一个序的话，从历史的角度，似乎应是从“经济人”到“政治人”再到“文化人”的发展。并且，这三个性质不是历时性地一个取代一个，而是后者包含前者，三者是以各自不同的份量共时共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政治人”假设是人永恒的本性假设，以“政治人”假设为其人性基础的政治管理，则是以“经济管理”为基础，以“文化管理”为牵引的社会管理，并成为人类社会管理的永恒的组成部分。

　　2．“政治人”假设为政治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政治人”假设不仅是一个人性假设，它还是一个“国家起源假设”。亚里士多德本来就是在描述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然形成时提出“政治人”假设的。“家庭—— 村坊—— 国家”这一国家的“自然生成论”破除了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上的一切奇谈怪论。首先，国家不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不是上帝、上天的安排。国家关系不是人与神的结合，而是人与人的结合。正如<国际歌=}里面唱到的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次，国家也不是从来就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暴力工具。虽然在人类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家确实一度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国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它也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因为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协调，“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人们组成国家生活在一起，是为了协调而平息争斗，通过合作增强力量以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为了相互争斗，相互倾轧，相互撕杀。国家蜕变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国家本质的异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必然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3．“政治人”假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逻辑前提。

　　“政治人”假设在作为人性假设、国家起源假设的同时，还是“政治文明假设”。几千年的人类政治活动史，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把“政治”与“文明”两个词汇连在一起，形成“政治文明”概念，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就中国的政治治理实践和政治科学研究来看，对“政治文明”关注的历史似乎更短。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政治有着太多的灰暗的理解。政治似乎总是与蒙昧、甚至野蛮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野心家、政客们尔虞讹诈、勾心斗角的搏杀中，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人们常常对“政治”望而生畏，退而却步，不到陷入生存危机时，尽量侧身其外。“莫谈国事”是这种状态的最直观的写照。

　　然而，“政治”的面孔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内含着“政治文明假设”。他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政治人，他说“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合作关系，协调关系。因此，政治从本质上讲并不必然是少数人(或某个特定阶级)谋取利益的私器。它可以，并且必须以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政治追求人们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整个人类的和谐相处。这样的政治就告别了政治生活中的蒙昧、野蛮和黑暗，从而走向了文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人”假设中本来就隐藏着政治文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