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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克尔凯郭尔 [1]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05.05－1855.11.11]

　　索伦·克尔凯郭尔 [1]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05.05－1855.11.11]，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他出生于丹麦首府哥本哈根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富裕的牧师家庭，病逝于丹麦哥本哈根。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出生贫寒，后经营羊毛致富。父亲强暴家中女佣而生下了他，家中有兄弟 7 人，他排行最小。他的父亲为自己早年诅咒过上帝以及有过通奸行为而自认有罪 [2]，后妻和五个子女先他而逝，更使他备感震动，深信这是上帝特意使他领受无穷的痛苦和孤独。他的这种阴暗低沉的心态对他的小儿子索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因自己身世异于常人，而自己又有先天生理缺陷（驼背跛足），体弱多病，所以自认是个孤独的“例外”，因而他虽然聪颖过人，但生性孤僻内向，行为怪诞，以致他同其父一样终身都为有罪和受惩的宗教情感所支配。他从小就染上了忧郁症，以为自己有两个原罪，自己死了之后会下地狱，因此他整个的生活都是悲观的。尽管如此，他却在生活中早早学会了让自己的忧虑不让他人察觉，对外以轻浮放荡的花花公子形象来掩饰自己的忧郁。
　　1830 年进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他一心想当牧师，其毕业论文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毕业后虽然考取神学学位，但因不认同丹麦路德教会的教义而从未担任过神职。在哥本哈根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文学著作，对戏剧和音乐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恐惧、颤栗和忧郁的情绪总是支配着他，无论是 1836－1837 年间的放浪生活，还是 1838 年其父死后的独立生活，如恋爱、订婚与解除婚约等经历，他感到在献身上帝与婚姻之间只能二者择一。以后他的生活更为孤僻，心态也更为反常，甚至近乎疯狂。
　　1837 年，在克尔凯郭尔做新闻记者写专栏稍有名气的时候，认识了雷吉娜（Regine Olsen），这位 15 岁的少女爱上了他，他们慢慢地论及婚嫁，1840 年订了婚。在订婚以后，克尔凯郭尔以为自己应该把内心的感受告诉这位未来的太太，好使得以后可以互相分担忧患、痛苦，可是当他把自己内心的所有忧郁，尤其自己有两个原罪，将来会下地狱的感受告诉雷吉娜的时候，雷吉娜当时只有 17 岁，不能接受如此古怪的、颓丧的思想，把他所说的只有一笑置之，所以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不应该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分担给这位纯洁的少女，因此断然地与她解除婚约，最后他从报上得知雷吉娜和另一个人订婚。在解除婚约之后，他更感到痛苦，一直到他去世，在他的日记和著作中，他和雷吉娜的关系一直都是他自我折磨式思虑的主题之一。他无法以感性的方法解除内心的苦闷，亦即无法以感性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排除心中苦闷的出路应该是属于思想的层次，而当时丹麦人崇拜德国的思想与文化，于是在 1841 年他步上了留学德国之途，到柏林大学学习当时盛行的黑格尔哲学。德国观念论的课程都是属于非常高的理想，把一切都往真善美的身上推去，把人性、具体人生的所有苦闷和痛苦都存而不论。这些均与克尔凯郭尔的理念不同，于是他放弃传统哲学思想的探索，改而探求现实世界的人生哲学，终于使他领悟出影响世人的存在主义。
　　由于父亲的原因，他以为上帝将给他们家庭以惩罚，他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 34 岁之前 - 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因此他把出版于 1846 年的《〈哲学片断〉一书的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当作自己“最后的”著作而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本打算就此搁笔，隐退到乡村里当一个牧师了此一生。结果却出乎他自己的预料多活了 9 年，而且又重新拿起了笔，原因是他同报刊发生冲突，进行了一场论战，即所谓“《海盗报》事件”，这对他的晚年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丹麦，《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倾向来说，《海盗报》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用嘲笑和讽刺的方法抨击专制保守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刊物的格调不高，经常利用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这份周刊在一般公众中很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却引起后者极度不满。克尔凯郭尔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实无异于对他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差不多在 1846 年整整一年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竭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那时漫画还是颇为新鲜的东西，上了漫画也就成为公众的笑料。这深深地伤害了克尔凯郭尔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他原先以为在笔战中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无情的现实却使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反而感到人们因他受嘲弄而幸灾乐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与人来往，性情也更孤僻了， 当他每天上街作例行的散步时，惟一“忠实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
　　过去他从未认真考虑过 34 岁以后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活了下来，他感到上帝可能有意赋予他特殊使命，让他为了真理而蒙受痛苦，同时作为真理的见证人而向他的同时代人阐明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真义。怀着这样的使命感，他写了一系列“宗教著作”。他在说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观点时说，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基督教”。这确实是真的，不过他对基督教和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不仅和官方教会的正统观点不同，有时甚至公开唱反调。随着他的“宗教著作”的陆续出版，他和教会的分歧和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化，终于爆发为公开的冲突。他激烈地批评丹麦教会，要求教会当局公开承认自己违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并进行忏悔。他指责教会已不再能代表《新约》中的基督教，认为他们的讲道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觉得对这种情况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同时要向公众阐明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基督徒。这就导致他和教会的关系彻底破裂。
　　克尔凯郭尔一生没有谋求任何职业，靠巨额遗产生活。他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上公开反抗丹麦的国家教会。当他带着《快报》（The Instant）杂志最后一期去付印时昏倒在街头，随即被送进医院。他拒绝官方教会牧师的圣餐，怀着强烈的基督信仰，于数周后去世，年仅 42 岁。

　　十八世纪时，基督教受到启蒙主义哲学与科学的挑战，逐渐产生自由派神学；然而另外一个极端是“基要主义”的传统更正教正统神学，他们长期沉浸于更正教经院哲学的正统思潮里，太过着重字义解经，将历史上的某些教义，作为神学立场正确与否的绝对标准。因此基督教会在这两种神学中，渐渐忘了基督教是怎样的信仰，甚至连怎样作一位基督徒的焦点都模糊掉了。
　　当时的丹麦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只要是在丹麦出生的人，丹麦的国家教会都把他视为是基督徒。婴儿洗礼的作法非常普遍，人们在尚未有自己的信仰就成了教会的一份子，因此在祈克果看来，在他的周围，尽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丹麦思想界在十八、十九世纪受国外的影响不小。当时一位有名的神学家马登逊（H. L. Martensen），将黑格尔（Beyond Hegel）的矛盾综合，并将人文主义融合于基督教中。[1]那时“个人”的意识全都淹没在对世界历史的思索与群体观念中，因此那时代的病征倒不是追求情欲或唯物主义，却是拿狂放的泛神观来轻蔑个人的情形。[2]

　　克尔凯郭尔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其哲学的中心思想基本上可以说是“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他对当时社会上的小信风气深恶痛绝，多番撰文攻击。
　　他认为人们并不能透过客观性获得真理，而真理只能透过主观性呈现，所以他反对传统哲学将真理当成客观知识那样地追求。他亦反对教条主义（包括反对基督教的教条主义），故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哲学理论，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并以多个不同笔名出版作品。
　　存在的层次
　　克尔凯郭尔将人的存在描述成三种不同层次：感性、理性和宗教性(或称审美，伦理，宗教) 。感性的人或是享乐主义者、或是热衷于生活体验的人，他们主观而具创造力，对世界没承担、没责任，觉得人世间充满可能。理性的人则是现实的，对世界充满承担和责任，清楚明白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规条。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理性的人知道这世界处处设限，充满着不可能。面对不可能，理性的人就只有放弃，并永远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这个时候，人只有靠着“信心的一跃”进入宗教性，相信在无限的神中凡事俱可能；尽管理性非常明白事情之不可能，但只有看似荒谬的信仰，才能使人重获希望。
　　在《恐惧与战栗》中，克尔凯郭尔思考旧约中“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听从神的指示杀子献作燔祭的故事。他认为如果亚伯拉罕不在乎自己的儿子生死、没有道德伦理以至亲情的心理挣扎，或者认为听命于神而杀子是一种道德规条，他的所作所为就毫无意义。亚伯拉罕的行动的价值在于他从理性跃进宗教性，信仰神的大能、信仰荒谬，相信凡事可能、奇迹会出现（结果神在最后关头遣天使阻止亚伯拉罕杀死儿子）。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
　　

　　在《致死的疾病》，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不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最终“失去自我”，认为这也就是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绝望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绝望、也不一定感到痛苦。最低层次的绝望在无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物事；这类人没有自我意识，不认识自我的永恒性，更不知道自己陷于绝望。另一些人意识到自己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物事而绝望，但仍没有自我永恒性的意识。另一些人开始意识到自我、永恒性，也意识到自己为世俗物事而绝望的软弱，为此他们也就不愿接受这个自己，结果陷入另一种绝望。再进一步，一些人决定接受软弱，听天由命，承认自己的永恒性。进而，他们要愿意接受当前的这个自己。他们可能选择靠着“信心的一跃”重获希望，脱离绝望；可是他们也可能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将自己置于永恒的绝望中。
　　于是，人在不同存在层次也就有不同的绝望。感性的人为世俗物事而绝望，理性的人也就为拒绝自我或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而绝望。信仰是脱离绝望的唯一方式，选择信仰也就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法门。

　　20 世纪以前，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因为他主要用丹麦语著述。然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对 20 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基督教、非基督教和美学存在主义者有过重要的影响，成为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渊源。克尔凯郭尔被认为是使欧洲哲学发展发生方向性转折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实现的转折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的存在来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悲观情绪代替对外部世界和人的理智认识的研究，特别是代替黑格尔主义对纯思维、理性和逻辑的研究来作为其哲学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试图将一切与个体自身的情况相联系，而不是从中提取本质，借此来理解生活。他的第一本著作《非此即彼》集中论述了自由与奴役之间的选择，这一论题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著述中找到。他坚持认为责任和宿命论在人类中互相缠绕，由此预示了深蕴于心理学中的去个性化和意志危机等课题。在他看来，当自我包括许多非意志的或自我创造的因素时，自我仍然不是一架机器。他反对怀疑论，反对宿命论的超然旁观，把道德和伦理责任作为普遍目标，把由此促进的世俗判断和绝望戏剧化。他认识到“精神失助”这一奇特的现代病，指出自我疏忽或自我隔离，真正的自我一直未能实现也无法实现。要纠正这种现象必须在信任上获得飞跃，树立“新生活”或真正的自我是个体摆脱与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彻底同化的个体化和分化过程。克尔凯郭尔认为，实现这种自我的标准在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身上得到体现和表明。在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另一个人可以是“助产士”，但是“分娩”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事。
　　克尔凯郭尔所提倡的存在主义，强调哲学家应探讨现实中人生问题。他反对德国观念专门讲理想的东西，而以为人生最主要的是要很具体地把握住个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个人对自己“孤独”与“例外”的感受，所以创造出对自己关心的哲学 - 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可以说是利用最简单的、感性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方法，希望利用普通的、实际的、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解消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与荒谬。存在指此时、此地、此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存在。个人存在中有喜怒哀乐，经由喜怒哀乐才能体验倒真正人生。语言、理性和逻辑无法揭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无法揭示人的真正存在。对于后者，只能依靠每一个人本身内在的独特的主观体验。他的个人是一种为恐惧、颤栗、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所支配的个人。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存的最本真的体验。正是这种情绪驱使人采取行动，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克尔凯郭尔又有单有理智思考不足以引发行动的观点，这种选择被形容为一种跨跃（leap）。必须有结束这一思考历程的决心，而且这决心必须由激情来产生。形成一个人的自我的这种激情，被他指为个体的内求性（inwardness）或主体性（subjectivity）。最重要的激情如爱情和信仰，并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是必须被培育和养成的。克尔凯郭尔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特别是把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当作自己哲学的根本方向。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逻辑必然性当作实在的统一性的最高原则以及理性和实在的统一性的保证，并由此而陷入了“客观主义”。世界无非是客观精神的必然显露，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存在是这个普遍存在的实例，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一阶段中某一成分。这样，人实际上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作出决定和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从而也将使自己忘却了对发生的事件责任，取消了个人从伦理上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可能性。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用思想整体来牺牲个人、使人非人化的哲学，是对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一种蔑视。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有两大要义：1存在先于本质的理念，其意义是指人的生存是被动的、命定的（人之出生是男是女都不能由自己决定），可是人可以利用自己命定的这种存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所以人之所贵，并非由于他有一个命定的存在，并非由于他的历史背景、家世，亦非由于他出身的地位，而是在于人有选择改造自己的本质的自由，他如何选择做自己想要做的人，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人的本质。2是克尔凯郭尔将存在分为三级（这也是其哲学的特色）：
　　（1）感性存在（美学阶段）：感性的存在通常是追求自己的快乐，追求轻薄的人生，追求自己自私的一面，是从维持生命到享乐方面的存在；在他看来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作风
　　（2）理性存在（伦理阶段）：是一种比较严肃的、尽责的人生，以理性的方法、哲学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使自己对别人尽到伦理责任，合于社会道德的存在；
　　宗教性存在：是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神有所寄托的存在。
　　在克尔凯郭尔一生的最后 12 年里著述甚多，同时出版了宗教、哲学、心理学，甚至关于幽默的书籍。在 S.弗洛伊德之前，他还写过一本完全针对焦虑的著作《恐惧的概念》，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创新思想受到弗洛伊德的赞许。
　　（3）信仰存在（宗教阶段）
　　虽然克尔凯郭尔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哲学理论，但后人仍视他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其所影响的时代并不在他所在的十九世纪，而是在在二十世纪。他把存在主义哲学和对敬虔派与奋兴运动的神学批判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神学。他的批判主义与马克思、尼采的批判主义并列。
　　克尔凯郭尔并不算是一位建构体系的神学家，在他的神学或宗教著作中只能找到很少的内容，仅有“矛盾”这个词不断重复出现，另外他的“信心的跳跃”学说只是表示矛盾的另一个说法，因为它无法合于逻辑地推演出来，是非理性的和令人惊异的。[3]
　　克尔凯郭尔的影响有三方面：一个是在宗教方面，一个是在辩证学方面，一个是对黑格尔引起灵感的影响。[4] 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却发展出世俗，甚至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5]
　　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临在论（神临在于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基督教，可说是开了新正统神学的先河。[6]而这新正统神学则是对传统更正教正统神学与自由派神学彻底失望，同时强烈反对基要派对圣经的看法，所兴起的一个神学，他们单纯的希望重拾“神话语的神学”。

　　实存主义，或称存在主义，是克尔凯郭尔所主张的神学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实存主义属于人文主义的一派，强调人本主义，所谓真正的“实在”是存在于人生。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都是为了我而设立的，万有都是本于人，也归于人。克尔凯郭尔忧郁的个性与孤独的个人经验，是他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每个人对所处环境都有巨大的责任，虽然世界不断在演进却仍不能把人解放出来。而所谓“本真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是指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会向善或向恶作决定。而在决定的时候，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焦虑和失望的产生是可预期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分辨惧怕和焦虑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惧怕这个词有突然存在某物的含义，但克尔凯郭尔用这个词是为要描写人的本体论状况，他的两本著作《惧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病》，就曾对焦虑和失望的两种状态进行描写。
　　《惧怕的概念》这本书是从理论的层面来谈到关于焦虑的基本著作。克尔凯郭尔把焦虑分成两类来谈。第一种与他的堕落学说（theory of the fall）有相联系。他用有关亚当与夏娃吃禁果的事件作为堕落这个符号的说明，并在这事件中发现深刻的心理透视。
　　这一类的焦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的焦虑，因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实现自己的焦虑。另一方面，是想要实现自己和害怕实现自己的双重焦虑。而这里所谈论的亚当不是指原来历史上的亚当，而是指存在我们每个人中的亚当。
　　在“本真的存在”里，人需要亲身地切实地决定和参与，不能只同意停留在头脑中的抽象真理。他认为单单谈信仰正统是不够的，必须有个人的决志。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自己，这是与堕落同时发生的问题。堕落之后有另一种焦虑，会产生内疚，内疚带来焦虑，焦虑的极限就是失望。这种失望在克尔恺郭尔的《致死的病》中也有谈到。当人的精神与物质相冲突时，由于人的精神有限，人体验到在他自己之中的冲突，于是有那种想要摆脱自己的想法，可是却又有不能借由自杀来摆脱自己的想法。[7]
[编辑本段]信心的跳跃
　　克尔恺郭尔自认是反文化基督教的先知，他极其厌恶黑格尔的思想，认为黑格尔把圣经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这种文化基督教在他来看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在他晚期的著作《讨伐基督教国度》中论到，这种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真正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消失了。[8]
　　克尔恺郭尔的信心跳跃是谈到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祈克果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跳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
　　在克尔恺郭尔的理论中，信仰跳跃有三个阶段，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时间上的那种阶段，而是包含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这三阶段彼此间相互联系[9]，无法清楚分开，例如在最后的宗教阶段里，仍不免存在伦理思想和美感。尤其是他认为伦理宗教是具有主观性的，是源于他独特的审美观，而美感却不能用逻辑来推理。而上帝是所有行为与思想的终极前提，因此更无法用推理与逻辑证明上帝的存在。[10]。
　　有关美学阶段是他很值得一提的事。美学阶段的特征是与人的生存扭在一起，他在这里所谈到的美学不是指美学这门课程本身或艺术，而是一种衡量的标准。标准是按照每个人和每件事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也就是圣经中描述犹太人对于好的事情或正确的事情，就称这事为善、为美的“美”，这就是属于美学的阶段。因此他曾批评罗马教宗曾醉心于异教风俗与道德败坏的希腊罗马艺术。
　　在伦理阶段，克尔恺郭尔提出“魔性的”（demonic）这一个概念，是“自我隔离”(self- seclusion) 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走出自己。跟这种自我隔离的情况相反的是爱，爱可以引导人走出自我隔离的处境，也就克服了“魔性的”。这种爱的特征可以引导到爱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伦理阶段中，爱克服了孤立进而产生责任心，而透过责任心就可以达到伦理的阶段。宗教阶段超越了美学的和伦理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宗教A”和“宗教B”，其代表性人物分别为“苏格拉底”和“耶稣”，两个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神的看法上都是存在主义者。
　　宗教A或苏格拉底的宗教认为真理可以在人的存在中找到，也就是说基本真理存在于人自身之中。苏格拉底想要用辩证法和存在主义把真理从人中召唤出来，他使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反讽，这意味透过彻底的追问来探寻真理。另一种方式是产婆术(midwifery)。教师不是单单地直接教导真理，要帮助人们发现存在他们之中的真理，而使本来存在人之中的知识诞生出来。
　　有论者提出，苏格拉底可被视为人道主义的创立者，这可以被视为准宗教之一，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转变别人之存在的总体状态，因为这种转变只能在宗教B中才能做到。宗教B认为真理无法在人之中找到，因此，上帝必须从人的外面进入，并对人进行教导，于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进入到人之中。这是另一次的跳跃，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产生跨越时间的跳跃。
　　因为神与人之间有“素质上的无限差异”（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人类不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底，人必须借着决心，也就是“信心的跳跃”，以内心的热情拥抱真理。[11]没有信心的跳跃就会变成只有理性的宗教，但是这绝对不是正宗的基督教。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道成肉身的绝对吊诡性与非理性
　　克尔恺郭尔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新寻找神话语的神学，将信心置于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当作是理解神话语的工具而已。就是因为神话语中的基本真理具有吊诡性，使得逻辑学的非矛盾律（A≠-A）在基督教神学也不管用，因为神的意念（思想）高过人的意念（思想），神的道路（方法）超过人的道路（方法）。
　　祈克果在这一点上开启了新正统神学的先声，所以辩证神学家以他为盟友。祈克果对于真理的定义，特别是关乎神与人类存在的真理，是指“一个客观不明物，人透过内心最深的热情去攫取，并且将它紧抱不放。”[12]。但是，“当主观、内在是真理，客观定义的真理就成为吊诡。”[13]道成肉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吊诡”，所以只能凭着信心披露与理解。
　　黑格尔企图将吊诡当做逻辑观念，置于普遍、和谐、理性的真理系统，有违吊诡的真义，并且把它变成抽象哲学观念的象征代表。对祈克果来说，耶稣确实就是神，也确实是人，但集中于一身的真理，是逻辑上的矛盾，因此他驳斥黑格尔，认为这是启示的全新真理，要我们决定是要接受或弃绝耶稣基督为主。[14]一个人要与上帝建立关系，必须是个人的决定，而不是抽象的推理。

　　对教会
　　那时的丹麦是一个信义宗基督教国家，但是当时基督教采纳现代主义精神，沉迷在一股追求希腊时代的智慧，却失去基督教应有的内涵。祈克果以一个基督徒的身分为文，批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在教堂中一群没有经历过基督生命的传道人，每个礼拜所讲的道理，与衣冠楚楚做礼拜的教友都不相称，教友们形成了假冒为善的双重性格，教会如同主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无法接受他竟会是这种教会的信徒。因此他坦白地向当时的教会说出内心的话，勇敢的揭发这些严重的问题。[15]
　　祈克果除了批判当时教牧人员的心态，与一般的雇员没什么两样以外，他也批评神学也有同样的情形。基督教神学想原本想从生存状态的矛盾中形成一个有严谨规则的客观化体系。但现在，神学家的处境竟然也表现出不当的性质来。因此祈克果检讨教会是否真的需要神学。[16]
　　祈克果不论是在存在主义，信心的跳跃或是真理的吊诡性等理论，在在都对当时的教会提出更新的思想，令教会重新思考真正的信仰与存在。
　　对世人
　　
　　对于非基督徒，祈克果的思想仍可以撼动人的心，去重新思考与醒悟人存在的意义。然而对于非基督徒似乎是非常可怜的事，存在主义若缺乏基督的信仰与救恩，人类将沦落到绝望的地步。人若不是蒙着眼睛过完自己的人生，就是要面对存在的绝望。因此，就如后来的无神派存在主义者尼采，不承认神的存在，将无法对于思考存在主义的人类注入终极的盼望，因而对人生失望而自杀。

　　克尔凯郭尔以真名及多个不同笔名出版其作品，以表达其反教条、反权威及多重观点的思想。以下汉译不包括副题，署以真名的作品不注明作者名称：
　　《非此则彼》－Victor Eremita编著（1843）Enten-Eller. Et Livs-Fragment, udgivet af Victor Eremita
　　《两个启发性谈话》（1843）To opbyggelige Taler
　　《恐惧与战栗》－Johannes de Silentio著（1843）Frygt og Bœven. Dialektisk Lyrik af Johannes de Silentio
　　《重复》－Constantin Constantius著（1843）Gjentagelsen. Et Forsøg i den experimenterende Psychologi af Constantin Constantius
　　《哲学性片断》（1844）－Johannes Climacus著，克尔凯郭尔出版Philosophiske Smuler eller En Smule Philosophie. Af Johannes Climacus. Udgivet af S. Kierkegaard
　　《生命的阶段》（1845）－众人著，Hilarious Bookbinder编纂及出版Stadier paa Livets Vej. Studier af Forskjellige. Sammenbragte, befordrede til Trykken og udgivne af Hilarius Bogbinder
　　《非科学的结语》（1846）－Johannes Climacus著，克尔凯郭尔出版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til de philosophiske Smuler. -- Mimisk-pathetisk-dialektisk Sammenskrift, Existentielt Indlœg, af Johannes Climacus. Udgiven af S. Kierkegaard
　　《不同精神的启发性谈话》（1847）Opbyggelige Taler i forskjellig Aand af S. Kierkegaard)
　　《爱之工》（1847）Kjerlighedens Gjerninger. Nogle christelige Overveielser i Talers Form, af S. Kierkegaard
　　《致死的疾病》（1849）－Anti-Climacus著，克尔凯郭尔编Sygdommen til Døden. En christelig psychologisk Udvikling til Opvœkkelse. Af Anticlimacus. Udgivet af S. Kierkegaard
　　《基督教的训练》（1850）－Anti-Climacus著，克尔凯郭尔编Indøvelse i Christendom. Af Anti-Climacus -- Udgivet af S. Kierkega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