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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斯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杰文斯杰文斯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9.1—1882),既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者之一,也是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者之一。杰文斯1835年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制铁机械师家庭。从1858年起,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及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1866年,他开始担任曼彻斯特大学欧文学院逻辑、道德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教授。1871年10发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5年他转任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880年被选为伦敦统计学会(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前身)副主席。1882年,杰文斯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死,当时仅仅47岁。
  由于他性格非常内向,对于其同辈及学生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奠定了他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和边际效用学派与数理学派中的地位。除此之外,杰文斯还写过一些经济论文。他还以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周期性。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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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利•杰文斯在马尔萨斯死后的第二年诞生,他只比马歇尔年长七岁,比埃奇沃思年长十岁。在他获得教授职称之前,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代替他在大学学院中主持讲座。他是我父亲参加剑桥大学1875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时的监考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我父亲回忆,是在早年之时,把他当作一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福克斯韦尔教授代他主持讲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余年了,虽然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才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但我们认为,在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他是统治着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对我们这些今天汇聚于此以表纪念之情的人来说,他又是我们的教师和前辈。
  他的家庭属于受过教育的脱离国教教派的教友阶层。他们没有学术界的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的前半期,他们组成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的知识界,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中的本瑟姆基金会(成立于1826年)的骨干,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46年)欧文斯学院的中坚分子。他的家庭和许多亲属都是无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杰文斯也就终生保持这一信仰。他的父亲是一位铁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对那个时代的机械革新很感兴趣,据说他建造了(1815年)用于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铁船。他自己出资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还曾写有一本有关法律的小书和一本经济学小册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她生的第九个孩子就是杰文斯。她是威廉•罗斯科家族中最年长的孩子。这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家族。威廉•罗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师和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伦索•德•梅迪奇传》以及《利奥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还写有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蝴蝶的舞会和草蜢的宴会》)。杰文斯娶了J.E.条勒之女,泰勒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创立者,与《旁观者》的R.H.哈顿是姻亲。
  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煤炭问题》这本书称不上是杰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但它的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不够成熟。今天重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太过牵强而且夸大其辞。
  杰文斯在本书中所持论点是:要保持大不列颠的繁荣以及工业领导地位,必须保持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续增长,而这要求煤炭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他把这一原理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增长的自然法则”。他以这样的形式来阐明这一原理:“性质相同的物质或处于相同环境中的物质以相同的几何级数倍增”,他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语句的含义,它将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特征,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将照常变化”,他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他继续说道:“现在,这一仅仅对人口数字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样有效。如果我们的先辈造就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那么除非我们与他们不相配,或者环境有所不同,我们都将造就同样的社会进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收入或铁的消耗量或国家的农业产出翻番,那么我们也应取得这一成就,除非我们的特性或环境有所改变。”
  在这里,“煤”的地位向马尔萨斯理论中“谷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废止《谷物法》的严重后果是使我们由谷物转向煤炭。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最终把煤炭看作是一国主要产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标志着制造业的收益开始上升,而这不过是煤的使用将有所发展的同义语。”
  容易看出这将得出一个怎样惊人的推断来,令这一代人深深信服,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接受一个马尔萨斯的简单翻版。因为,如同杰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实际上是一个双维度的量:人的数量和人均消费量。在整个数字中,人口比世纪之初大约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却增加了八倍或更多。这里,个人消耗量又是一个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长和发现新的使用方式。我们确实不能总倍增铁路的长度或船只、桥梁以及工厂的规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却是无限的。”
  但这时读者已经被引离了他开始时所精心构造的原理。杰文斯以明确的、令人兴奋的语句得出他的结论:“我们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有一笔资源财富,对我们的需求来说它还没有明显不足。由此造就了这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非凡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像刚刚在一个新国度里落户,对它的边界还杳然无知。
  “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指出这一不幸的事实: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久之后就会使煤炭消耗量与目前的供应量持平。煤矿的深度增加,开掘难度增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到达那个模糊的边界,停止增长。就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布莱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将冲破这一堤岸,但紧跟着一个回流。作为定居者,我们无法选择内陆深处那肥沃的处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发现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现在的煤矿挖得深而又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一个农场,无论拓得多远,只要耕作精良总能获得收成。而矿产却不能再生,一旦开采殆尽,产量就很快降低为零。
  因此,既然我们的财富和进步都特别受制于煤炭,我们就不仅仅必须停住——而且必须后退。”
  必须承认的是,杰文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来,把这本书夸大其辞的写作方式归因于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极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62年)的极富独创性的通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对商业预测的图解(也是在1862年)像许多烤得半熟的面包,60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本预言的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只有《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提到了它,这让杰文斯赔了钱。他关于黄金的小册子(1863年)虽然后来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卖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想我情绪很低落,因为我的关于黄金的论文问世后,只有姐姐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而她也不过是尽了姐姐的义务。如果人们都像这样来对待我的所做所为,我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你开始怀疑你对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仅是幻象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你认识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赞颂。最近,我对自己的状况想了很多,写也写不完,道也道不尽。我甚至想,很多时候,自己像个傻瓜,自己的许多观念是那样荒唐可笑。最终我也承认,要敲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多交朋友,让他们得出你是个聪明人的印象,让他们四处宣扬你的聪明,把他们的推荐书当作一根根杠杆,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亚在写他的第66首14行诗的时候,把这一切看得多么透彻啊。
  显然,我再去空耗力气,破费钱财地出版著作是毫无用处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我必须重头再来,换一种新方法,时时处处去逢迎别人。因为只有在经过漫漫岁月之后,一个人的观念才可能有机会拿出来让那些有能力判决它们的人们过过目。
  “尽管我处处有错,但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渐渐远离它。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我就不该去关心什么名望、财富、舒适,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这一切,也许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朋友们的责难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难于承受的,而他们的赞颂之声与钦羡之情却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须驶向另外的航向。”
  这次他决心要引起世人瞩目。为了使政治经济学从土星上回到人间,所有为了引人注意的艺术都派上了用场。仅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先生就发觉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大获成功。杰文斯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发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确证明是永无用处的,是错误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许是根本不会,马上被人接受,起码是不能。我对社会缺乏爱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几乎双双破灭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约翰•赫谢尔爵士的来信,盛赞我的《煤炭问题》,那是我最近寄给他的。长时间的劳作和压抑在这封信带给我的片刻满足中得到了报偿——或许我该说是足够的报偿。这本我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书,如果少有人读,更少有人能理解,那么至少它得到了这位科学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认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评价的人。”
  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给格莱德斯通先生一册,格莱德斯通回信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际是内涵无限的题目,本书对此做了精彩的回顾。”他还邀请作者去拜访他。“我对格莱德斯通的拜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不会轻易忘怀——一个作者会见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伟大部长。”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穆勒提请注意这本书,“在演讲中,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敦促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目前减少国民债务的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恰好充当了针对偿债基金的一场大辩论的政治弹药。杰文斯写道:“人口扩大,并且总有人们生存的空间;国民收入增长,并伴以缩减的税收;资本积少成多,同时利润和利息上升。这是一个有利状况的结合,以前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并且不能指望一个国家长期如此。”
  这很容易激起这一建议:我们靠自己的自然资本而生,所以目前应当迅速缩减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然而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煤的需求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那么我们将来的国民收入会有极大的增长,以致于债务膨胀简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杰文斯并不怎么担心哪种想法能逃过尖刻的批评。我怀疑,他的结论受到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这种特性许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为强烈。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他情愿经受资源耗尽所带来的震惊和兴奋。关于这一点,H S.杰文斯先生在与我通信时做了有趣的说明。杰文斯对纸张即将耗尽怀有同样的想法,其原因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里他又忽视了对技术进步给以适当考虑)。并且,他为自己的恐慌而采取措施,不但储存书写纸张,还储存薄的棕色包装纸,以至于到今天,即他死后50年,他的子孙们还没有用完他留下的这种包装纸;从性质上看,他购买纸张更像是一次投机,而不是买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纸片上,而这些本来是应该扔进废纸篓里的。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杰文斯对商业波动和价格所做的一系列归纳性研究了。这一研究是从他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附以五个图解”。这一页数不足一打的简短论文标志着经济科学新阶段的开始。在杰文斯之前,有人曾经注意过商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商业形势好与不好的转换。他也不是第一个把经济统计数字画成图示的人。实际上,他的一些图示与普莱费尔的图示很相似,而杰文斯似乎读过普莱费尔的著作。但对经济数据,杰文斯以新的目的来编排、处理它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他的方法的意义可以表达为:他接近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事实,而他的方法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暗含着,都像是气象学。实际上许多他从前的论文都是关于气象学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后他才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看来有必要在对商业波动进行调查的时候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复杂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气象学和地球磁力学的方法。”
  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杰文斯对纯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同样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资料是不断变换的、复杂的,要发现它们的一致性和变化趋势,就必须加以处理,比较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答案。杰文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所独有的侦查的眼睛和丰富而又有所克制的想象力来观察他的数据,他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会一连数小时地对那些图表进行整理、描绘、变换,然后像一个解剖学家制作幻灯片那样小心翼翼地为它们着色,接下来就全身心地观察它们,思索他们,去发现他们的秘密。回首过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862年之后的50年中,对这一归纳经济学的魔术,很少有学习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显然已经拥有了数不清的继承者,虽然正确地读懂像沙粒一样的经济数据在今天更需一种科学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杰文斯主要对发现和消除季节性波动感兴趣。实际上,他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有可能误导别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讨论的是有关商业循环的问题的话。他指出,尽管在商人的头脑中总有一些关于商业波动的知识没有写出来,但他只了解到两个这方面的研究——吉尔巴特关于银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贝奇关于票据清算的数据的研究,它们分别发表在1854年和1856年号的《统计学杂志》上。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研究贴现率、破产情况、统一公债价格和小麦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到大的波动,他的气象学兴趣也还没有把他引向太阳黑子。但是,他从1844年开始的对许多物品的月度价格的研究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想法。“1853年前后的巨大的总体价格上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价格基准的变换。”结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册子《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长期波动,而不是循环波动。
  当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花费自己的储蓄发表自己在黄金方面的观点的时候,这一题目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价将大幅下跌的预言。然而黄金价格这一名词的含义以及适宜的度量标准还十分模糊不清。纽马奇(1857年)和麦克库洛赫(1858年)怀疑并不存在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因而纽马奇在《统计学杂志》(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杰文斯不得不从头切实解决价格指数问题。他在这一简短的小册子中所取得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等于所有后继作者的总和。他考察了逻辑问题与辩证问题、称量问题,在算术方法与几何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考虑是否排除那些波动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说,选择哪些商品才能作为最佳样本。然后他就编写了从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价格指数,编写的基础是39种商品的平均月度价格,另外他还考虑了79种小商品,以资补充和检验。他这样表述他的最终结论:“我必须信心十足地断定金价下降的事实,但这方面的数字描述却也十分令人泄气。我得出的最低估计是下跌了97个百分点,读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经满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下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数字估计具有更大的准确度肯定还需要很多年。”最后,杰文斯考察了货币价格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给各种收入分类,估计对预算和国民债务的影响,探讨“解救办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应该放弃金本位制?”“发现金矿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财富?”最后的估论是:“我只能同意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排除那些个别不幸的情况,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总之,黄金价值的下降,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松了一国在债务和习惯上的束缚,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的。无论是那些创造财富还是获得财富的人,报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会中那些上进的、有一技之长的阶层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减轻了破产之后的债务一样会不断减轻他的负担。取得这样的效果而并没有打破国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关系被打乱的话,将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这本小册子在处理大量统计数据时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资料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由于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又缺乏能减轻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它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上建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在统计描述的历史上,书中所附的大量图示与表格也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正像杰文斯对季节性波动的研究把他引向对价格长期变动的探查一样,他对后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时期循环波动所具有的特征。对循环波动的分析与剔除在他对付论敌对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黄金价值长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问主要是由于这种长期变动被商业循环所引起的价格变动掩盖住了。那些否认存在价值标准的长期变化的人们,把观测到的变动归因于人们所熟悉的商业状况的好坏转换,他以新的精确度给商业循环定期以及进行度量。这使他后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而他目前对商业循环内在原因的观察虽然只是附带做出的,但据我判断,这比他后来通俗化的结论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这些巨大的商业波动,在大约十年之中结束了,它改变了商业的进程。所有参与商业的人对此都是熟悉的。商业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看来似乎是用于永久性和远期投资的资本与仅用于短期投资以求增值的资本之间变动不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一国的资本每年都能拿出确定的比例用于这样的长期投资,那么投资回报将像投入本身那样有规律,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在特定时期内增加,是这些庞大的、长期的项目的特征。”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杰文斯把37年间在联合王国每年生产的砖的数量、进口木材的数量以及铁的价格列成图表表示出来——这是关于杰文斯对归纳的广泛的好奇,以及这段时期的无比勤奋的很好例证(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里提及此事是恰当的,即杰文斯这时感到申请成为我们这一团体的成员已经时机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正在考虑自荐成为统计学会会员,因为使用这一称号、使用它的图书馆以及与其他统计学家的结论都对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论文《论自1782年以来的价格和通货价值的变动》于1865年5月在统计学会宣读。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展了指数理论,并为继续他对18世纪的系列回顾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统计学会宣读了他的扩展性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使他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1877年达到顶峰,他成为协会的秘书和国会议员。此时他移居伦敦,并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1880年他在辞去秘书职务时被任命为副会长。
  从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头脑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杰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亚的积蓄生活。他没有职位,感到孤独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声名鹊起,但却依然感到焦虑和压抑。可见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的逻辑学、精神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希登讲座教授。“现在我每年从学院收入300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自己的钱财中还能得到将近108镑。有了这些钱,还有什么做不成呢?”但现在他要在思考和写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结婚了。大约十年之后,他才开始另一项重要的统计学研究。
  人们常常忘记,杰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较晚的时候才发展了他的太阳活动理论,他以太阳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这一理论永远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记。这一理论发表在两篇论文之中,它们分别于1875年和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其中第一篇比较简短,它不仅仅是在提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1801年,威廉•赫谢尔爵士曾“努力发现谷物价格与阳光能量之间的关系,把太阳黑子每11年一次的变化作为其标志。”1861年,R.C.卡林顿“在他关于太阳的规范工作中,给出了一个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中谷物价格与太阳黑子活动曲线的比较关系的图示。”这两次研究都以失败告终。但杰文斯在欧文斯学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却使这一理论再现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欧,葡萄获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约每11年出现一次,而这正是太阳黑子明显活动的平均周期。”索罗尔德•罗杰斯的《英格兰的农业与价格史》1866年开始问世,这为杰文斯分析较长时期的小麦价格提供了资料。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业危机每10年或11年发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难道这中间就没有什么联系吗?“我很清楚,”杰文斯断言,“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太过牵强并且像是精心编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机发生得如此有规律性,看来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能发表这一想法,它还仅仅是一个思维的闪光。“后来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的数字并不支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于是我撤回了论文,未予发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体系之中。每个人深陷于“天衣无缝”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将很难自拔。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他又回到原地,并在发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重述。三个新的发现成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几乎18世纪初的历史,发现了商业危机10年或11年的规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学家朋友们指正他,太阳周期并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11.1年,而是10.45年,这与商业危机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欧洲的收成来解释太阳黑子对商业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数字产生出来的是不利的结果。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况。他辩解说,由于印度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增大,他们在购买进口商品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
  杰文斯的观点从未如此清晰过。他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商业危机大约每10.5年发生一次。天文学家们告诉他太阳周期大约是10.5年。他称此为“完美的一致”,这使他对这一巧合过于武断。“请允许我证明,”他在写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我从未如此急切,在经过进一步的仔细研究之后,我完全相信,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机的的确确依赖于相同周期的气象变化。”然而,对与商业危机的时间相关的坏年景的确切时间,他大大忽视了,而这是寻找直接联系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论文中,当时他还把证据建立在欧洲的收成之上,他发现了好收成带来的乐观精神这一环节:“约翰•米尔斯先生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会报》(1867-1868)上发表的有关信用循环的出色的论文中指出,这些周期性的危机实际上是精神性的,是源于沮丧、希望、兴奋、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复变化。……如果假设商业信用以及企业的变化主要是精神性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外部因素使人们忽而希望、忽而失望、忽而沮丧吗?可能是英格兰民族的商业阶层就像现在这样组成了一个群体,它受到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条件的影响,从而自始至终经受了一个似乎与太阳黑子有关的波动周期。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价格的一个比较微小的波动,如果以相同方式反复出现,在波动的某一相关点上,就可能足以造成强烈的影响。”
  1878年,他把这一理论称为“奇思异想的假说”,并把一切都建立在由于印度或其他地方周期性的收成变动而造成的对外贸易10年一次的波动上。不幸的是这引起了确定时间上的困难,而他却轻率得不可思议地把它放过了:“出现的一个困难是,当英格兰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德里的价格却很高,或者甚至正处于升高的过程之中。而结果不可能先于原因,我们应该设想到,印度的坏年景可能在一到两年之后,我们这里才能感到它的影响。实际上,孟加拉的饥馑看来是在马德拉斯发生同样事情之后才发生的。”
  由此看来,归纳性观点的内容无疑是脆弱的。然而以各种作物和各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基准,如果世界上寅吃卯粮的年份与能够存粮的大丰收的年份交替出现,而且总的说来与太阳周期相一致,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杰文斯就可以为他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把他的论题与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却被抛诸脑后的理论,即商业周期源于投资波动这一理论联系起来。因为对由于消费过多而引起的作物产品储存上的投资与不投资之间的交替,与杰文斯以前归因其上的对耐用物品新增投资的波动在结果上是相似的。
  无论把假说建立于归纳性研究之上这样做对杰文斯来说是否是错误的,或是轻率的,这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本人是个逻辑学家和专于理论演绎的经济学家,却以这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使经济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伦理科学使用的先验方法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但是经济学所面临的实际素材总是处于反复变化之中的。杰文斯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困难的艺术,他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孤身一人磨练技艺。
  无论是在天赋上还是成就上,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都不能与《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相提并论。在他之后出现了对他的结论不利的情况,天文学家们转而认为太阳平均周期是11.125年,而对于商业周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发生。1909年,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收成的统计数字可以被解释成3.5年的周期,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小周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样的周期。战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收成统计做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一个15.2年的复杂周期,并可以分解成若干次周期。目前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即使发现收成周期与太阳周期或更复杂的气象现象相关,这也不能作为对商业周期的完整解释。以过于精密、过于绝对的形式来表达,使这一理论陷入偏见之中。但是,杰文斯关于气象现象影响收成波动以及收成波动影响商业循环(尽管今天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的观念,不会被轻易抛掉。
   


  杰文斯对于建立在简化的、抽象的假设之上的演绎经济学的贡献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岁,在澳大利亚独自思考的那段时期。到1860年,当他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时,一个成熟的理论在他头脑中业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赫伯特:“前一时期,我在政治经济学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个月,我就幸运地得出了‘真正的经济理论’,对此我确信无疑。它是如此透彻、如此连贯,以致于我在阅读其他这方面的著作时简直是满腔愤慨。这一理论在原理上全部是数学问题,我同时表明了数据计算如此复杂,目前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对政治经济学从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经用数学方法全部做了证明。只需处理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非常严格而且相互联系,就像是许多几何问题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理是,以人们必须消费的简单食物为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最后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处依某种程度递减。人们吃饭时从开始到最后所得到的享受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例证之一。我作出假设,即平均说来,效用比率是商品数量的某一连续的数学函数。效用原理实际上总是被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复杂得多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冠以供给与需求原理的名称,而一旦以简洁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整个政治经济学就会豁然开朗。当然,多数结论还是原先已有的,并用与从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来,但就我所知,我对资本的定义以及我所提出的资本利息的原则是颇具新意的。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抢占先机,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将它们公之于众。”
  然而,直到两年多之后,他的理论的梗概才得以公开发表。杰文斯寄了一篇题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的介绍》的短小论文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1862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马歇尔正是剑桥一年级的本科生。杰文斯对这篇论文的价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虽然不免心存疑虑,但还是盼望它产生某种效应。1862年9月,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虽然我很清楚我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读的论文的总和,但我不能断言它一定会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读,或者它会不会被看作是胡言乱语……实际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我会像一个炮手注视着炮弹或弹丸的飞行轨迹那样关注着它,看它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篇论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并且未能发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秘书写信给他说,“对以上提到的理论进行深入解释以及发表它的工作将被推迟,直到出现合适的时机把如此困难的问题确立为研究目标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四年之后它才被发表在《统计学杂志》(1866年6月)上,占用了五页的篇幅。尽管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杰文斯的27个段落都很流畅,但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摘要和提纲,它还是显得复杂了一点。但他后来所有思想的实质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计算使我们在消费带来的效用与劳动带来的负效用之间谋求平衡。商品价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决定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生产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均衡。或者像他在这里表述的那样,“效用系数是物品供应最后那个无限小的增加量与它带来的快乐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下,劳动将被持续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因此带来的产出增加所代表的快乐。资本量则是由资本用于投资所造成的享受推迟所代表的效用来估量的……因为劳动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资本相协助,而利息率总是由新的产出增量与用于生产的资本增量的比率所决定的。”在一个结论句中表明了他与古典学派的分野:“资本的利率与对劳动的全部回报无关,而只与最后的资本增量所增加的回报相关。”
  这一摘要并未比第一次宣读它时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在五年以后,它被完整地表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10月出版。H.S.杰文斯教授记载说,“根据我父亲手稿上的一条笔记,如果不是由于1868年和1870年弗莱明•詹金教授的两篇文章出现,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迟到1871年之后”。这本书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紧扣约十年前的那一个摘要。但它却完成了后者当时做出的承诺,“减少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一科学时会碰到的主要难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图示,并以数学形式表达论点,为此而频繁使用了微积分符号。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最近,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赢得了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强调了资本数量两个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资本到产出所必需的时间。然而(正如罗宾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论述被那些“工资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杰文斯所说,“只在那些需要由某个行当或某个阶层的劳动者不间断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着资本”。他认为,“工厂、船坞、铁路或船只这些都不是资本,它们只代表了沉淀下来的这么多资本”。“所以,我不会说铁路是固定资本,我宁愿说资本凝结在铁路之中。资本并不是铁路,而是那些铺设铁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钦佩地洞察到,在供给方面,资本是由预先决定的当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资本是由预期中的未来效用的现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惊奇的是,甚至这本书也没能马上获得成功。关于它只有两篇重要的评论,一篇来自代表老一代的凯尔恩斯,一篇来自代表着新一代的马歇尔,马歇尔的评论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凯尔恩斯声称,由于他不懂数学,因而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晦涩难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结论,将这本书全盘否定。马歇尔的评论则显得不冷不热、勉勉强强。他写道:“即便我们深入阅读此书,也不会发现确有新意的重要观点。”“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于一些细微之处的独创性的论述,一些暗示性的评说和小心翼翼的类推。”最后他十分个性化地得出结论:“如果删掉其中的数学,同时又保留它的图示,那么这本书将会有所改观。”对此,杰文斯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如下评论:“在1872年4月1日的《学术界》上的确有一篇评论,尽管它比《星期六评论》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没有什么评论价值,不值得你去劳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杰文斯还写道:“我并不清楚我的观点是否被某个什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接受了,但的确有些人对它们另眼相待,这是一些涉足这一学科的年轻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乔治•达尔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之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杰文斯去世八年之后,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只是勉强提到了杰文斯。他很不情愿承认他欠杰文斯什么。1874年之前,他从未去过剑桥,那一年他首次到剑桥充当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监考人。“我唯一一次见到他,”马歇尔给我写信说,“是在1874年,他担任我的监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他们是年近花甲还是已然古稀?
  哦,皮尔森、加德纳、福克斯韦尔和杰文斯’。”当然,他是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亲密朋友,经常与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剑桥拜访了他。杰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两封信中,言语间似乎表明,在他们的交谈中福克斯韦尔教授曾为马歇尔在一些理论建树上的所属权。1875年杰文斯写道:“你的信中谈及我的论文,对此我很有兴趣。它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剑桥风行的哲学科目上的思想,而这是我从前无法了解到的。我不知道马歇尔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理论,我认为没能及时发表它是个遗憾。
  “对于我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对当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愿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评论,但我想争辩的是,我关于效用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以数学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适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写道:“至于谈到工资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当然不知道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因为我从未去听过这些讲座,也没有见到讲座的笔记。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在做监考人的时候我倒是听到了考生们的回答,但我不记得他们谁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马歇尔的独创性,我从未有过半点异议,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记了,我的理论的主要观点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来了,那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猜想马歇尔曾经见过有关我的第一篇简短论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样,在我1871年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用了些什么。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早至戈森、古诺、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意义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把占先权的问题搁置起来,当然,还可以对那些细节以及总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杰文斯忽略了一点,他的整个理论的摘要曾经在1866年的《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过,这并不难找到。实际上,暗示说杰文斯曾从马歇尔那里抄袭过什么是非常荒谬的,但在杰文斯做出上述陈述的十年之后,其他人对“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都三缄其口。是不是由于马歇尔对杰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对他有失公允呢?对此,一些年后,马歇尔似乎略感不安。下面这个未具日期的片段是从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兴冲冲地找到杰文斯的《原理》;但他对我的困难毫无帮助,对此我大为羞恼。自此以后,我对他有较高的评价。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善于把统计数字与分析研究联系起来,这些都给我以越来越深的印象。现在,我把他尊崇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论点立意不如古诺和冯•屠能的著作高。他们运用数学得心应手,而杰文斯则像大卫穿上了梭罗的盔甲。他们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镜子,虽然在写到货币、统计学以及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谁也比不上杰文斯。然而杰文斯在他的核心论点上,却深受数学之累,他居然想渗透自然运动的法则,然后把它们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诚与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权威对学生们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响。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试图与穆勒和李嘉图保持一致,实际上他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虽然李嘉图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却安然走过了数学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这一天才(这是穆勒所不具备的)使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的这种热切忠诚在我阅读杰文斯的《原理》时达到了顶峰。《学术界》的编辑听说我对这本书绞尽了脑汁,就请我撰写评论。虽然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几个愤怒的字眼几乎被我写进草稿之中,后来不得不删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后再次将其删去……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我从杰文斯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义务向古诺、冯•屠能表达感激之情,而不是向杰文斯。”
  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则是他在经济文献目录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数理经济学著作、学术论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参考文献的目录集合起来,作为附录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货币问题上的文献目录则附于《通货与金融研究》之后。
  除此以外,杰文斯还是一个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经济学图书的藏书癖一族的首倡者。他们为图书专家们留下一种风尚,即让书商们四处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经济学小本本、小册子。收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图书和小册子者当首推杰文斯,虽然是麦克利勋爵第一个发现了它们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杰文斯从未高价购书,也没有达到收藏爱好者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韦尔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还散落着许多有关图书的记载,让那些现代藏书家们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尔兹伯里的三天鹅写信给妻子:“我做了一笔大买卖,买了将近500本经济学和政治学小册子的藏书,大约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为珍贵。有一本收有几个世纪中价格的铜版图示。有一两本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我还搞到了这些藏书的精心誊写的清单,宛如一个图书目录。”
  1881年,他从巴黎写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塞纳河畔淘书。我已经搞到几乎一整箱经济学图书,都很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价格却低得不可思议。”
  他的妻子记录说:“在一个悠闲的下午,他尽享逛老书店之乐。他的温和谦恭的态度——无论是当他地位较低时还是对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样如此——使店主们深受感动。在他经常光顾的书店中,起码有两个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店主们都很乐意把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于他的书留下来,直到他看过之后。”
  去世之前,他已积有数千卷书,有的沿墙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阁楼里。那时,这些书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移走这些书时也颇伤脑筋。移走的这些书后来逐渐分散于各处。1907年,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图书馆被允许第一个挑走了他们想要的书,约有2400卷书被贴上特殊标签积存在该图书馆中。其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也有机会取走了几百本。在剩余的部分中,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书,主要是一些较为现代的图书,在他放弃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把这些书献给了该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经济学图书馆。杰文斯还藏有一些旧的银行券,他把它们称为“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的收藏品”。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背后的感情是伟大的。杰文斯下结论说:“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到了那一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为可以完全抛开,但我们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切实的进步将会使每个阶级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
  虽然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一些现实想法的影响,杰文斯逐渐向“左”靠拢,虽然远没有达到穆勒生前所达到的程度。他始终不渝地呼吁对教育(因为这显然与医疗不同,它会改善穷人的“品格”)和适宜的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他在“民众的娱乐”一文中,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为广泛的民众提供有益的音乐看作是一项公共职责。他把由于“大量定居的、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大厅管弦乐看作是可以引进到曼彻斯特的最好的东西。他在伦敦的日子里曾写道:“一个人时常会渴望那伟大的管弦乐中嘹亮的长号、滚滚而过的鼓声、音叉的庄严鸣响以及那推向高潮时愈来愈急的兴奋感”。显然,不管杰文斯对医院怎么想,他会

  为英国广播公司而欢呼。他逐渐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对于邮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对包裹运输与电报的政策的评判标准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年)采取了一种谨慎、折衷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是尽可能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一般会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并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权威挑战……这一质询的结果是使我们不再制定粗制滥造的法则,而是根据是非曲直来仔细判断每一件事情。”
  记录下杰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为止的发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里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课本:

  《纯逻辑》(1863),1000。
  《煤炭问题》(1865),2000。
  《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7000。
  《科学原理》(1874),9000。
  《演绎逻辑研究》(1880),6000。
  《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9000。
  《社会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2000。
  《经济学原理》(1905),1000。

  从表面情况来看,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高处,荒原边上的一所房子里。1880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由于他更乐于写作,所以他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他计划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时间完成拟议中的《经济学原理》,这本遗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经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贝克斯希尔与黑斯廷斯之间游泳时,突然感到一阵虚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赫伯特•斯坦利•杰文斯像他父亲一样,接受的是科学方面的教育——地理学与化学,然而他依靠经济学方面的天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获得了加的夫大学、阿拉哈巴德大学以及仰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席位。杰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将近30年。
  对于杰文斯的死,举世同悲。虽然他在46岁就英年早逝,但我认为,他死得其所。在从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时期,他的天才、神圣的直觉以及炽烈的使命感处于鼎盛阶段。最后时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经微弱而且闪烁不定。
   


  杰文斯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象被记录下来,而在他去世54年后,已经极少有人认识他了,即使有人认识,在他们头脑中寻找有关杰文斯的清晰的印记,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并未给他的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非常内敛的。他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强单独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着,又被它所拒斥着。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无穷的信心。他渴望去影响别人,而不受别人的影响。他深爱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亲密。在他27岁的时候,他以这段话来描述自己16岁时的精神状态:“在1851年的时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阴森的房子,至今看到还心有余悸——生活得并不愉快,同伴们不是恶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时候,当我在房顶上的小卧室里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光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能够而且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多……我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相信对于我的动机与目标,任何人都不能知其万一。我父亲可能知道但很少。我从来没有和他敞开心扉地谈话。在学校和学院里,我在班级上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细掩藏起来。我常常想,这种冷漠性格既不欢快也不可爱,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正是必需的吗?”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一个人独居。他不愿意参加殖民生活中的社会活动。1857年,他22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姐姐,来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机敏方面没什么闪光之处。我所仅有的是糟糕的记忆力,任何时候我都只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数人都能记住很多。我不是一间堆放物品的仓库,而是一台制造物品的机器。给我一些事实和资料,我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井井有条、细密编织的理论,或者给它们以新的外观。我的头脑里有着最有序的结构,我对给事物分类的兴趣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常常招致痛苦。同时我想,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确有能力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一定的创造力,我能搞出新东西来。这并不是说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而是指我能抓住一两个想法并把它们发展成协调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往里扔一个曲别针,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一个全新而匀称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1865年,在他就要结婚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时候,我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而其他时候,我只是感到责任的压迫。我越来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项毕生的工作在等着我,逃脱它是不可能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感到我所怀有的潜能,它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培养和开发,对它们的任何误用和忽视都将是一种最大的背叛。然而,这样一项艰深繁难的工作带给我的麻烦却是绝不轻松的。一种责任又在与其他责任相冲突,我的头脑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我将去爱与被爱。然而我要从事的研究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感到无法在其他方面实现我的想法。首先,我将命定贫穷。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别人。在这样一个挣钱爱钱的世界里,忍受贫穷带来的粗鄙与寒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亲属能同样忍受。那么,我的另一半感情与挚爱只能怀着伤痛深深埋藏起来。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

  我频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记。他从1852年17岁时起,直到1867年年底结婚时为止一直保留着它。这本日记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并且它还向世人展露了杰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选本就好了。据说,当他的孩子们获得版权时,这本《书信与日记》的卷数还会增加,但它们目前的下落还不清楚,所以也无法得到。这本日记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这是一种过分的自省。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日记更多地是记录着他心灰意冷的时刻,但有时,他也会记下一颗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之光闪现时的欢乐。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当我从晨曦中醒来,阳光直射进我的屋里,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发现了未来世界的真实逻辑。短短几分钟里,我感受到了人们不常经历的那种快乐。”但随即他又写道:“我马上又想到,我是一个多么无用、多么弱小的工具,因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艰深”。

  附

  对凯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讨论

  H.S.杰文斯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凯恩斯先生表达谢意,他的充满趣味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几个月前,当我知道是谁将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非常高兴。他是最适宜的人选,他更有可能对我父亲的一生和工作给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凯恩斯先生不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而且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对逻辑学也知之甚多。
  凯恩斯先生提到,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是多才多艺。当我们回顾我父亲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时,我当然会认为,可以把他当作是具备了这种核心的多方面素质的人。他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在悉尼的时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气象的日常观测之中,这种观测他不间断地保持了两年。他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这种气象观测的唯一的人,现在这些观测结果留传下来并将永远作为新南威尔士的气象记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标准的雨量计测出的雨量缺乏”。
  凯恩斯先生也对他关于统计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价值。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学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概念与定义的精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逻辑机,在这一机器中,相互影响是通过机械方式进行的。制造了两个这种机器的样机,其中一个可以在牛津的与波德雷恩图书馆相连的存放科学仪器的博物馆中见到。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凯恩斯先生更有资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状况更好吗?这简直不可想象。凯恩斯先生与杰文斯有相似之处,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统计学家,并且还不止于此,他也像杰文斯那样多才多艺。对凯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艺我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像杰文斯那样甚至精通气象学的程度,很可能是达到了。
  在凯恩斯先生的评论中,批评的因素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或许有点遗憾,但我们并不欢迎那种只歌功颂德、遮掩粉饰的传记文章。凯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杰文斯的各种意图,有时候他成功了,有时候他失败了,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意图几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巅。总体说来,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失败的印象,但这种失败是一个先驱者的失败,他没有说服所有他想说服的人,但最终他将会说服许多人。
  我感到了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刚才杰文斯教授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我们在想象,如果杰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于早逝而打断了工作,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凯恩斯先生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杰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么了。但,你可以想到,46岁或47岁的年纪,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的确是过于短暂了。这让我想起了“所罗门的智慧”里的一句谚语,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就是“短时间里已经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长些时候将达完美之境。”如果解释得随便些,这句话可以用在杰文斯身上。
  有些“层次更高的批评家”这样说,“他没有留下出色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称颂他?”这些批评家当中,很多人都远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的鉴别力。他们说,杰文斯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总是东一块、西一块,不能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又有多少人比这做得更好呢?
  对于杰文斯在学院授课时采取的方针我很气愤。他在欧文斯学院讲课的时候,非常想有权保证学生们都能通过考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讲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如果他讲授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的考试会统统“挂红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想还是留给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们去判断吧。
  至于穆勒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们学会的小小轶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于是就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记录,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不是有我们的成员资格。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为成为我们的一员而努力过。如果要问我他们两人中谁更值得纪念的话,我坚决投杰文斯一票,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非常乐意支持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提议,因为他的文章为他本人,为这个题目,为我们学会带来了荣誉。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他想对由这篇文章引出的三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们可能愿意听他谈一谈关于太阳黑子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一直坚持认为太阳黑子与商业循环、与商业、就业的大的波动,以及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关于第一点,他曾在28年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不定,而太阳黑子周期是不变的。他担心后面这种说法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天文学家们确定的太阳周期长度也是时常变动的。但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太阳黑子与农业收成以及与工业国家的主要的周期性运动有什么关系。
  至于人们考虑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阳辐射的波动会不会对地球上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反映在经济统计数学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点上讨论问题。
  太阳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现象,如果说它对庄稼的生长没有任何影响,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亲自着手调查,并仍然认为应当把这一调查继续下去,因为庄稼的生长表现出一个15.2年的周期。对于这一数字,尤尔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结果之后说,他认为这个结果不会错误,因为统计上的论据非常有力。这一点把威廉爵士引向了价格史,但在了解价格史的时候,他有意避开了对天气周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见影响价格本身表现出来的结果。
  威廉爵士认为,杰文斯最终将被证明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他揭示了商业波动与物理现象相关,而是因为他揭示了经济数字可以被用来解释物理变化。
  对于杰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价格史,这是一项值得继续下去的工作。这项研究表明杰文斯既是一个归纳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演绎性的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都应该这样。威廉爵士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靠单纯的演绎,那么他不能到达任何地方;至于依靠单纯的归纳能不能到什么地方,他认为这不好说。杰文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很高的层次上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学家中有望出现一大批杰文斯的继承者。
  威廉爵士最后说,凡是听到凯恩斯先生的致词的人一定都会感到无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建议。
  R.G.霍特里先生说,他也愿意为凯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达谢意——在一定的目的下,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胜过两卷本的传记。
  对于杰文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为经济分析所做出的贡献。杰文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能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怀有能激起科学研究和调查的感情,并且渴望表达自己,渴望把那些满含激情的思想传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一点也不否认在他的分析体系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做过类似的工作,但他们都没能表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表达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突出特点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对短小的篇幅表达出来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他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后来一直成为政治经济学精华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实际事物中那种天生的领导才能相提并论。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可以为了一个目标把他的同代人召唤到一起。领导才能是伟大政治家和伟大将领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给人们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则是伟大经济学家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杰文斯毋需惧怕那些在他的领域,与他的思想争夺先创权的人。既有一些先驱也有一些同代人为引入这些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马歇尔——但,以霍特里先生的观点来看,杰文斯的才能表现出比马歇尔更精炼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马歇尔的领域不如杰文斯宽,在建立这些思想传统时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杰文斯做出贡献的其他许多领域中,都可以表现他在陈述思想时的精力与才能。他的贡献一直保留在公众头脑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结论,也仍然对他所说的保持着兴趣。
  霍特里先生说,他想补充一个文中没有提到的事实。杰文斯在加入皇家统计学会前先加入了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他更早地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出贡献,并在移居伦敦之前被选为主席。之后,他加入皇家统计学会时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杰出统计学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说,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必须要向大会投票了,但在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仪式,就是提醒凯恩斯先生不必为任何批评做出回答,他尽可以把这些回答写到日记里去。他说,如果凯恩斯的文章再长一些,每个人都会很高兴的,因为这篇文章的魅力已经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他说,这样说只是表达了在场的每个人的感受。
  凯恩斯先生的心理学研究特别吸引了他。他先谈了一小点。马歇尔早年对杰文斯的下意识的反感可能是出于一种职业者对业余者的不由自主的讽刺。马歇尔非常年轻,他一定知道他所接受的数学训练要比杰文斯更深入,他可能也觉察到了,或者自已被觉察到了,杰文斯在使用数学方法时不够优雅、不够熟练。
  一个涉及面更宽的问题是杰文斯的性格。他的确性格内向,但这么说太模糊了,感情发展与智力增长不能同步可能是一些天才的典型情况。像歌德那样的全面、均衡,即使是在那些堪称天才的人中也是罕见的。这个学会的另一个英雄,威廉•法尔,直到老年的时候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缺乏实际常识。杰文斯有时得意扬扬,他又拒绝向学生们讲授他认为极其重要的真理,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很难想象一个情感正常的人,又有相当的教学和考试经验,向学生们传授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会不利于他们的毕业考试。但当孩子或青少年发现自己满怀热情的东西,别人却不感兴趣时,他就会冷漠下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也许凯恩斯先生应该考虑一下这种症状。
  他的建议是,凯恩斯的文章值得投于热情的一票,来表达对他的谢意。
  J.M.凯恩斯先生的回答: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今天在这里宣读有一种特别的荣幸,因为在场的人中有杰文斯的儿子和他的孙女,有人告诉我,她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说杰文斯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过于鲁莽了,很可能我是错的。显然,他临终前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有趣的,但我最近大致按照杰文斯写作的顺序把他的几乎全部作品浏览了一遍,得出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后期的作品是出色的、有趣的,但并不像他的早期作品那样才华横溢。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天才几乎盖过了所有的经济学文字。对格林伍德教授关于他的情感不成熟的说法,我很感兴趣,但在其他方面没有找到更多的例证。我认为他是一种内向型的人,他更愿意掩饰自己的冤屈,而不是消除它,这是一种内向心理特征。对于马歇尔的情绪是出于一种职业者对业余者的讽刺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宣读以后,凯恩斯先生又添加了一些有关大学学院经济学教学的细节,相关的资料是由克拉拉•科利特小姐提供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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