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

经济学家，“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

• 1962年毕业于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

• 1967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执教过多所美国名校。

• 1967-197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教；

• 1971-1980年期间，普雷斯科先后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

• 1980-1998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教授；

• 1998-1999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 1999-2003年，重返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 2003年以后，普雷斯科特一直执教于亚历桑那州立大学。

• 现在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

　　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社会职务还包括：

• 1988年至今，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 1992-1995年，经济动态与控制协会主席

• 1992-1994,高级经济理论协会主席

• 1990-1992年，《经济理论》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除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的贡献外，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经济学贡献还包括：与卢卡斯合作探讨了不确定性下的投资问题和无穷区间的价格存在性问题；和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难题”(载1985年《货币经济杂志》)。该难题引起国际上众多优秀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兴趣，大大促进了金融学的研究，迄今该难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与Hodrick提出数据平滑处理的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

　　普雷斯科特在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碍》一书中。该书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和美国一样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还合编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贸易的契约安排》(与华莱士合编)。

　　普雷斯科特至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涉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方法论和经济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 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 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 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 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 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 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 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 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位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同时还是惟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奖经济学家。作为时常要与格老喝咖啡的“同事”，他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中，担当特殊角色。

　　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幅漫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他并肩而立，前者笑容满面地说：“是呀，爱德华，我们用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来辅助我们的决策。”普雷斯科特正是该实验室的主持人，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基德兰德则是他的弟子，并与他一同分享了最新一次的诺奖。

　　“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歌德的名句推动大师们纷纷东来布道。

　　远在美国之时，普雷斯科特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与人合著的《致富的障碍》一书的封面饶有兴味地用了一张中国街道的照片。不久前，他还就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次来中国，他将逗留近半个月时间。前天，他在诺奖论坛上作了《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演讲。其后，他将赴上海开展学术活动。6月11日，他将出现在北京大学，就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发表演讲，并与中外学者、企业家展开圆桌讨论。

　　“这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亚利桑那大学介绍普雷斯科特的材料中有普氏的这么一句话。他认为：经济理论已成为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一门“硬科学”。

　　普雷斯科特的学士学位是数学。他运用定量方法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并最终与弟子基德兰德以“经济政策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夺得诺贝尔奖，并被视为“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

　　“经济政策一致性”强调，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

　　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真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产生了变化。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凯恩斯模型。

　　亚利桑那大学对普氏推崇有加。该校的网站这样介绍他：他的工作改变了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思路。

　　在学生面前，普雷斯科特没有高高在上的大师架子。他自称：从学生乃至本科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提出了许多好问题，有的问题最后演变成为出色的学术论文。”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人们时常看到他和学生一边演算一边讨论。

　　普雷斯科特的博士论文导师卢卡斯评价说：“普氏的学生用不着学习做他的助手，他们学到的是如何成为独立的研究者。”

　　在普雷斯科特的个人主页上，挂着一张他和学生聚会的留影。当他2002年获得内默斯特经济学奖时，颁奖大厅里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祝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