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论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清朝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55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乾隆57年，洪亮吉奉命到黔地考察，历时一年。这其间，他在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敏锐地看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于1793年写出了著名的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专著《意言》，特别是《意言》中的第六篇《治平篇》更集中地表现了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
　　在《治平篇》中，洪亮吉首先指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社会较安定，而人口却急剧增加。“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把一个与人民要过安定生活的愿望相违背、又极易被忽视的人口剧增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确有振聋发聩之势。
　　接着洪亮吉以一家为例，深刻而具体地揭示出人口增长过快必定会使土地、房屋及其他生活资料显得越来越紧张的道理。洪亮吉指出，虽然还有空地、空屋，但这些最多“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这就必然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这就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若不控制人口，人们将要面临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威胁。
　　洪亮吉在谈到人口繁衍过快造成生活资料贫乏的同时，还十分忧虑因此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一家人中常有一二人不听从教育，“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生活资料的匮乏，有人必然起而作乱，在“治平”的社会里，因为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逐渐缺乏，社会发生动乱，这就是作者为民为国而忧虑的原因。
　　洪亮吉的《意言》，特别是《治平篇》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还早5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作者还不可能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当然作者也看不清由于封建剥削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二百多年前作者能敏锐地提出了“治平”中潜伏着严重的人口问题，这充分显示了他关心政治与国家命运的思想感情，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在封建社会中敢于否定“多子有福”这一传统观念的勇气，谈到人口问题，我们应该牢记这位先贤。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培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开垦完，空屋子也没有住满。”可是住户人口不是只增长一倍就停止了，或者只增长三倍五倍就停止了，而是增长十倍二十倍，因此，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常处于不足的地位，而住户人口常处于有余的地位。更何况有兼并土地的人家，他一个人占着可容一百人住的屋子，他一户占有一百户的田地，遭到风雨霜露饥寒倒地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T.R.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根本观点。他认为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 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 的算术级数率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他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归为3个命题 ：①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②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著的抑制。③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他认为这 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 人口自然规律 ”的基本内容。马尔萨斯根据上述基本观点引申出几点结论：①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②只有私有制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③工人的工资受人口规律的支配，工资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④济贫法促使人口增长。以上结论充分体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本质。该理论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赶不上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需要，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抛开了社会制度，抽象地从生物属性和脱离现实的假设来说明人口规律。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l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把自己人口问题的观点和控制人口一些具体建议写成提案，提交 l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包括：(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
　　《新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多资金少，是我国的一个很重的矛盾”，建国四年来我国人口增殖率为20‰，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论证了人口多，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
　　第一，人口多同资金积累的矛盾，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如l956年我国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占79％，积累只占21％。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靠自身积累，而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人口同机械化、自动化也有矛盾，人多了，就拖住了我国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
　　第二，人口多同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也有矛盾，同农民也有矛盾。国民收入中积累只占21％，分配到各行各业就更少了。目前农业生产率低于工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大量资金。他说，现在每年增加人口l300万，就业只能安置100万，其余l200万人需在农村安置，而农村生活要向城市看齐，生产率却相差很多，这样下去，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要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多同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就业，人民生活有矛盾。他指出，我国人口多了，人均耕地少，许多荒地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开垦。就粮食而言也需要控制人口，工业原料来自农业，粮食需求多，经济作物面积就将缩小，影响到工业。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就需要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比人口增长快，人口多就会限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人口多同科学研究的矛盾。他认为，要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必需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国科学研究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限制还不能全面满足开展科研的要求，因此，要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的后腿。
　　第五，人口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他说人口问题不仅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门，也要去掉人多这个大负担。
　　为此，马寅初得出结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指出，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实行计划生育。他建议：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晚育、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
　　马寅初还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他的政府，我们是为了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是从爱人民出发，要我们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繁荣。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人口问题。马寅初受到鼓舞，在会议上畅谈他的人口问题观点。他指出，人口出生率高的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我国的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他的发言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发言都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