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昌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叶世昌：简论20世纪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

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29年生，浙江台州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学系，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上海财经学院。1972年调入复旦大学。曾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等。现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上海市钱币学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思想史，货币理论，中国货币、金融史。出版的著作有《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下册为合著)、《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主编)、《十大理财家》(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主编)、《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合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主编之一)、《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合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等。参编著作多种，发表的论文多数已融入上述各著作中。曾多次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实行了纸币流通制度。在此以前中国即有取消金属货币的主张和理论。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必须对纸币代表什么作出理论上的分析。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至80年代，发生了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讨论。笔者为纸币是否代表黄金讨论的参加者之一。笔者认为，纸币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没有货币商品实体的抽象价值。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二、刘冕执、阎锡山的变相纸币论

刘冕执于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他于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曾得到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发行(实为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至于“能力”如何计算，“国币代用券”如何领取，因手续繁琐，这里就不展开了。刘冕执认为取消金钱(金属货币)的货币资格就是取消货币，从而也取消了货币的魔力。他说：“金钱这样东西，本来是做筹码，并非穿得吃得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他做权利的主体，便有人专门去争夺他。若把他的主体资格取消……他那威权便失去了。世界上若没有这个魔王，那世界便和平了。”[5-p79]然而金钱的货币资格可以取消，而货币是不能取消的，刘冕执却把取消金属货币当作了取消货币本身。他说实行能力本位制可恢复“实物交换之精神”[5-p56]，国币代用券是“能力与能力之交换证”[6-p94]，这样就没有货币这个“魔王”存在的余地了，一切社会矛盾也因而自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国币代用券是一种变相的纸币。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解决金银不足的矛盾，使货币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但同货币有关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以为实行能力本位制就取消了货币的魔力，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鼓吹能力本位制的第二号人物为刘子亚，他还把“能力本位”称为“物工化币”，意谓能力本位就是把物产和人工直接化为货币。其理论错误亦与刘冕执同。

阎锡山于1931年提出了物产证券论，到处作报告，并出书宣传。他宣称“金代值”(以金银代表商品的价值，即以金银为货币)造成了“二层物产制”，一层为物产本身，一层为以货币代表物产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四弊害”：(一)劳动不是为了产物，而是为了金银；(二)生产愈多，生活反而愈贫困；(三)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反而限制人民工作，降低人民生活；(四)国际贸易不能互通有无，反而造成商战和兵战。因此要进行“钱币革命”，取消“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制，以消除“四弊害”。

“物产证券”是政府发行的一种接受人民工作产物的凭证。人民将所生产的物产交给政府，换回物产证券，然后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所需要的物产。阎锡山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说：“收产发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为券之兑换品。物有若干多，券可发若干多，政府不患不能尽量接受人民之工作产物。发券时，既收回物产，则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兑物。券之数量，随物产多寡以伸缩。就物之价格言，则物之价格稳定；就券之信用言，则券之担保确实。”[7-p34]他说物产证券也是一种纸币，而且是“十足之兑现纸币”，说它是“不换纸币，实陷于界限不清，认识错误”[7-p24、23]。

阎锡山根本不懂得社会需要货币的原因。社会之需要货币，是因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私人劳动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其劳动产品所含的价值并不一定和他的实际劳动支出相当。货币代表社会自发地对商品所含的价值作出判断。如果真的用所谓物产证券来交换人民的物产，其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则物产证券就是纸币，“二层物产制”依旧存在；若按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则不仅实际劳动时间无法计算，即使能够计算，也会起阻碍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因为高效率劳动换到的物产证券反而要少。更何况并不是每一种物产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无用的物产也能按生产者的劳动耗费获得相应的物产证券。再说人民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物产，领取的必然是自己所需要的或交换比例比较合算的物产，而那些不为多数人所需的物产只能无人问津而积压在政府的仓库里。马克思在批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Gray)时指出，在认为“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情况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8-p76]。这也适合对阎锡山物产证券论的批评。不过阎锡山犯的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三、赵兰坪、马寅初的纸本位论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放弃金本位，实行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中国也在1935年11月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对这一新的货币制度，当时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称之为“管理货币”(源自凯恩斯)，或称之为“纸本位”。对中国的法币也有称之为“汇兑本位”的。

赵兰坪指出世界各国金本位制次第停止以后，货币制度大变，“以前之货币学理，大半皆已失效”[9-自序]。他称纸币流通制度为“纸本位制”，并解释说：“纸本位制，又可名之日自由本位制(Free Standard System)，即以纸币为本位货币。本位货币，并不与一定量之贵金属保持等价关系。亦即本位货币之价值，不受一定量贵金属货币之束缚，而有充分自由伸缩之意。然在行使纸本位国，全国本位货币，必须保持同等之价值。本位货币与各种补助货币之间，亦须保持法定比率关系。且在一定目的之下，调节货币之供求。具此数种条件，始得谓之纸本位制。”[10-p15-16]

马寅初也认为纸币流通制度是纸本位制。他说：“纸本位者，即将纸币与现金之兑换性(convertibility)完全取消，而以政府之权威为背景，故又日命令货币(fiat money)。”[11-p315]他指出纸币的币材没有价值，但纸币则有价值。“纸币之价值，乃从其交换之媒介而来，盖一切买卖支付，非货币不行，故人人对于货币，有一般的需要；因其对于货币有需要，故货币有价值。”[11-p316]这是说纸币的价值产生于货币的职能，是一种职能价值论。职能价值论原是名目主义者对货币价值的一种解释，用它来解释金属货币和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的价值自然是错误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则可以成立。马寅初的职能价值论是包括金属货币的，因而具有名目主义倾向。他还指出纸币价值的高低，决定于对纸币的供求。

以上以赵兰坪、马寅初为例，说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对纸币流通制度的理解上，观点很明确。他们认为30年代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后，纸币就和金属货币脱离了关系。但他们称纸币流通制度为“纸本位”则用词不当。纸币代表的价值并不是纸材料的价值，纸币并不是以纸的价值来衡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因此根本不是什么“纸本位”。这表明他们对“本位”的涵义缺乏真正的理解，以致有此失误。

至于说法币是“汇兑本位”，这是从金汇兑本位的概念脱胎而来的。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制时，曾产生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时，西方的金本位制已经取消，而法币和英镑挂钩，故从“金汇兑本位”中去掉“金”字，定名为“汇兑本位”。但纸币既不是本位，则以一国的纸币维持另一国纸币的对外价值的币制，也不能称为“本位”。由此可见“汇兑本位”也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

四、薛暮桥的物资本位论

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纸币应代表金属货币。但是在金属货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纸币是否还代表金属货币?对于这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薛暮桥，最早提出了抗币(抗日根据地货币)不代表金属货币的观点。

40年代薛暮桥根据他在山东解放区的货币管理实践，指出：“过去有人认为发行货币必须要有金银来作保证，根据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在今天战时的农村的情况下，金银对货币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几种重要物资。”[12-p18]“当时根据地的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思想影响，认为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几年来敌后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所掌握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不需要依靠黄金。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马克思说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我们适当控制抗币的发行数量，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就完全可以使抗币为人民所信任。”[13-p174]“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说明纸币不一定代表金银，这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货币“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本应指纸币可以以商品保证其购买力，但在薛暮桥的心目中却又将它理解为纸币可以代表商品的价值，这可以从他的“物资本位”概念和他在解放后发表的货币理论中得到证明。

薛暮桥称不代表金属货币的抗币为“物资本位”。他说：“解放战争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到山东解放区来访问，他看到抗币没有法定含金量，没有金银贮备，也得不到美元、英镑的支持……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奇迹。他问我抗币定为什么‘本位’?我答复他：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13-p175]“物资本位”也和“货物本位”一样，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保证抗币流通的物资准备，但是物资准备不是本位，故不能说抗币是“物资本位”。

五、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的讨论

人民币继承解放区货币的传统，没有以金银为准备，没有含金量的规定(其实即使规定含金量也没有实际意义)。解放初有人说人民币是“百物本位”，这仍是混淆了“本位”和“准备”。后来发生了人民币价值基础的讨论，主张价值基础是黄金的被称为“黄金派”，反对价值基础是黄金的被称为“非黄金派”。

当时黄金派的观点颇有影响，这从当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或货币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人民币实际上同黄金没有联系，物价的变动并不受黄金价值变动的影响，如何解释人民币是黄金的价值符号呢?有一种解释是：法币开始时同英镑挂钩，后来又同美元挂钩，英镑、美元原来是黄金的价值符号，因此法币也成为黄金的价值符号；人民币的前身是解放区货币，同法币有比价关系，因此人民币也间接和黄金发生了联系；现在的物价由历史上的物价演变而来，现在的物价体系是黄金为货币时期形成的物价体系的继续，因此人民币仍然是黄金的价值符号。其牵强附会，不说自明。

非黄金派有薛暮桥、王积业等。1964年，王积业提出社会主义“货币的基础既不是黄金，也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一定量的使用价值(社会产品)”[14]。人民币不代表黄金是对的，但他抛开了商品和货币的价值，用使用价值来解释人民币的购买力。使用价值无法进行量的比较，显然不能作为当代纸币代表什么问题的正确答案。笔者曾写文章进行商榷[15]。笔者提出“人民币客观上是一种货币商品的符号，代表着一种货币商品的价值”。意思是说，人民币客观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商品的符号，但这种货币商品已被抽象，人民币实际上已不是黄金的符号。保留“货币商品”，尽管加上了“客观上”，还是理论上不够彻底的表现，所以后来又有了新的提法。

1979年，薛暮桥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其中附有一篇《关于人民币是否必须代表黄金的商榷》[16-p182-186]。这是他在1978年1月写给某编辑室的信，其中批评了某同志的报告和1972年9月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人民币代表黄金的观点。他指出：“我国人民币从来没有以黄金为基础，也没有同黄金发生任何联系。”“现在不但社会主义国家，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制度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人民币“是通过综合物价指数代表各种商品的价值”。纸币直接“代表各种商品的价值”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薛暮桥虽然正确指出了人民币不代表黄金，而在理论上却又陷入了另一误区①。

薛暮桥的文章引起了80年代黄金派和非黄金派的再次争论。《金融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谭寿清的《货币与黄金》，对薛暮桥提出了商榷。他批评了薛暮桥认为货币代表各种商品价值的观点，仍主张纸币的基础是黄金，主要的根据仍是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金融研究》1981年增刊(1)还发表李崇淮的《试论人民币与黄金的关系》和蒋扶中的《对人民币价值基础的认识》二文。李崇淮是非黄金派。他指出“现在黄金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不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但也认为纸币直接代表商品价值，提出：“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平均价值，亦即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商品复合体的价值’。”蒋扶中则是黄金派。他说：“认为人民币直接代表各种商品价值，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要通过货币商品来表现的……货币商品就是各种商品，那么又怎能表现其商品价值呢?”如果将“货币商品”改为“货币”，这几句话就完全正确了。但是他强调“货币商品”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仍把今天的黄金定为货币商品。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刘光第的《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系统阐述了黄金派的观点。他认为坚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就要承认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他说：“我认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最主要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遵循金币流通规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同时指出，如果说在国内纸币可以代替金币流通，“在国际上，就非使用黄金不可了”。文中还批评了薛暮桥的人民币是“通过综合物价指数代表各种商品的价值”的观点。

李崇淮在《经济管理文稿》1981年第2期发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发表《论货币形式发展的新阶段》，对刘光第提出了商榷意见。在后一文中他指出：“黄金作为货币商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刘文认为黄金现在仍旧是世界货币，这是不正确的。”“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货币的历史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只要商品经济还存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必将继续存在。不过，货币的形式变了……过渡到由纸币(或价值符号或信用货币)直接代表价值来充当一般等价物了。”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都是正确的，不过“基本”二字似可以删去。

《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谭寿清的《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与李崇淮进行商榷。谭文指出“关键问题是货币要不要具有内在价值，我们承认不承认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批评“李文不承认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谭文还以货币价值变化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化有时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操纵金价使物价和金价的关系大大地复杂化了，来解释为什么金价和物价的关系表现得不很清楚。以后李崇淮继续发表文章申述自己的观点，还对谭文作了答辩。

《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发表易梦虹、许国云的《论货币发展史的新阶段》，支持非黄金派的观点。文中指出：“整个货币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物货币②让位于观念货币的过程。”“观念货币从对实物货币保有一定依附性走向、依附程度越来越小以至最后完全不依附，这就是货币发展史的主要轨迹。”这篇文章不仅批评了谭寿清的观点，对别的主张现代纸币仍代表黄金的观点也择要作了批评。如王怀宁认为“只要还需要货币，它也就‘天然是金银’，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可能取而代之”，易、许文对此指出：“这是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一个不确切的理解，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周新民认为“各国取消含金量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确定各国货币汇率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各国货币的含金量”，易、许文指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40多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还保有法定含金量。有的国家的货币的含金量虽未正式宣布取消，也是名存实亡。各国货币汇率水平的现实变动，和过去已正式取消或名存实亡的含金量已经没有关系了。

李崇淮对每一纸币单位代表的价值量的解释比《金融研究》的文章有了发展，认为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后来更准确地说是“待实现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17]。笔者则认为不能用等分值来解释，于是在笔者和李先生之间又发生了你来我往的文字论辩。①单位纸币不能代表待实现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主要理由有三：(一)待实现商品的总价值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价值怎么能计人总价值而作为决定等分值大小的一个因素?(二)商品买卖是逐笔进行的，并不是商品为一方、货币为另一方的两个总量的交换②，纸币的购买力并不是形成于对总价值的分割，因此不存在代表总价值的等分值问题。(三)纸币进入交换前所代表的价值已经确定(不排斥在流通中可能升值或贬值)③，而商品总价值则反映在一定时间段内商品交换总量的结果中，两者形成于不同的时间，不存在可比性。

在讨论中，笔者提出：“纸币是价值符号，它代表一定的价值，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问题在于代表什么价值。我认为它既不代表任何一种具体货币商品的价值，也不直接代表同它相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而是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没有货币商品实体的抽象价值。”[18]货币不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前面已经论及，在不以黄金为货币的条件下，纸币不直接代表商品价值这一点并没有变。至于现代纸币代表的价值在流通中形成的观点，上文在讨论马寅初的理论时已作过分析，是能够成立的。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虽然观点还不可能完全统一，但是现代纸币仍代表黄金的观点已不大有人提起了。笔者和薛暮桥、李崇淮诸前辈学者的观点虽有分歧，而在现代纸币已不是黄金的价值符号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现代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问题。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创立时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我们今天研究货币问题仍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历史在前进，新情况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继续发展，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决不能原封不动地固守原有的一切结论。纸币已不代表黄金就是一种新情况，只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决定性的一点是黄金是否还是一般等价物，以衡量和表现商品的价值。对如此简单的问题，黄金派难以直接回答，以致对“价值基础”或“代表”作了迂回曲折的解释。马克思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是指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只能是“金”的价值。在金属货币完全退出流通以后，纸币所代表的价值自然和金属货币无关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敏感地提出了“纸本位”的概念(尽管这概念并不妥当，已见前述)。而在这一点上，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反而无视现实的变化，迟迟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