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陈豹隐

【简介】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其父陈品全是清朝翰林，曾任广西桂林书院院长。幼年的陈启修在中江县的私塾里读孔孟书籍，12岁(1898年)时迁居广西陈品全住所，攻读新学，就读于桂林法国人办的五年制初中，他在初中学会了法语，为他后来学习其他外语增强了信心和兴趣，也为他日后通晓法、德、英、日四国语种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豹隐教授学识渊深，著述丰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因应时势,他便投身革命,成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他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南陈北马（马寅初）”。
　　那是一个悲恸的日子：1960年9月9日。
　　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一级教授陈豹隐先生，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
　　噩耗传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来了花圈，陈毅副总理发来了唁电。陈毅、李井泉、徐冰、廖志高、邓锡侯、张秀熟、柯召、彭迪先等党和国家领导及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领导、部分著名知识分子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中共四川省委专门为先生召开了追悼大会。
　　历史翻到1986年9月25日。先生100岁生日。我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涛、胡代光等集会成都，隆重举行“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再次深切缅怀这位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难忘的一生。
　　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教学，从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起，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北方区党委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黄埔军校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冯玉祥主办的泰山军官讲习班、重庆大学……等等教学单位讲授经济学或苏俄经济，1950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随重庆大学商学院并入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而走进光华园，任校务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一级教授。从此，先生在光华园走完了他的一生。

【东渡日本 发愤图强】
　　陈启修在桂林读初中时，两广一带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断发生民主革命斗争，有志青年纷纷从广州出发，到明治维新后的近邻日本，学习发愤图强的本事。初中毕业后，他随当时的“东渡”潮流，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赴日留学。经过努力，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这个“一高”，在当时的日本牌子最硬，声望最高，非常难考，学习两年半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有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是考上日本的“一高”、高等师范、高等工业、千叶医专等五个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享受官费待遇。据说当时中国在日本常年有800多留学生，先于陈启修考上日本国立学校的只有两人，一为何 时(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一为张季鸾(回国后，任《大公报》总主笔)。陈启修就读“一高”，名声大噪，与当时在日学生交往密切，与鲁迅和“一高”的张季鸾交厚，导致陈启修在“五四”运动前后，主张文学走大众化道路，提倡白话文，反对用文言文写作，并以勺水、惺农、辛农……等笔名，翻译苏联的文学著作，出版发行，并于20世纪30年代，继鲁迅主办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文艺副刊，参与天津《大公报》的社论撰写。当时日本的“一高”学生，除必修英语之外，尚须选修一门第二外国语。陈启修在“一高”通晓了英语和德语，为他参照各种外语版本，翻译国外著作提供了条件。“一高”毕业后，他于1913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在读法科一年级的时候，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即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于1914年出版发行，开始了他一生的学术著述活动。这本书，全部译文约20万字，主要内容是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欧洲资产阶级的租税论及资产阶级政府理财的办法。在我国刚刚推翻清王朝的民国4年，在废除了封建王朝的纳员办法后，如何建立民国财政，尚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办法。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深受国民党革命派的欢迎，对于巩固我国旧民主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全部译文别开生面地使用白话，扫除了我国近代史上以文言译书的积习，开创了用白话文翻译经济著作的先例，反映出陈启修在文化方向上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
　　1916年12月，陈启修和留日同学王兆荣、周昌寿正式发起，组织了有名的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的前身)。丙辰学社最早是李大钊筹划的，后来，因李大钊于1916年4月回国，所以到这年年底才正式成立。通过丙辰学社的筹建，他和李大钊建立了亲密友谊，这个学社当时是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团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日爱国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夏丏尊、郑贞文、周昌寿都是这个学社的成员)，陈启修被推举为学社的首届执行部理事。丙辰学社于1917年创办《学艺》杂志。这个杂志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发表了各种思潮的文章，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百家争鸣”。
　　陈启修在日留学期间，国内反清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思潮风起云涌。1911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垮台，军阀混战。中国何去何从?这时候，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官川算、山川均等的翻译，也在日本流行。他在日本深受各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特别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在这些革命思想熏陶下，留学日本10年，年30岁，熟悉法、日、英、德四种外文的陈启修，于191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毕业后，滞留日本参加了几个月的留日学生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军国主义签订《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即“21条”)，出卖中国主权的爱国活动。然后，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乘学生运动的东风回到祖国。

【投身“五四”运动创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陈启修回国后，先在上海积极活动，后来与黄日葵代表留日学生到了北京，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并于1919年秋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于是，与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往来更为密切，受到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他在北大，最初讲授具有正统学派和德国官方学派色彩的财政、统计学等课程，讲课稿经过整理，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为《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统计学》等书。
　　1919年，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北京学生因山东问题， 爆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前，他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通过“五四”运动，陈启修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1920年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同年9月，他与李大钊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内容。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在1922年5月5日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上，陈启修与李大钊、高一涵等作了讲演。在1925年11月7日举行的十月革命8周年庆祝大会上，陈启修与罗亦农、赵世炎、阳翰笙等作了讲演。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的新课程和学术报告，深受学生欢迎，他讲课的教室一再由小换大，后来在北大的最大教室里讲课也挤满了听众。这时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才刚刚成功，中国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状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在中国不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设新课程，阐述新问题，十分艰辛。60年后的1980年，周培源缅怀往事，在《人民日报》著文，称道陈启修。周培源在文中提到：“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与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北京大学在过去曾集中过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像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陈启修、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王仁辅、李书华，就是其中的代表，所以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最高学府之一。”

【宣传革命 参加“大革命”】
　　1923年12月，陈启修受北京大学派遣，前往欧洲及苏联进修，他在欧洲住了8个月，于1924年7月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一面进修，一面为该校的中国学员授课，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像陈启修那样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人，用中国话讲课。那时孙中山的同盟会因拥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自行取消南京临时政府，而濒临崩溃，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便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故而帮助国民党发展，中共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陈启修在东方大学先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25年，陈启修进修期满，回到北京大学。同年，应聘入北平法商学院，并在中共北方区党委主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讲苏俄经济，在这期训练班上课的教师还有陈乔年、赵世炎、陈为人……等。
　　1926年4月，陈启修去了广州，任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并先后在中共主办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任教。
　　他在黄埔军校时，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他与恽代英、顾孟余、甘乃光、陈其瑗同为政治讲师，所任讲题为“最近世界经济状况”。
　　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任所长，任课教师为毛泽东、周恩来、甘乃光、萧楚女、陈启修、恽代英……等等。陈启修授课40小时，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4小时，“经济常识”18小时，“苏俄状况”18小时。
　　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组军北伐，随着北伐革命军事的进展，1926年底陈启修到了武汉，在中共中央任职，又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就义，消息传开，举国同哀，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全军为之戴孝，武汉的国、共两党集会哀悼，陈启修痛失益友，著文于《中央日报》社论，悲愤备至。

【流亡日本 饮恨著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遭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易名为陈豹隐，与党失掉联系。
　　从1927年12月到1929年7月，陈豹隐在日本发奋读书，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连译带著，出版了百万字左右的著作。除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外，这一时期他与鲁迅、茅盾、张资平等文学家往来密切，并写过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等的文学作品。1949年以前发表和出版过的成书的著作，约有70种之多，至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更是难以备述。现在收集到的有如下著作：
　　1.财政学提要,小林丑三郎著，陈启修译,1914年,上海科学部编译部,北大图书馆。
　　2.中国改革的研究，陈启修著 ，1921年，《晨报》副刊连载，北京图书馆。
　　3.财政学总论，陈启修著，1928年，商务印书馆，本校图书馆。
　　4.地方财政学，陈启修著，1922年，北平某出版商盗印。
　　5.经济现象的体系，陈豹隐著，1929年，乐群书店，本校图书馆。
　　6.经济学大纲，河上肇著，陈启修译，1929年，乐群书店，本校图书馆。
　　7.新经济学，陈豹隐著，1929年，乐群书店，北京图书馆。
　　8.科学的社会观，陈豹隐著，1929年，乐群书店，北京图书馆。
　　9.科学的宇宙观，爱罗尔德著，陈豹隐译，1929年，乐群书店，北大图书馆。
　　10.资本论，马克思著，陈启修译，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北大图书馆。
　　11.经济学原理，陈豹隐著，1931年，北大铅印，北大图书馆。
　　1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陈豹隐著，1932年，北平好望书店，北大图 书馆。
　　13.经济学原理十讲，陈豹隐著，1932年，乐群书店，北京图书馆。
　　14.经济学讲话，陈豹隐著，1944年，北平好望书店，四川财经学院。
　　15.经济恐慌下的日本，陈豹隐等著，1937年，上海战时出版社。
　　16.最新经济学，科夫满编辑，陈豹隐译，1933年，乐群书店。
　　17.现代国际政治讲话，陈豹隐著，1929年，北平好望书店，四川省图书馆。
　　18.酱色的心，陈勺水译，1933年，乐群书店，北大图书馆。
　　19.高尔基与文学，陈勺水译，1929年，乐群书店，北大图书馆。
　　20.新的历史戏曲集，前田河广一郎著，勺水译，1928年，乐群书店，北大图书馆。
　　陈豹隐的这些著述，密切联系当时社会实际，而具有时代性和时代价值。其中有五种著作，特别吸引人们的注意：
　　1.《财政学提要》出版于1914年，为当时初建的民国及各地方政府提供了政党的理财之道，抑制了军阀的横征暴敛，深受社会欢迎，再版过多次。
　　2.《资本论》出版于1930年，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文本，虽然 只译了《资本论》的第一编，但这个第一编却是全书最难译的部分。《资本论》中文本面世是世界学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
　　现今日本东京三鹰市亚非文化图书馆，在其“郭沫若文库”中，尚陈列有陈启修1930年译的《资本论》，误认为陈启修乃郭沫若化名的译著。
　　3.《经济学大纲》1929年出版，是陈启修翻译日本河上肇的讲课稿成书，该书浅显易懂，上世纪30年代，我国许多进步青年因读此书而懂得了革命道理，深受其益。延安时期曾列为干部必读十二种书之一，再版过多次。
　　4.《经济学讲话》出版于1934年，全书约40万字，是陈豹隐讲课的主要用书，其中列有对多种价值论的介绍和批判。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社会财富的价值观，直接关系到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制约着社会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对价值论的认识和讨论，回避不了，值得一读，以便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5.《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出版于1932年，这是一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由于哲学的概括度高，因而时效长。书中对各派哲学学说引用广泛，陈豹隐立论精辟，现在读起来犹有清新感。
　　陈豹隐教学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十分丰富。

【泰山讲学 毕生执鞭高校】
　　1929年8月，陈豹隐应蔡元培聘请从日本返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离开北大，任教于北平法商学院。
　　这时候的国民党统治区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又在思想领域发动“文化围剿”，形成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在经济学领域内，表现为中国革命性质及革命对象的论战，以及“复兴农村经济论”、“工业救国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南方一些经济学家，又极力宣传各种资产阶级的价值学说，并集中攻击马克思经济学核心部分的劳动价值说，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一场价值学说大论战。
　　这时候的陈豹隐，由于参加大革命有了革命实践经验;又在日本从事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翻译和著述，学术造诣达到了他一生的高峰。于是，他以名教授的身份，站在北方的讲坛，勇敢应战，成为当时南方一些经济学家攻击的重点，当时称他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北陈”。
　　这场论战中，他坚定地讲述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学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讲述了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并结合有关内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内容丰富，分析透彻，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有的渊博和精湛。讲课内容，由听讲者笔记整理，本人审阅后，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为《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两书，在国内公开发行。1932年暑假，陈豹隐应冯玉祥聘请，与李达一起为冯玉祥在泰山举办的军官讲习班授课，冯玉祥参加听课，这件事又称“冯玉祥泰山读书”。在泰山，陈豹隐联系当时论战讲经济，李达讲哲学。泰山讲学的重大意义在于反击“文化围剿”，提高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冯玉祥当时给他的朋友陈定民写信说: “李达先生来讲过列宁主义及唯物史观，陈豹隐先生来讲过新经济学及政策通论并有其他革命理论。”“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回顾;只有开新，不能复归”。现在，泰山普照寺上端的密林深处，还树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冯玉祥于1935年8月3日手书的十六个刚劲雄浑的大字“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陈豹隐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再到武汉，由冯玉祥推荐，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受张治中邀请，担任军事委员会经济顾问，从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这段时期，他在《大公报》、《扫荡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写一些文章，时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为“如何搞好战时经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豹隐在内战声中，拒绝了到南京的教学聘请，继续留在重庆，并于1946年初，与马哲民一起，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常年在西南学院讲授经济学。1947年初，他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这时候，重庆地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曾延揽进步人士甘祠森、民主人士李紫翔到重庆商学院任课。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豹隐随重庆大学商学院调入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任院务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学组长(即当时的教务长)，声望日隆，1956年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国高教界的一级教授极少，“一级教授”标志其学术地位崇高。相继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任职至逝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