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千家驹

人物简介
　　千家驹（1909—2002），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笔名钱磊。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１９３６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１９４５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１９４９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全国工商联、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１９８９年６月经允许后留居美国洛杉矶。１９９１年３月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鉴于他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民盟中央决议撤销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职务。后回国居住在深圳，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主要作品
　　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广西经济概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

活动年表
　　1909年8月生于浙江省武义县。
　　1926 年17岁时考进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1931年，他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后来在南京被捕，押回北京。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主席。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并为《大公报》撰写社论。后回广西，在黄姚与欧阳予倩等办《广西日报》昭平版。胜利后又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兼达德学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
　　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美国洛杉矶。
　　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后由美国返回祖国，居住在深圳。
　　千家驹先生住院期间和去世后，李瑞环、丁石孙、王兆国、费孝通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社会的良知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恩来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 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文革”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是一颗“明星”。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经济学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