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2010年颁奖现场众嘉宾合影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五家主办单位发起并组织，于2008年4月正式成立了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2009年增加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共同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或两年)评选一届，对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进行重奖，该奖项以经济理论贡献为根本标准，主要奖励已经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每次奖项只奖励一个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五十万元，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的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采取专家推荐、广泛参与、公开评选的方式进行。这将是第一个由经济学家广泛民主推选、社会公众投票参与，近200位重要的经济学家最后评审投票表决，公开评选出来的经济学大奖。

经济学定义：《博弈圣经》中讲到：

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

竞争就是博弈，博弈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自私的学说，使人的行为私下勾结，在理性地尊重事物之后，便腐蚀家庭和所有人的行为，所

以，一直被人咒骂。

经济学是掠夺和救济的游戏，两对手之间主导着人类的不同行为价值，不管你是否愿意要，一定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那一部分。

经济学是一个二特性竞争结构，也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进程。里面的非物质文化思想，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大自然可以分开为每一个人单独运行，又不会产生竞争性，它可以一次次地重复使用而不会降低效用。

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可以感知、可以思想，不能触摸，诱发创造。假如这个与竞争基本对立的文化思想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将会繁荣整个世界。

经济学高级学术著作·新加坡

摘自《博弈圣经》 概言

《博弈圣经》的博弈哲学思想给出——经济的定义：
人们把国正论里的同性质，用四种量具作出的熵区分称为经济。

熵是区分的量具，我们把万物都看成国正论，有意区分它们都会使用规则、货币、飞秒瞬间和熵这四种量具。
经过四种量具作出救济性的区分和流动，那才是完整的经济知识过程。

《博弈圣经》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定义：

“我们把博弈实体分离不变性学说，能容得下宏观经济实体与微观经济性质的语文学通论，看成博弈实体经济学。”

《博弈圣经》里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其实，经济学的行为也不外乎这些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科学发展观里的大道德就是博弈实体经济学。所以，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定义检验经济学里的行为，研究经济学里的现象。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不知输赢的马仔，凭个人临时的感觉，谈输、谈赢、谈均衡。他们围绕着经济学的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特设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第二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设立并组织。2009年起，增加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共同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组成，秘书处设在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第三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评选一次，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奖金总额为50万元人民币。
　　第二章 奖励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理论验证或实践检验，并对中国经济发展或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五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将遵循公众参与、经济学界民主投票产生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遵循尊重历史、学术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章 奖励范围和评选程序
　　第六条
　　候选理论的征集。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集候选理论。候选理论或其代表作应是已经以文字形式公开或内部发表，发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不晚于评奖年份前10年，即2008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8年底，2009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9年底，2010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2000年底，往后依次类推。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需完整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申请表》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推荐表》，并提供申请人和推荐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第七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将申请和推荐的理论以及相关意见在网上和其他媒体公布，公众可对网上公布的候选理论发表评论。
　　第八条
　　全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国家重点高校财经类院系、重要学术刊物和媒体负责人、国际著名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重要经济专家至少100名专家、学者为受邀评审专家。由评审专家投票决定最终获奖者。
　　第九条 评审专家投票结果的第一名为本年度获奖理论。如果第一名获奖者不同意接受本奖项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接受本奖项，则下一名自动递补为获奖者。
　　第十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将聘请公证机构对评选计票全过程和结果进行公证。
　　第四章 奖项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若某项候选理论成果由一人以上分别做出了重大原始创新性贡献，申请和被推荐者可以超过一人。
　　第十二条 若申请和推荐的理论贡献人为一人以上时，应分别说明各人在该课题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第十三条
　　奖项只授予在世经济学家，每人终身只可获奖一次。每届评奖如有其他补充标准，须提前公开说明，评奖的具体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或执行委员会发布。
　　第五章 颁奖
　　第十四条 组委会将邀请获奖者参加颁奖的有关活动，包括出席颁奖仪式、接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金、证书及其他有关活动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经主办单位协商通过，自2008年4月9日生效，2009年6月15日修订，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OO九年六月十五日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全称“北京市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前身为1996年成立的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于2004年12月31日正式注册为独立法人机构——北京市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是以“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了评奖教、学、研成果，资助、组织学术活动，开展教育培训、考察交流、出版等活动，以及其他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的公益事业。
　　从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开始，基金会(包括奖励基金期间)已经持续运行了十二年，开展了多项经济学公益活动，累计公益支出几百万元，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基金会资助了多个经济研究和学术交流项目，编辑出版了多部经济学术著作或论文集，并在高等学府设立奖励，奖励在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经济学人才逾二百人次，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优秀学者或经济界的栋梁。
　　自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包括奖励基金期间)以来，基金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获得了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科学建设和发展的机构和个人的大量捐赠，基金会持续十二年规范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财力也大幅提升，成为国内财力最雄厚的经济学基金之一。
　　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设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是基金会永久性学术公益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是经邓小平、叶剑英亲自批准设立的直属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也是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经过近30年的实践，研究生院已初步形成了从招生录取到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学位授予以及海外留学研究生、成人继续教育和同等学历申请学位等一整套研究生教育和培养体制机制，建立起了适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点的“集中办院、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的办学模式。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直接领导下，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教授资源，研究生教育和培养事业获得了持续健康发展。研究生院下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现有6个教学研究部、38个教学系(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研究所分别设立的35个教学系和国家发改委设立的投资经济系、国家语委设立的语言文字应用系、建设部设立的城乡建设经济系等)。其中经济学教学研究部有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农村发展系、财政与贸易经济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城乡建设经济系、投资经济系、城市发展研究系、人口与劳动经济系、金融系、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系等十一个系。全院现任国内外著名的博士生导师436名、硕士生导师495名，出版和公开发表了大量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我国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研究生院，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7个，自主设立硕士授权点5个，还有公共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在校生1600多人(其中留学生100多人)。到目前为止，研究生院共培养并授予博士学位研究生2000余人、硕士学位研究生近4000人，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学成分赴祖国各条战线并迅速成长为国家经济建设、理论建设、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全院上下正在治理、经营、建设和发展好研究生院的总方针指导下，按照“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的总要求，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加强教学科研和管理两支队伍建设为支撑，以校园建设、教学与重点教材建设和育人工程等三大工程为重点，努力开创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任院长为周扬、温济泽、胡绳、江流、浦山、方克立、李铁映、武寅，现任院长为刘迎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是始建于1912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其师资力量雄厚，既有一批学养深厚、享誉国内外的老一辈学者，又有众多锐意进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目前教授22位，副教授28位，讲师17位，在站博士后32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现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等6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学位点，6个博士后学位点，一个国内成立最早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和12个研究机构。2005年，经济学院共有学生8000多人，其中博士生81人，硕士生286人，本科生748人，留学生119人，研究生课程班学生600人，成人教育部学生6000多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好的，并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学院。目前，经济学院在院长刘伟教授的带领下，正积极加强学院的软硬件设施，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向着未来的辉煌目标大踏步前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98年，其前身可以溯源至1946年华北联合大学设立的财经系，1947年改称经济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后，于1956年重建经济学系，1957年成立世界经济教研室，是新中国经济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宋涛教授先后任经济学系主任和名誉主任，吴大琨教授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六十多年来，经济学院始终走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研究的前列。现任院长为杨瑞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全国享有盛誉。这里是全国第一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第一批建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首批建立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并在评估中列全国第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率先跻身国家百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率先获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级授予权。目前，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系和经济学研究所。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2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等3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世界经济学等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个国家百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1个“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理论重镇，这里创造出大批高质量、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引进与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及创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探索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培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人才等方面，始终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2004年，在由国家教育部评出的全国80个一级学科排名中，以经济学院所属学科为主体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五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位。2007年，在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审排名中，经济学院在全国经济学科中排名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科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现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10个博士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11个硕士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2个博士后流动站，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民经济管理等3个本科专业，1个“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学院在建国家“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985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群英荟萃，大师云集，拥有一批全国一流的老中青结合的教育团队。他们中既有宋涛、卫兴华、胡钧、杜厚文、胡乃武、吴易风、高成兴、刘成瑞、魏权龄、刘起运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学界宿耆，也有以林岗、杨瑞龙、黄卫平、黄泰岩、方福前、顾海兵、雷达、刘凤良、张宇、郑超愚等中青年专家为代表的新一代学术中坚，还有刘元春、周业安、李军林、杨其静等青年学术带头人。学院现有在职教师共有专任教师101人，其中教授45人，副教授42人，博士生导师45人。拥有博士学位的82人，占在职教师总数的82%，具有海外学位的教师17人。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人，委员1人，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4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人，教育部“新世纪(41.92,-0.91,-2.12%)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8人，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9人，入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或主要成员7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结纳四海，贯通中西。目前已与欧美日澳等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经济学院还聘请了斯蒂格利茨、蒙代尔、泽尔滕、斯特恩等诺奖得主和著名经济学家为名誉教授，聘请了马凯、朱之鑫、李德水、魏礼群、刘鹤、宁吉喆、曹远征等一批政府官员和国内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同时，经济学院还与国内外企业、银行、证券、高校、研究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面向崭新的未来，学院将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进一步发扬传统，追踪现代，不断创新，努力创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教学模式，以一流的科研、一流的教学、一流的管理，培养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保持经济学科在全国高校的领先位置，在“创建世界一流经济学院”的进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坐落在美丽的珞珈山麓、东湖之滨，前身为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设立的“商务门”，1928年设立武汉大学经济系，1985年设立经济与管理学院，是国内历史悠久的经济学、管理学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学院涵盖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4个一级学科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一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发展是“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金融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是湖北重点学科。学院现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15个博士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工程、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20个硕士点和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会计学硕士(MPAcc)、工程硕士(项目管理MPM)等4个硕士专业学位点，以及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点；学院设有18个本科专业(方向)和5个本科教学试验班。
　　学院现设8个系、4个研究所及若干研究中心，设党政办公室、科研外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图书分馆、实验中心和《经济评论》杂志等机构。30000平方米的新办公室大楼已于2005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学院现有专任教师246人，教师中有教授90人(其中资深教授1人，博士生导师72人)，副教授78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70%，68%的教师年龄在45岁以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正朝着年龄合理、结构优化、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迈进，中青年教师正逐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学院现有各类在读学生1316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530人，硕士研究生2287人，硕士专业学位学生2200人，全日制本科生3082人，继续教育类学生5061人。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经济、管理专门人才。许多校友在政界、学界、工商金融界取得了突出成就，涌现出张培刚、董辅礽、胡代光、李京文、谭崇台、刘诗白、何炼成、田源、辜胜阻、陈东升、毛振华、杨凯生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内历史最悠久、最早开办管理学院的高等学府之一。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重建管理学院。1996年，美国安泰国际集团出资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管理学院，于2000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2006年3月，学院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院建有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设市场营销系、运营管理系、组织管理系、会计系、管理科学系、管理信息系统系、会展与旅游管理系、经济系和金融系，以及系统工程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所、交通运输研究所、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和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等30个研究机构，建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二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现有专任教师168名，其中教授54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3名)，副教授70名，78.5%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学院现有本科生1536名，硕士生597名，博士生341名，博士后37名，MBA学生1300余名，EMBA学生780余名，外国留学生200余名。
　　交大安泰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同时注重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为国际、国内企业和机构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其独特的风格，力争成为“国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管理教育机构。
　　目前，交大安泰已经正式通过AMBA、EQUIS两项国际认证，并正在积极申请AACSB认证。
　　近几年，学院MBA、EMBA项目均取得长足发展，在英国《金融时报》2008全球MBA项目排名中，交大安泰MBA项目位列全球第41位。2007年至2009年期间，交大安泰EMBA项目连续三年位列“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EMBA”项目第一位。
　　学院还先后承接和完成了一批国家纵向和企业咨询项目，包括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等重要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也每年递增，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数量逐年增多，公开出版的教师专著数量也逐年上升。近五年来有2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坚持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核心是一个“包”字，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产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拟推荐理论提出者：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郭崇毅，张广友，吴象，陆子修，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周诚，余国耀，等等。
　　主要贡献：
　　1．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1980年8月）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陈一谘（1980年8月）的《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论包产到户》，杨勋（1980年7月）的《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杨勋（1981）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王小强、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1981年3月）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陈一谘等（1982年4月）的《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双包到户”后的滁县地区农村经济调查》等。同时他们还主持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1981年4月）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杜润生
　　杜润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同时，他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3．郭崇毅
　　郭崇毅1979年6月《关于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一文认真分析总结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取得空前丰收的情况，认为增产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论证了实行责任制的必要性。1979年8月发表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肯定了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4．张广友、吴象、陆子修
　　张广友、陆子修所写的《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以产计工的调查》一文1979年1月20日在新华社播发，详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张广友1979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一文比较详尽介绍了安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们的经验，对全国农村改革进行了巨大的舆论推动。1980年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作为安徽代表的周曰礼、陆子修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吴象1980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一文论述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吴象、李千峰、张广友1981年1月22日、23日连续发表的《历史性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之一》和《巨大的吸引力——皖、豫、鲁农村见闻之二》文章指出，事实证明，经营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所有制的改变，包产到户是不脱离社会主义总轨道的一种责任制形成。
　　5.陆学艺
　　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在1979年10月的《包产到户问题应当研究》中，从理论上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必要性，认为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1980年11月陆学艺发表的《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改革”，……，“包产到户并不是所谓的‘权宜之计’。作为一件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前途和亿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陆学艺1981年1月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包产到户是现代农业的起点、桥梁，是大有发展前途而不是权宜之计，也不必再走回原来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的老路”。陆学艺1981年9月的《包产到户的动向和应明确的一个问题》一文明确认为包干到户也是公有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是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形式，要稳定下来，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6．吴庭美
　　吴庭美1979年写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开篇写道：“群众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这份报告不久被送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手中,引起了万里的重视并亲自到小岗调查,从而树起了小岗村这个"大包干"的典型,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7．王郁昭
　　1980年初，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981年2月王郁昭写的《包产到户是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上的新突破》一文明确认为，在贫穷落后的地方实行包产（包干）到户，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8．周诚
　　周诚1980年10月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产量责任制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明确指出，实行产量责任制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中具有长久的历史和明显的好处；实行产量责任制是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实行产量责任制符合生产队健全劳动组织的要求。周诚1981年3月在《关于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理论上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产生的条件、利弊得失、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把“大包干”到户看作是生产队内部以农户为单位的产量责任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符合它的基本特征的。
　　9．余国耀
　　余国耀1980年10月在《红旗》杂志第20期发表《怎样看包产到户》一文从正面论述了包产到户的条件、性质和实行包产到户的得失。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它必将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变化。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为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在这次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之后，他们又参与了80年代另外几个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过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杜润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并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张广友，吴象，郭崇毅，陆学艺，吴庭美，周诚，余国耀等都较早的从正面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经验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大都参与过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也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普遍推广贡献了力量。
　　四、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杜润生(1913－)，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50年代到60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参与过新中国历史上最初的高产到户试验。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等职，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他被公认是有深刻影响的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期间，就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对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还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1953年初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979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根据中央精神，他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在杜润生先生的倡导下，从1979到1980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几十名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机关干部、研究生和大学生，决心选择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由此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农发组的主要成员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形成了著名的安徽、甘肃、四川一些试行家庭联产承包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这些报告和论文在当时取得了巨大反响，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之后，农发组主要成员还参加了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若干会议，就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理论名称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厉以宁、吴稼祥等人、曹凤歧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讲明，股份制的出现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不具有特定社会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性质，不是它本身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形式赋予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决定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既不再强调扩股权，只要求有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参股。
　　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要承担其他企业所应承担的经济职能，还要承担国家赋予的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工具。正因如此，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这种转型在单一国有股权的制度安排下相当困难。所以，除了极个别企业实行百分百国有外，绝大多数国企都应从单一的国有产权转向股权多元化，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使企业注重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控股“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或实行“金股”制度，保证企业完成政府赋予的特殊职能。在国企改制完成后，股份制就成了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改革包含两个层面的改革，一个层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层面，另一个层面是证券市场层面。企业制度改革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经理层作为经营者管理企业的股份制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就是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有条件地推动一部分股份制企业成为大众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接受大众股东的监督。借助股份制，国有资本增量问题迎刃而解，而存量部分，原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完成改造。再通过出资人制度，设立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对国资履行监督考核和保值增值的职能。股份制改革以及1992年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相应配套，使得出资人和企业，资产和财产边界划分开来，将原本地位极其特殊的国家、国企也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慢慢接轨，使其作为出资人，与民营资本、外资一样按照同样的市场规则参与游戏。
　　五、推荐理由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最初的企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从提出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产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过去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 厉以宁，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的发言(《厉以宁：被耽搁的股份制》，《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5日)。
　　2. 严斯茂，《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初探》，《经济研究》，1984年，(12)。
　　3. 曹凤岐，《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 曹文炼，《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股份化的探讨》，《经济研究》，1985年，(8)。
　　5. 吴稼祥、金立佐，《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5年，(10)。
　　6. 世界银行1984年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7. 吴稼祥、金立佐，《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职能》，《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3年11月(6)。
　　8. 童大林，《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人民日报》，1986年8月18日。
　　9. 厉以宁，《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6日，(5)。
　　10. 厉以宁，《论股份集资的管理》，《经济日报》，1986年10月11日。
　　11. 厉以宁，《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业的管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12)。
　　12. 刘诗白，《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经济研究》，1986年，(12)。
　　13. 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
　　14. 厉以宁，《补课、趋同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理论版)， 1988年，(l)。
　　15. 厉以宁，《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红旗》，1988年，(1)。
　　16. 厉以宁，《价格改革为主还是所有制改革为主》，《金融科学》，1988年，(2)。
　　17. 刘诗白，《再论社会主义股份制》，《改革》，1988年，(3)。
　　18. 吴稼祥、钟朋荣，《寻找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的桥梁》，《瞭望》，1989年Z1期。
　　19.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科技导报》，1989年，(1)。
　　20. 曹凤岐，《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21. 厉以宁，《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内资金来源》，《学术研究》，1989年，(2)。
　　22.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23. 曹凤岐：《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修订版)，企业管理出版社，1989年、1993年。
　　24.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
　　25. 曹风岐，《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26. 曹凤岐，《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与对策——四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7. 曹凤岐，《改进与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28. 曹凤岐：《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
　　29. 曹凤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并购——六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0. 曹凤岐，《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七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1. 曹凤岐：《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2. 曹风岐，《论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八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3. 曹凤岐，《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4. 曹凤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11月20日晚在北京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获奖的“整体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主张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对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奖者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创建。

　　经192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和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以学术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的方式进行评选的经济学大奖，其宗旨是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每年评选出一个经一段时间检验的原创性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以年来中国经济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盘点。2008年以杜润生及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年以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