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生态人”假设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理性生态人”假设（Rational Eco-man）

　　所谓“理性生态人”是生态伦理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人类行为模式，它基于对传统“经济人”概念的批判，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外，还应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关的自觉环境保护意识。

　　随着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开始从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角度探索与重建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和科技文化模式。

　　理性生态人假设认为，一个理性生态人应具备双重素质。作为生态人， 他具有充分的生态论理学素养；同时他又是理性的，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应的生态环境知识。这样，他既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作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也会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识制定符合生态学的策略。

　　第一,他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

　　第二,他会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识制定符合生态学的策略。

　　作为“理性生态人”,主要有以下特征：

　　1.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尽管目前对于“和谐”的观念,持不同生态伦理观的人理解有所不同,这都是共同认可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人地和谐的自然观的共识,往往体现在环境法规与法律之中。因此,精心立法、严格执法、忠实守法就是坚持人地和谐自然观的表现。

　　2.生态安全第一：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短期的,这时,有关决策应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生态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有着高度的不定性,这时,有关决策应恰当地考虑这种生态安全不定性所引起的风险。安全往往以最大最小原则出现,作为对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约束与补充。

　　3.公平与正义:社会呼唤公平与正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责任、义务”三者是统一的。公平与正义不仅要使权利享有者承担起与其权利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应当承担这一权利所影响的自然界的责任,承担起这一受影响的自然界所引起的社会事务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地区性的,以及国际性的。

　　4.双赢竞争方式:双赢竞争(two-winninggame)现已成为相当流行的贸易话语。在理性生态人看来,竞争不只是在双方之间,而应在三方之间进行。其中第三方是指双方竞争所产生的外部性的影响者。

　　5.利益最优化:这是针对经济人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来的,而且那种利益往往单纯到仅为经济利益。利益最优化原则要求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考察,尽可能将其中的负面影响变为正面的,或将高代价的负面影响变为低代价的。这样,决策行为不能以单纯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应以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总之,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生态化的社会。未来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将会以“理性生态人”理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础。“理性生态人”将是未来社会管理中设计、规划和实施的重要的人力要素。

　　如果说“经济人”具有生态理性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人”的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关系问题，它们是否可以在“经济人”身上“和平共处”？如果它们之间是协调的，“经济人”才可能将两种理性一并“算计”，如果它们之间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经济人”不可能具有“生态理性”。

　　人是环境的产物，是生物圈内的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要在这样的前提下达到利益最大化，必须具有生态理性并且使其与经济理性达成有机统一，确立人类追求效率活动的生态伦理界限，将人为了经济目的而对自然的改造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这种统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

　　从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看，“经济人”的经济理性缺陷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矛盾的，而引起矛盾的原因则是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以及市场失灵的存在。

　　“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理性表现形式多样，就环境问题而言，其有限理性主要表现为：

　　其一，人对环境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人对环境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认识以前，非理性行为在所难免；

　　其二，即使人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人们依然会采用以毁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三，即使上述两个问题都不存在，“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做出有损环境的行为。

　　而生态理性要求人必须具备对环境问题的充分认识，并且自觉约束有损环境的行为，控制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顾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社会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明显存在的，而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环境资源的特殊性

　　环境资源有两个最基本的属性：即稀缺性和公共性，这些特性是导致“经济人”有限理性的重要原因。

　　首先，可供人类使用的环境资源是稀缺的，不仅不可更新资源的总量有限，而且环境资源的再生能力与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人被迫生活在各种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生存环境就迫使“经济人”凡事都要权衡利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无限量地使用稀缺的资源，而不考虑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微观主体使用机会的减少。

　　其次，环境资源是公共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每个人都可以享用，享用者不会主动付费，破坏者也不会主动赔偿。“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益是最佳选择。生产者关心的是利润，消费者关心个人消费的效益，谁都不会主动关心个人行为对公共资源的影响，“经济人”只根据自己的费用效益决策准则来利用环境资源，而不考虑选择的公正性和整个社会的意愿，哪怕形成“公地的悲剧”也与他无关。

　　（2）市场失灵

　　“经济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市场本身却是有缺陷的，其具体表现为市场不能合理地评价和分配环境资源，结果导致商品或劳务的市场价格不反映或不能全面反映环境成本，环境资源的价值不能通过市场得到体现。因此，外部化及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格背离等市场失灵也是导致“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原因之一。

　　环境成本外部化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形式，污染者可以“免费”使用环境资源，并不需要将其经营活动的环境成本计算在内，结果使环境费用不包含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之内。“经济人”对于可以免费使用的环境资源，当然可以尽可能多的加以利用，不顾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极大破坏。

　　环境资源的多用性与价值计算的偏差，导致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没有纳入经济指标体系，结果是使环境资源的生态性使用价值不能以价格形式得到体现，导致环境资源的长期低价甚至是无价使用。“经济人”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仅仅需要支付其经济价值的价格，无须支付其生态价值的价格，他也就不用考虑环境资源的生态破坏以及恢复问题了。

　　依此看来，环境资源的特性以及市场功能缺陷是导致“经济人”理性有限的重要原因，要限制“经济人”的不理性行为，应从正确认识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和弥补市场功能缺陷两个方面着手。而对环境资源特性和市场失灵的认识以及采取必要的对策措施正是生态理性的内容。

　　2.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沟通与协调的实现

　　分析“经济人”经济理性有限的原因，是为了寻求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沟通与协调的途径。结合现代“经济人”学说的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我以为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沟通与协调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1）“经济人”的自利本性与利益趋向是沟通与协调的动力

　　“经济人”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不断演进与发展，“经济人”的含义也在日益充实和完善，并逐渐演化为所谓“广义经济人”或“真实经济人”。

　　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自利性被视为人性的必然表现，不言自明。新古典经济学家抛弃了“经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新制度经济学派更是把经济人概念的内涵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威廉姆森指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其使用的手段也并不都是正当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机会主义倾向是对“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益补充，使“经济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人”。

　　不论是“广义经济人”，还是“真实经济人”，其首要特征仍然是自利性，总是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标。但其内涵的不断扩展为“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协调创造了条件。

　　首先，“经济人”利益目标的多元化包含了沟通与协调的基础性因素。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证明，“经济人”追求的利益目标不仅只是物质财富，还包括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的满足，呈现出利益目标多元化的趋势。随着经济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有物质财富在总目标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非物质需求所占比重愈来愈高的趋势。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生产者把降低环境成本、消费者把景观享受和生态消费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的情形。这就为将生态理性的纳入提供了利益动机，或者可以说，在经济人追求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中，本身就包含了生态理性的目标因子——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为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沟通与协调提供了基础或平台。

　　其次，生命周期为沟通与协调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尽管在很多经济学家眼里和经济学文献里，“经济人”的生命周期问题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但生命周期对经济人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由于生命周期的存在，时间的意义凸显，时间对经济人评估效用会产生影响，而经济活动本身又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这就要求“经济人”在考虑（或计算）利益时必须兼顾眼前和将来、短期和长期，不可能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他通过综合计算与权衡后会明白，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而考虑利益最大化问题时，自然地把生命周期以及时间考虑进去，把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作为目标利益的积分区间，在这个区间内求最大值正是生态理性的体现。

　　再次，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为沟通与协调创造了条件。经济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不论是将来还是现在，都会增加社会成本、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尽管这些损失可能与某些个人并无直接联系，但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整体，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者总是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总是处于不断的、反复的博弈之中。通过博弈会使他们明白：负的外部经济性问题最终会使自身的总利益减少，进而促使他寻求解决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方式，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而利益最大。此外，现实中的生产者往往又是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也有助于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例如，当滥砍乱伐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作为生产者可能得到了短期利益，但他可能遭到两种损失：一是作为生产者长期利益的减少，二是作为消费者受到环境恶化对健康的影响。因此，解决外部性问题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外部”压力，而是有可能演化为生产者“内在”需要的动力。由此可见，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过程正是生态理性实现的过程。

　　（2）“经济人”的集体理性是沟通与协调的保障

　　个体理性是指个别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集体理性是指由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特定集体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集体理性来自于经济个体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反复多次博弈及其学习积累机制。集体利益最大化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其一，并非构成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利益都满足最大化，即不是满足局部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这个集体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必然存在牺牲个别成员的利益以换取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现象；

　　其二，不是满足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整体长远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这个集体的发展必须具有持续性，即把短期和长期统一起来以求得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其三，实现最大化的手段是依靠集体力量的整合。这些内容也恰好是生态理性所呈现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