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告[3]纪录到大约四分之一服用安慰剂的病人,例如声称可以医治背痛的安慰剂,表示有关痛症得到舒缓。而触目的是,这些痛症的舒缓,不单是靠病人报称,而是可以利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这个痛症改善的现象,并没有出现于非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身上。
由于发现了这个效应,政府管制机关规定新药必须通过临床的安慰剂对照(placebo-controlled)测试,方能获得认可。测试结果不单要証明患者对药物有反应,而且测试结果要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群组作比较,証明该药物比安慰剂更为有效(“有效”是指以下2项或其中1项:1)该药物比安慰剂能影响更多病人,2)病人对该药物比安慰剂有更强反应)。由于医生对有关疗程实用性的观感会影响其表现,亦可影响病人对疗程的观感。因此,此药物测试必须以双盲(double-blind)方式进行:医生及病人都不会知道该药物是否安慰剂。
最近亦发现,模拟手术亦会出现相似的现象,所以,有部份的外科手术技术必须进行安慰剂对照研究(极少会以双盲方式进行,原因很明显)。为了使测试得到支持,药物测试群组会比安慰剂对照群组获得更好的待遇。
几乎所有以这个对照方式进行的研究都显示安慰剂对可改善病情。举例:Kahn公佈了一项有关抗抑忧药的整合分析(meta-analysis),发现服用安慰剂的群组中出现自杀或企图自杀的情况下降了30%,而服用抗抑忧剂的群组则下降40%。
[4] 但是,一般研究项目都没有加设一个不接受任何治疗的群组作对照,因此很难推算出安慰剂效应实际的影响程度。
“安慰剂效应”与“反安慰剂效应”是的提出,到现在已超过五十年了,却仍然很明确地时常出现在实验的医疗情境里。而这种效应之所以会存在,就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医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此“人性关怀”绝不能在医病沟通中缺席,医疗生态应该用心经营一个“信任及安心”的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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