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朝中叶张居正所施行的一条鞭法：将农民上缴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折成银两，并明令不得增加其他名目的赋税。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仍然征收其他赋税，如为了应付满族的入侵而开征的辽饷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客观上激化了农民起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累莫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如何从制度上防止“黄宗羲定律”重现？叶青教授认为，

　　1、要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

　　2、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

　　3、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税负率才会下降。

　　温家宝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温总理介绍，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黄宗羲定律”。何谓“黄宗羲定律”？意思是说，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据报载，乡镇一级财政最大的负担是人员开支，这一部分开支占全部支出的70％。我有位同学在镇法庭干了十几年，他最深的感受是，乡镇政府有两“多”。一是闲置机构多；二是闲人多。一位曾在农村担任了17年乡镇党委书记的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乡政府才10来个人，现在竟达到100多人了，这些人都靠农民养活。

　　其实现在乡镇干部的日子也不好过。整天面对那么多的人要吃饭，而乡镇政府又不是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能找农民，于是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应运而生，其结果只能是又给农民增添负担。如果农民负担减轻，岂不会断了这些乡镇干部的口粮吗？

　　减轻农民负担喊了十几年，但农民负担还是一年比一年加重了。其中的症结在哪？我认为关键是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精简机构和人员。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这些人不减少，已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

　　乡镇政府的构建，应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需求，而不能机械地依照上级政府有个什么样的机构，乡镇就非得设一个对应的机构。

　　在机构设置中，不妨引入“定量分析”。根据工作效益、财力情况等测算出一个比例，财政供养人员应占全乡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应有一个尺度，然后照此比例加以控制，该裁的人员坚决裁，该撤掉的机构坚决撤掉。

　　只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些地方才不至于再出现农民减负年年喊，农民负担年年升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