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胀战争》 (谨防中国全面通胀)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在今后的五年，要使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更大的提高，使改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这首先就必须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抑制通货膨胀，这不是一年的任务，而是五年的任务。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就在几年前，国内学者还在用“没有温度的高烧”调侃当时面临过热风险的中国经济。现如今，随着通胀数据的不断飙升，我们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了中国经济不断上升的“体温”。

　　曾经有一部电影《疯狂的石头》，但今天的物价上涨早就比这块石头更疯狂了。在网络上曾经有个非常流行的段子：

　　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价涨了；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没错，如今的物价涨幅确实影响着很多人的心跳。从铁矿石大幅度提价，到石油破百，然后是粮价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价格都在翻筋斗般地加速飞扬，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涨的CPI数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通胀传导的速度正在加快，远在伦敦的铜期货价格刚刚蹿至8800美元，国内的家电企业数日内就提高了新产品的出厂价格，其行动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厂家甚至通过改动原有产品型号，然后就以新产品的方式“暗涨”登场的怪事情都已经出现。毕竟在整个产业链价格都上涨的背景下，任何个体都难以扭转这轮价格上涨的势头。

　　其实，造成本轮通胀的以猪肉为核心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两个“老因素”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通胀势头之源

　　现如今，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货币环境已经再次宽松，全球通胀成定局。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根治中国通胀，而继续拘泥于“头痛医头”式的治理思路，那么再过几年，可能将出现两位数的CPI指数。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及巨额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泛滥的货币供给成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凶。的确，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从来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始于2003年的本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现象也很是严重。

　　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高达16.8%，增幅为1997年进入通货紧缩后的最高，坚持了10多年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果初显的迹象，泛滥的流动性似乎带来了总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我们注意到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费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更多的源于股市的红火，“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至为关键，而且央行2008年初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2006 年多增4599亿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减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荡所湮没，可见目前的消费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因此，弗里德曼的命题在中国不能完全成立，中国的通胀和货币有关，但主要不是货币过剩引起的，过剩的流动性主要是造就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其实，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人口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的边缘。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中国农村数亿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地转移至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内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人口超过两个亿，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保守估计也有3亿人。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了，这3亿民工相当于美国加上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三农”的逐渐城市化，如今已经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现了大量的荒芜，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男耕女织 ”，要是在过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去年的猪肉价格、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

　　自1999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不能满足当年消费。比如，2003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为333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几年在惠农政策的推动下，粮食生产实现了产量的大幅度提高，2007粮食生产更是超过5亿吨，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年增产。

　　但是，就在国内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当年，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现了出人意料地持续大幅度地上涨，这又是何故？若不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生产出现大面积停滞，是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的。虽然粮食丰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增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

　　而且现在的现实是，虽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比较严重。地方官员动不动就是建设国际的大都市，数据显示，目前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有182个，占比82%，都在想着建设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加上农民在城市的收益远高于农村，农民自然没有动力回到农村。

　　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民红利逐渐消失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如若不对农民红利枯竭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最终的CPI将以“咆哮”的方式警示世人此问题的严重性。

　　要想防止更为严重的通胀出现，治本之策理应是改变农村目前新出现的这种经济特征。将部分的劳动力从城市回流到农村，彻底解决留守农村的农民多是“老弱残孤”的现状，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管制政策来平抑农产品价格。

　　比如，猪肉涨价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轻农”和农民红利濒临枯竭的必然。去年，农民不愿意养猪，但猪肉价格实现了三倍的上涨，到现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并没有显著提高，这说明如此涨幅还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农民养猪牺牲的是进城打工的工作机会，机会成本过高。

　　然而刚刚过去的2008年半年时间，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通胀“新因素”。粮食危机猛然而至，世界粮食计划署更是将其称之为“无声的海啸”。人类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仅仅在一年前，ＷＴＯ的多哈谈判中，各国还因为替本国农产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出口份额而不惜“大打出手”，而今天的欧洲、北美纷纷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亚洲国家也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限制粮食出口。

　　虽然目前国内以大米为代表的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但央视的调查却显示，重庆、四川和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撂荒地的规模很是惊人，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空前低落。最近，广东几大粮油市场销售的大米，约98%需要从外地调进，也昭示着区域性的粮食危机已经发生。

　　当前，虽然美国一季度0.6%的经济增速和良好的上市公司报表，顷刻之间人们开始从美国经济衰退的梦魇中回味过来，“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成为新的共识。然而，消费的持续低迷，以及在市场纷纷预期房地产市场依然有10%的下降空间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摆脱衰退的可能，美元也不能因为美联储的降息周期收尾而出现拐点，“见底论”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如果美元继续疲软，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势必将再战新高，150美元的石油、9000美元的伦铜可能年内就成事实。

　　是的，在通胀因素内外交错的当下，老通胀因素还未来得及消化，新通胀因素却不断涌现，治理通胀的确十分艰难。难怪乎温总理直言“通胀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

　　对于目前国内的通胀形势，我们不能用太短视的眼光去审视，诸如临时价格管制类的“头疼医头”式治理只能进一步推高物价，指望用过于“实用”的政策一步到位，最终必将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CPI数据可能破两位数，未来两三年内通胀压力难以明显减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好与通胀做中长期博弈的准备，优化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尽最大努力减少通胀对财富的侵蚀。

　　人民币“6.0时代”：通胀难以应声而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伴着古乐府的佳句，我们不得不慨叹时光荏苒，年华易逝。转眼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三年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价也早就悄然地突破7.0，正式进入了“6.0时代”，三年累计升值幅度高达20%。

　　遥想3年前的夏天，在一片欢呼声中人民币汇改启动，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正式宣告运行。当时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必然减少贸易顺差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但这两年的贸易数据给这条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予以了无情的打击。在“破八”的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774.7亿美元，远高于2005年的1019亿美元。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2007年，顺差更是一下子实现了翻番的增长，达到2622亿美元。如此凶悍的顺差增长速度着实让人汗颜，升值减少顺差注定了将成为一厢情愿的想法。

　　与三年前类似，目前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又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升值减少顺差的愿望无法实现之后，特别是8.7%的CPI数据甫一公布，升值遏制通胀的呼声陡然间异常强烈。一季度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现实也印证了管理层试图通过汇率遏制通胀的政策意图。在次贷风暴底部依然未现，全球货币环境再次宽松的大背景之下，人民币的“6.0时代”通胀能否应声而落，就成为我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升值遏制通胀”切不可重蹈“升值减少顺差”的覆辙。

　　的确，始于去年上半年的本轮通胀，除了国内长期积累的农业问题集中爆发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海外市场。以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推高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由此拉升了PPI和CPI。按照经济学理论，人民币升值能够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故而通过人民币对外汇率的加速升值，能够让实际进口的成本相应地下降，从而遏制通胀。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人民币在对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时，却呈现了“名升实贬”的特征。今年以来，人民币对欧元已贬值5%，对日元贬值7%，尽管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占据大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是影响贸易形势的关键汇率。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贬值却是事实，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对美国贸易额占比仅在2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实贬”可能让升值遏制通胀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海外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并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企及的。在美联储持续放松货币环境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动性将在原先本已泛滥的基础上更为过剩。国际资金在商品市场的恣意炒作，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速度和周期，远远不是货币的升贬所能同步的。比如，LME的铜价从8000美元涨至9000美元可以在数个交易日即可完成，但人民币汇率却难以在短短数天内达到如此的升幅。因此，寄希望于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并不现实，让众多的进口企业练就好在国际市场“厮杀”的本领更为关键，通过多空机制锁定成本，而不是眼盯着汇率。

　　更为重要的是，本轮全球通胀成形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年来包括中国、亚洲和美国等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长期不足，加上货币环境的宽松，使得全球的农产品供求发生了质变，以农产品价格为先导的物价持续攀升也就成为必然。前段时间，国际粮价的上涨速度让人瞠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货价格已经到达了创纪录的0.463美元/公斤，自2001年以来涨了5倍。具体地从中国来看，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将农业的生产水平恢复到从前，企图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挫将是一种奢望。目前，农村的生产者尽是老弱病残者，必须将“三农”问题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最终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化解通胀。

　　是的，虽然人民币已经进入了“6.0时代，”但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控制住物价上涨，不能从技术上锁定工业的成本，而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遏制通胀，最终只会让中国承受更高的通胀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而如今其负面效应已经十分明显。

　　首先，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经济学上有个观点认为，货币升值会压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使贸易账户逐步平衡。但严格地说，货币大幅升值从而解决贸易账户平衡问题有个基本条件，即马歇尔－勒纳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一国进口需求弹性和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的情况下，通过汇率手段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资金价格的低廉，使得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偏低，而且大多数企业的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唯有进军国际市场，比如在闽南，随处可见的鞋服、陶瓷和石雕等出口企业。这两个原因使得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对价格敏感度是不高的，纵使汇率大幅度上升，也无法压制国内企业的出口需求和国际的进口需求。

　　再者，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缓解当前经济过热也作用甚微。始于2003年的经济过热，关键因素是外汇占款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固然与外汇占款联系密切，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1996年以后，为了治理全国性的通货紧缩，央行连续8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9.18%压低至2.25%，将近6年的低利率形成的宽松货币环境，在通货紧缩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世纪初面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恐怖主义的威胁，有段时间还出现了全球性的超宽松环境。但2004年以后，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已逐步恢复了正常的货币环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对中性的区间。但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由于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4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企业成本的控制也带来了严重挑战。只是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后的波动区间也随着扩大。因为波动区间扩大，比如 1%的波动，那么国内企业将很难应对，因为国内企业缺乏具备完全对冲汇率大幅波动风险的能力。像中国银行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都无法避免巨额的汇兑损失，更何况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

　　这与中国金融的稚嫩直接相关。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只会造成大多数企业无法控制运营成本，汇兑的大面积损失是我们的企业所无法接受的。而且，区间一旦扩大，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将会持续加快，也意味着波动区间在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需求。

　　如何防止新一轮大宗商品暴涨

　　国家统计局2008年7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特别是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10.1%，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经济下滑的趋势非常明显，上半年10.4%的经济增速，印证了中国经济高位回落的现实，2007年以来经济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刚刚过去的2007年基本上可以判断为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峰值，今后几年经济增速将处于平稳回落通道，中国的通胀压力将逐步减小。

　　的确，随着前段时间一系列调控措施效应的显现，食品类价格呈现一定幅度的回落基本成定局，但由于农村就业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变，企图食品类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将是奢望。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是否会再次减息，或者未来一年内维持 2%的低利率，可能招致全球商品牛市进入新一轮的上扬周期，从而带动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以及国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由此，未来中国的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的流动性已经因为美联储进入降息通道而更为过剩。本来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到2004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拉低到1%的历史性低点，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源源不断地从格老的“黑匣子”里涌出，虽然随后的3年全球都在尽力回收那4年放出的流动性，但收效一直甚微，从而出现了已经长达6年多的商品牛市。从2004年开始，以铜、锌、镍等有色金属和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了加速上扬，并在去年夏天达到了历史性的波峰。目前正处于经历了去年高位后的回调震荡阶段，除了石油和农产品，其他大宗商品一直都还未突破去年的高点。

　　而现如今，美联储已经连续多次降息，全球的流动性将因为美元货币环境的更宽松而极具泛滥将成事实。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全球的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2年多，美国各主要股指、恒指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股指泡沫化都已经相当严重，全球股票市场消化过剩流动性的容量实为有限。

　　故而，这些过剩的资金重回大宗商品市场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预期将来在商品市场会出现大规模的逼空行情。在未来一段时期，LME铜挑战10000美元，石油继续冲刺200美元将极可能成为现实，其他的大宗商品也势必将突破前期的高点，届时商品泡沫将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吹大。

　　还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在期货市场的运作本领甚是稚嫩，中国因素也往往成为国际资金猎食的“诱饵”，到时候的资源价格涨幅可能将超过我们的想象，因此，国内企业现在就做好套期保值的准备，锁定成本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美联储的降息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央行的降息空间，对中国治理通胀带来更大的难度。

　　现在看来中国本轮通胀还远未结束，一方面农产品带动的食品价格大幅度回落难度甚大，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使得资源价格在未来可能攀升，到时候食品类、交通与通信类以及家庭设备用品这三大类产品价格都将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

　　加息难遏制“中国式通胀”

　　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15日、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的这6个时间点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频率之快，历史罕见。与加息一样频繁的是一年内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在2008年又再次上调准备金率。理论上说，种种以“组合拳”面目出现的货币政策，都旨在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但是，央行如此罕见的紧缩力度并未能见出实效。到2008年6月M2同比增幅依然高达18.48%，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在上半年一度出现回落趋势后，货币供应再度显现增长势头，看来持续紧缩货币，并未能让央行在流动性过剩面前稍显轻松。

　　那么，加息遏制通胀这条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却缘何在中国失效？还是因为加息的速度太慢，没有达到能够遏制通胀的“临界值”？我以为，下面几条可能是影响加息效果的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断裂”的。一般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央行通过加息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信贷意愿，最终通过市场主体的意愿变化来影响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并作用于金融市场。但中国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独特的银行体制背景，使得利率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在银行获得信贷的往往是有着某些特殊背景的企业和个人，他们并不在乎利率的提高。而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来说，由于在银行获得信贷难度很大，往往借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正规的金融手段获取资金。这样一来，央行加息在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痕”，其效果也就只能大打折扣。

　　再者，本外币利率倒挂也使得央行的加息效果遭遇挑战。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一年期固定利率美元贷款，利率区间在6.02%到6.20%，浮动利率美元贷款利率区间在6.09%到 6.26%。而在央行多次加息之后，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已经从3月之前的6.12%调整到6.84%。在这样的利率结构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选择美元贷款要比人民币贷款合适，既能“套利”还能“套汇”，最终不但不能收紧信贷，反而会加剧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局面。看来，货币错配、变相结汇、外币贷款利率压低等因素，已经严重影响着央行的加息效果，也势必将阻碍央行进一步提高本币利率。

　　最后，对于中国目前高额的投资回报来说，不到7%的借贷成本并不能影响企业的借贷意愿。2007年初CCER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1998～2005年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净利润率从1998年2.2%上升到2005年12.6%，税前利润率从3.7%上升到14.4%，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7.8%。如此高的回报率与当前央行的贷款利率相比，其诱惑实在是太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正是因为利率的偏低，加息速度太慢才导致借贷成本与投资回报如此悬殊，但现实情况如此，我们不可能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利率。因此，既然不可能持续大幅度加息，而缓慢小幅度加息又效果不佳，有效收紧流动性都无法做到，更何谈遏制“中国式通胀”了，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加息遏制通胀”的政策逻辑了。

　　谨防物价上涨导致全面通货膨胀

　　如果静态地来看，以目前的物价上涨，就得出“全面通胀已经降临中国”的结论的确有失偏颇，发改委官员“结构性上涨”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当前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因素，可能将招致物价出现全面性的上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才能防患于未然，不至于出现全面通货膨胀。

　　首先，食品价格是本轮物价上涨的“元凶”，食品价格上涨的根源又在于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等价格的攀升。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不知不觉间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不少农民放弃了农业生产，农村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不少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79.4%。我分析，猪肉涨价除了不少农民放弃养猪造成供给减少之外，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是农民自己亦成了猪肉的需求者，这在以前农民“自家有肉”的情况下并不多见。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结构也都有着类似的变化。因此，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未来将长期影响着价格的上涨。

　　要想防止物价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治本之策应该是改变农村新出现的这种经济特征，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是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平抑农产品价格。现如今，像安徽、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甚至开始出现土地荒芜的现象，农民 “抛地进城”的事情已不再鲜见。

　　再者，以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还将攀升。虽然前6个月原材料、燃料等的价格只上涨了3.8%，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下降，但是一旦商品期货市场重新开始单边上扬，那么以原材料、燃料等为代表的商品价格也势必将开始上涨，并随之带动空调、电视等电器以及交通通信类产品价格的上涨。

　　国内企业此时加紧做好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准备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对于工业企业来说，要想锁定生产的成本，未雨绸缪选择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就成为其唯一的选择。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国内企业并不具备在期货市场锁定成本的能力，既缺意识更缺人才。因此，防止CPI中这些价格发生“质变”式的上涨，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给企业提供相应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帮助企业锁定成本就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只有这样，纵使商品市场有“风吹草动”，也不会出现物价的大幅度上涨。

　　最后，遏制通胀的相关政策必须有前瞻性的考虑。目前，国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通过加息遏制通胀，但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断裂的，本外币利率倒挂以及投资回报偏高等因素，都实实在在地在左右加息的效果。货币政策对“中国式的通胀”的影响力度有限，必须依赖财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防止物价上涨转化为全面通胀。比如，财政方面，应该增加对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补贴，将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大多数人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但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的收益不会太低。同时，政府要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猪肉价格的上涨除了供求关系的因素以外，和少数不法商贩的投机行为也不无关系。政策的前瞻性，对于防止物价上涨转化为全面通胀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运行，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以及巨额顺差等指标都预示着经济有“过热”的趋势。此时CPI突然开始迅速上涨，让中国经济开始有了“温度”。“没有温度的高烧”已成为过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CPI，人民币升值以及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将会更为艰难。因此，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将全面通胀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多管齐下反通胀

　　肇始于2006年底的本轮通货膨胀，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峰值后现在已经回落到5%以下。一年多来，中国面对通胀压力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措施来应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农业政策以及价格控制，多管齐下。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从2007年3月18日开始到2007年12月21日，中国央行已经连续6次加息，将存款基准利率从2.79%拉升至4.14%，贷款基准利率从 6.39%拉升至7.47%，加息总幅度和速率都是前几轮通胀时期所未见的。的确，加息是任何国家治理通胀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在需求高涨、经济过热的时候。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加息的有效性一直备受质疑，在“加息难遏制‘中国式通胀’”的小节里，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近两年经常使用的另外一项政策工具。从2007年1月5日到2008年6月7日连续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至17.5% 的历史最高。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使用无疑会对市场产生紧缩效应，然而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创下新低，由此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在不断缩减。根据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8年3月末时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率为2%，其中四大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低于2%，仅为1.5%和1.3%。所以，当此形势之下，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就在所难免。

　　直接收紧信贷是中国央行控制货币的另外一个政策。从控制信贷投放派生货币、降低货币乘数的角度来看，紧信贷有利于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过热时，全面紧缩信贷无疑是有效的。2007年12月份，坊间开始传言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新增贷款目标，对信贷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按季度调控，以便有效地针对具体情况出台调控措施，避免每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控制贷款增速。而且现实的情况是，从2008年1月份开始，事实上已经在按月度调控的方式对信贷投放进行控制。可见，在从紧货币政策基调之下，央行控制信贷的决心十分坚决。央行通常在每年初确定年度新增贷款目标，比如2007年的信贷目标是2.5万亿，但最终实现了3.63万亿。

　　但实际上，上面的这些宏观紧缩政策并没有外界宣传的这么严格，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却是“不紧”。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前7个月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已经增长了3.1万亿人民币，而整个2007年的增量为2.9 万亿，广义货币供给也一直维持在16%以上的高位。这在“中国流动性的泛滥”一节将有详细的论证。

　　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当局打压通胀的另一政策工具。本币升值在理论上可以起到紧缩的效果，也可以抑制通胀。自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20%，但是就在这三年，人民币越升值，通胀越严重。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5.13%，但是名义有效汇率仅升值1.63%。二者差距巨大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也就是国内物价上涨带来实际汇率自然上升。因此，升值对抑制通胀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中国依然在实行直接价格限制的措施。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目前看来，虽然价格管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短期有效、长期扭曲价格机制的做法的后遗症却是极大的。比如，2007年以来的情况是电煤的价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绍兴的电煤要820元/吨，广州更高达 1000元/吨。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电价不变，发电就没有积极性，政府把发电作为政治任务来部署，问题是可以坚持多久？煤与电的矛盾早就存在，本来也要解决，无奈通胀一来，为了抑制物价上涨，政府更不敢同意提电价，这势必使电的供不应求更加严重。

　　整体来看，2008年，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这些冲击使通胀水平不断攀升，又使经济放缓迹象明显。我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胀高企和增长放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基调，宏观调控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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